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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
1907年7月15日晨，秋瑾，一个30岁的女性，在没有确供、没有实据的情况下，被清政府以试图谋反的罪名杀害。受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鼓舞的社会舆论，对涉嫌参与制造“秋案冤狱”的涉案人及晚清官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口诛笔伐，严厉谴责“杀人以媚人”的浙江巡抚张曾敭、“戕无辜之国民”的绍兴知府贵福等人。
一、贵福：负罪偷生死
在秋案所有涉案人中，民愤最大的莫过于时任绍兴知府的贵福。从贵福当时的社会地位和一生作为来看，他根本算不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唯其主谋杀害了秋瑾，才在历史上留下罪恶的一笔。贵福的生平经历，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注意，加之其本人做贼心虚刻意掩饰，因而历史文献中有关他的记载颇为少见。
从现在掌握的一些史料看，贵福，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是香山健锐营镶黄旗人，蒙古族，也是香山营旗中唯一考取进士的人。1906年，贵福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当时，秋瑾在绍兴主持大通学堂，是绍兴风气革新的一面旗帜。贵福去大通学堂视察，还以秋瑾的字“竞雄”为名，题赠“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的对联。据说，为了掩护革命，秋瑾还叫贵福“寄父”、“义父”。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捉拿秋瑾，贵福也有过迟疑，一则秋瑾在绍兴当地享有名望，二则自己与秋瑾毕竟有些交情。秋瑾涉嫌“谋反”，对体制内的贵福显然是不利的。贵福左思右想，最后决定从杭州调兵办理秋案，一则保密，二则避嫌。清兵到位后，贵福又犹豫了。对贵福的担心与恐惧，张曾敭也大加斥责：“派去兵队，系为拿匪之用，岂为府县看家，种种畏葸，办理乖方，……若再因循误事，非我所能宽贷也。”正是张曾敭的督电，促使贵福最后下定决心拘拿秋瑾。7月13日下午，贵福下令包围大通学堂，拿办秋瑾，并连夜“三堂会审”。为了获得证供，贵福同时下了两道命令：一是严刑取供，二是搜查秋瑾祖宅。
但贵福没想到的是，两道命令都没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秋瑾受刑，拒不招供。搜查秋宅，一无所获。一方面，由于没有秋瑾谋反的确证，舆论对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子充满了同情。另一方面，秋瑾“义父是我同党”式的乱供。贵福内心的压力和恐惧可想而知。面对这个难以收拾的局面，贵福只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赶紧了结此事。于是贵福亲拟电报“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得到张曾敭批准后，贵福急不可待下令将秋瑾处死。
贵福的快刀斩乱麻却彻底激怒了舆论。为了平息众怒，贵福抛出了《绍狱供词汇录》。但包括《申报》在内的诸多媒体，公开对这个供词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虽然贵福在表面上装出“身正不怕影斜”的样子，但后来发现的一封贵福本人的手札却坦露了他当时的恐惧：“沪报倒置是非，有如疯犬纷乱吠咬，刺刺不休。大率党人私愤，居意讳其逆迹，彰其名誉，蛊惑天下，泄其兔死狐悲之憾，当不值天下识者一也。现此案业已就鞫结，排印传单宣布罪状，用特寄奉百张，即祈察览，为之分送，俾阅者得释报纸疑团，而息谣惑人听耳，是为感。”
在汹涌的舆论面前，贵福自知无法再在绍兴安身，便到处活动谋求调任。据清末民初李宝嘉所著《南亭四话》载：“贵福既杀秋瑾，意不能自安于越，乃运动当达，移知衢府，衢人，复电政府严拒之。贵既不获逞，乃亲走京师，求他调。得宁国府命下。”听闻贵福可能来皖，皖省南北绅、学、商界百余人在芜湖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后发表二电，一致贵福本人：“鉴公为社会不容，世所共知，宁人不敢戴。”二致皖抚藩学电：“贵福为绍衢不容，宁国亦不敢承认，豫守在宁士民爱戴，乞缓迁调，以定人心。”
