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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今天（1907年10月29日），一个男人在家中悬梁自尽，殁年53岁。 他叫李钟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原山阴县令。 在此之前，李钟岳已经自杀了好几次，有一次是跳井，还有一次是院中老树自缢，但都被妻子发现，及时救下。 这一次，趁家人不注意，再次自杀，终得解脱。 百余日以前（1907年7月15日），李钟岳率一众衙役，押送鉴湖女侠秋瑾步行至绍兴轩亭口赴刑。 自那天开始，李钟岳便终日闭门不出，并经常独自一人对着秋瑾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七个字黯然泪下，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身边的亲友安慰李钟岳，对秋瑾之死大可不必如此自责。 但李钟岳始终难以释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身亡。时任山阴县令的李钟岳接到上司命令，查抄大通学堂，拘捕徐锡麟同党秋瑾等光复会成员。 李钟岳一面向上司陈情，竭力保全大通学堂，一面放出抓捕的风声，又故意按兵不动，拖延时间，好让秋瑾等人逃走。 7月13日，绍兴知府贵福严厉斥责，并亲自督视李钟岳率人前往大通学堂捉拿“乱党”。李钟岳下令兵丁，不许杀人，只许活捉。于是，当场拘捕秋瑾、程毅等师生8人，押至县署。 第二天上午，贵福又命李钟岳赴城外查抄秋瑾住秋。为了避免牵连更多的人，李钟岳故意不让手下人搜查秋瑾居住的小楼，只在院内翻了一阵后便草草收兵，结果无获而归。 7月14日下午，李钟岳奉命提审秋瑾。他不忍对秋瑾用刑，稍加审问后，便设座让秋瑾坐于椅上，并取纸笔给秋瑾。秋瑾遂提笔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绝命诗句。 知府贵福从密探处得知此情形，大怒，气势汹汹地责问李钟岳：“为何不用刑讯，反而待若上宾？” 李钟岳回答：“均系读书人，且秋瑾又系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 贵福见李钟岳这种态度，便于晚间亲去杭州，从浙江巡抚张曾扬处讨得“就地正法”的手谕，又于深夜赶回绍兴府署召见李钟岳，出示了张曾扬手谕，令其立即斩杀秋瑾。 李钟岳仍据理力争：“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贵福厉声训斥道：“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 李钟岳长叹一声，知道事已至此，再也无力回天了。 7月15日，行刑之前，李钟岳询问秋瑾还有何要求，并请秋瑾谅解，“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说完，当场“泪随声堕”。 秋瑾提出不要枭首、刑后不要剥衣服等要求。李钟岳一一答应。 秋瑾遇难仅三天后，李钟岳便因查办秋瑾一案不力并且有庇护行为，被革职。离任之日，绍兴绅民数百人，乘船数十只，送至距城30里的柯桥，仍恋恋不舍。 对于丢官弃职，李钟岳并不介意，独对秋瑾之死心怀愧疚。临别之时，李钟岳对送行的人说，“去留何足计，未能保全大局，是所憾耳！” 离职后，李钟岳寄住杭州，在良心的自责下始终不能释然。百余日后，李钟岳在家中悬梁自尽。消息传出后，浙江士民哀痛惋惜，前往吊唁者三日不绝。上海《中外日报》《申报》《新闻报》等媒体争相报道，绍兴知府贵福与浙江巡抚张曾扬在舆论谴责下，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辛亥革命后，秋瑾案昭雪。秋瑾生前好友于1912年在西子湖畔建秋瑾墓和鉴湖女侠祠，特将李钟岳的“神位”祀于祠中，上题“清山阴知县李钟岳之神位”，下书“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以纪念李钟岳保护秋瑾和为秋瑾殉道的悲壮义举。 在大清的官场，最不缺的就是贵福这样的酷吏，行事心狠手辣，手段残忍。晚清最著名的酷吏之一毓贤，在担任山东曹州知府不到一年时间内，就以“站笼”酷刑处死无辜百姓超过两千人，后在担任山西巡抚时，又诛杀群众一万多人。 李钟岳是大清官场的一个异数，他给了秋瑾最高的礼遇，让她免受刑罚之苦，为她保住了做为人的基本尊严。 在可能的范围内，李钟岳努力做到了“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奉命做违心之事时，仍然保存一份愧疚和恻隐之心。 因了这份愧疚和恻隐之心，山阴县令李钟岳竟然以身相殉。人生自古谁无死，然李钟岳的死，算得上是千古绝唱。 满清入关以后，剔发易服，又经过几番杀戳后，读书人的脊梁悉数被打断，士大夫精神亦荡然无存，满朝尽是追名逐利之徒，不知廉耻为何物。 李钟岳用自己的死，为大清的士大夫稍稍挽回了一点点体面，也昭示了一个人即使处在迫不得已的困境之中，依然有应当坚守的底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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