在皖人的强烈抗议下，贵福进退失据。既不招人待见，又不容于清议，贵福只好弃官归隐。辛亥革命后，贵福的清静日子也过不了了，担心革命党人复仇，贵福被迫改名换姓。为防革命党人掘墓泄愤，贵福还将父母墓碑上的字都凿掉了。通过这种方式，贵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功地“人间蒸发”。直到2000年5月，北京香山人工滑雪场施工时，工地上发现了一处墓穴。根据墓志铭，墓主正是贵福。原来，早在民国五年（1916），贵福即已改名赵景祺。“九·一八”事变后，赵景祺追随溥仪去了伪“满洲国”，管理北陵、东陵事务。1936年12月，赵景祺病殁于沈阳，由其二子扶灵回京，秘密安葬于卧佛寺西山。照其遗嘱，不立碑不设坟。贵福企图以无字碑的形式，逃避历史的惩罚。虽然这块“余生居士墓志铭”，竭力将贵福描述成一个忠君爱国的臣子，“事必躬亲，常轻车简从，出巡域邑，与乡人士周旋，问民疾苦，视若家人，众人皆爱戴之”，而对于历史指控他杀害秋瑾一事，则尽可能地掩盖，“居士分别首从，力为开脱，转奉电旨，仅以秋瑾正法，余均宽免……”但不管如何，贵福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张曾敭：死骨埋泉羞
在秋案中，如果说绍兴知府贵福是急先锋、马前卒，那么当时的浙江巡抚张曾敭则是幕后黑手。正是张曾敭，亲自下令处死秋瑾。
张曾敭，字小帆，号静渊，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同治七年进士出身，从辈份上讲，张之洞还是其侄。赴浙之前，张曾敭曾宦游多地。张曾敭其人，为人刚介，却精于权术。宦游期间，张曾敭还是积累了一些声望的，但最后还是因为秋案晚节不保。张曾敭体弱多病，1905年调任浙江巡抚后竟然一年之内两次奏请开缺。1907年7月，安庆事发后，新任安徽巡抚冯煦根据情报，密电张曾敭搜捕革命党人。而几乎在同时，张曾敭也收到了贵福关于绍兴大通学堂私藏武器，密谋起事的禀报。对革命充满恐惧的张曾敭，急令杭州巡防营统领李益智带兵往绍兴逮捕秋瑾。
张曾敭是一个较为守旧的官僚，向来主张乱世用重典。因此，对于即使尚未举事的革命党人秋谨，这个专制时代的封疆大吏也没有任何同情。在办理秋案上，张曾敭态度强硬，堪称“勇毅”，贵福迟疑，按兵不动，张曾敭严加斥责：“此事人手，必须从严，始能解散，若意存消弭，酿祸必大。”贵福电请“将秋瑾先行正法”，张曾敭即刻复电“秋瑾即行正法”。次日，还亲笔写信催问“秋瑾已否遵办？”
秋瑾被杀的消息传到杭州后，“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当时的《杭州白话报》登载了一幅题诗插画，波涛滚滚的浪潮中有一只鼓足了风帆的航船，上头两句：“秋雨秋风天欲黑，张帆暗送浙江潮。”“秋雨秋风”是秋瑾供语，“张帆”却寓指张曾敭本人（张字小帆）。当时的才女吴芝瑛（也是秋瑾的好友），以真名实姓公开发表了对张辛辣的嘲骂：反常移性者欲也，触情纵欲者禽兽也，以浙帅之贤，岂嗜欲之流、禽兽之类与？
面对舆论的口诛笔伐，张曾敭显然缺乏心理准备，张曾敭只知道秋瑾是革命党人，却并不清楚秋瑾在绍兴的声誉和威望。从这一点上讲，张曾敭对秋案的后果，其实远不及贵福看得清楚。在巨大的压力下，张曾敭无奈托病请假。同时，跟贵福一样四处活动争取异地就任。但是，在报纸刊发“张曾敭调补江苏巡抚，迅速赴任”的“上谕”命令的同时，早已义愤填膺的江苏士绅闻风而动，联名在《申报》发表声明《江苏绅士致都察院电》：“朝廷因地择人，臣民何敢妄议……惟张曾敭近因绍兴党狱，纵兵枪毙无辜学生，又派员搜查学堂，更肆骚扰。苏浙接壤，舆论已哗……张曾敭遽即来苏，人情汹惧。为此迫切沥陈，伏乞据情代奏。”又称：“浙省之所拒，宁可以苏省为藏垢纳污的所在？”
请调于苏，实为一招臭棋，除了自取其辱，没有任何意义。浙人排张、苏人驱张，官居二品的封疆大吏名誉扫地，犹如丧家之犬。为挽回颜面，张曾敭授意某报刊登消息：“本拟俟一月假满，即赴苏任；惟近日病益增剧，假满之后，尚须续请，请公奏派护理。”明眼人一看便知，张曾敭得的是“政治病”。清政府也不得不对民意表示出相当的尊重，作出让步：“张曾敭着调补山西巡抚。”
据当年的《时报》记载：张曾敭离杭“起程时，自知民间结怨已深，恐有风潮，故乘火车赴埠。及由八旗会馆至清泰门外车站，有军队拥护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为官一任，得此下场，自是活该。
张曾敭自此黯然隐退。辛亥革命起，移涞水。光绪灵柩葬于西陵后，这个清朝遗老常对西陵哭泣。民国十年（1921）正月初二，张曾敭在新年的鞭炮声中病逝。
三、李钟岳：余生只自嗟
李钟岳，字崧生，又字申甫，号晴岚，山东省安丘县辉渠乡北辉渠村人。1907年，被任命为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知县。秋瑾主持的大通学堂就在山阴县，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父母官李钟岳早就仰慕秋瑾的才学。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发后，张曾敭急电贵福，要求立即查封大通学堂，贵福又命令到任不到半年的李钟岳执行。
接到命令后，李钟岳立赴府署，向贵福陈述“该校并无越轨行动，不可武力摧残，惊动地方；容俟暗中调查，是否确实，再定办法。”李钟岳消极办案，引起了贵福的不满。7月13日午后，贵福传李钟岳至府署，厉声喝斥：“府宪命令，汝延不执行，是何居心？限汝立即率兵前往，将该校师生，悉数击毙，否则我即电告汝与该校通同谋逆，汝自打算可也。”并抛出了张曾敭二次催促的电令后，拂袖而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钟岳已经没法再推脱。当日下午4时许，在贵福的监视下，李钟岳只好会同李益智从杭州带来的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等人被当场抓获。
初时，秋案系山阴狱。在贵福的催促下，李钟岳提审秋瑾，却并未用刑，甚至破例设座。得到密报的贵福勃然大怒，责问李钟岳：为何不用刑讯？为何待若上宾？李钟岳则以“均系读书人，且秋瑾又系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来辩解。张曾敭“就地正法”的手谕下达后，贵福交办李钟岳执行。李钟岳据理力争道：“供证两无，安能杀人？”贵福厉声训斥道：“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请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凌晨3点，李钟岳再次提审秋瑾，也就是在这次提审中，秋瑾用朱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
▲秋瑾坐姿像
李钟岳虽然参与了拘捕、审讯和监斩秋瑾的全过程，但在秋案中，他有自己的坚持，亦作过种种争取。在秋案中，李钟岳消极办案、多方维护，让贵福无法容忍。于是，未过3日，李钟岳即因“庇护女犯罪”被革职。与贵福、张曾敭等涉案人受到激烈谴责相比，绍兴人民对同样涉案的李钟岳却格外宽容，甚至将他视为保境安民的英雄。连受害者家属都说“李令贤明”，这在中外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的。李钟岳离任之日，绍兴绅民数百人，乘船数十只，长送不舍。
离职后，李钟岳寓居杭州。而此时的秋案持续发酵，在社会上扩散。然而，绍兴人越是宽容，对良知未泯的李钟岳越是折磨。终于，在秋瑾遇难百日之后，李钟岳在寓中悬梁自缢。对于李钟岳自杀起因，也有过多种说法：有说他撤职后“在省候差很久，未获补缺，以致情绪不宁，投环自尽”；有说他担心清政府欲进一步追责，而“益形愤郁”。最流行事实上也最可信的说法是，秋案后李钟岳一直被“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负疚感痛苦地折磨。不难想象，怀着沉重的愧恨，眼见同情秋瑾、痛骂凶手、拒斥张曾敭的风潮日起，李钟岳所受良心的谴责也与日俱增。无法释怀，竟致抑郁。据说，李钟岳先后几次自杀未遂，一次跃井被救不死，数日又结绳老树，却被夫人发现。
李钟岳的自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官场普遍存在的离心倾向。在文明的阳光没有照到的年代，在普遍的人性没有觉醒的时刻，李钟岳的选择无疑呈现了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因此，《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说：“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1912年西子湖畔秋瑾墓和鉴湖女侠祠落成，李钟岳的“神位”也祀于祠中，把受害人和施害人放在一起纪念，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秋瑾之死，在晚清社会掀起的波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秋案涉案人的下场和结局，也预示着社会思潮的转变。学者夏晓虹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指出：“从民间团体的抗争到统治阵营的离析，从质询法律依据到实行革命暗杀，晚清社会变动的诸般征兆，在此案例中已有充足的表现。”秋案事发后30年，秋瑾之弟秋宗章曾说：“文字之鞭挞，口舌之声讨，竟产生不可思议之效力，虏廷卒亦不得不酌予量移，以慰民望。此诚胜清一代，破天荒之创举。而民权之膨胀，亦有以肇其端矣。”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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