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藏施蛰存钞《还轩词》题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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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吴万平成了一位小知青。那年他在合肥七中初中毕业。他是“独生子”，况家里又“没有”父亲，他是可以争取留城的。当时的政策，像他这样的情况，有15%的留城名额，但是他放弃了争取的机会。他主动报名要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他或许不承认，但按我现在的分析，当时他其实是以被动逃避的方式实现主动革命的目标。他家里没有“父亲”这个人，有的只是“父亲”带来的压力，像一道浓重的阴影，或一道魔咒，摆不脱，走不出。自六岁起他再没有见过父亲，他的日常用语中也没有“爸爸”一词，他不知道他父亲在哪里，也不想知道。他认为他早已经做到了“没有父亲”，为什么别人总认为“父亲”一直在家里，在他身边？他已经说过多少次，他和那个人们认为是他父亲的人毫无关系，为什么人们就是不信？
于是他要离家。他要成为知青。他要表现得更无私，更革命，更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更愿意为宏大壮丽的事业献身。他已经“没有”父亲。他不要“父亲的儿子”这个身份，他要“革命青年”“有志青年”等等称号。他不要留城呆在家里，他要志在四方。
1968年11月，他来到了安徽省贵池地区的唐田公社做了一名知青。在这里他一呆就是六年：种田两年，任生产大队茶牧队指导员两年，当小学语文教师两年。
唐田公社原来不叫“公社”，叫“乡”，1958年改成了“公社”，1984年又改回了“乡”，2001年起，又开始叫“镇”。这一系列“循环往复”是中国当代农村无数地名的共同演化轨迹，名称背后则是一部50年天翻地覆的农村史。
这个叫“唐田”的地方，按现在网上的说法，是地处贵池区西南部，东邻牌楼镇，南连石台县小河镇，西至大渡口镇、胜利镇，北靠殷汇镇、牛头山镇、铜山镇，东北距贵池城区43千米，北距省会合肥233千米。
已经离开合肥233公里了！吴万平想，他的父亲可以“消失”了吧？但是并没有。
他觉得他要更刻苦地读书，更拼命的劳动，以争取更优异的表现。他已经读了那么多革命文学作品，他的心已经很红很红，可为什么别人还是不相信？十几年之后，回忆起自己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他觉得既自豪又迷惘。他说：
“1966年，我十四岁。那时，我就已经阅读了建国以来出版的大量文艺作品：绝大部分的长篇小说，全部的《人民文学》和《诗刊》杂志，此外还有少量的诸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刑下的报告》等一类翻译作品。《红岩》等作品中许多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贺敬之的著名长诗《雷锋之歌》中的许多片段，我都曾满含热泪反复背诵。我渴望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生活，向往着崇高、伟大和牺牲。党和领袖在我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竭尽全力去冲锋陷阵。……我的浪漫主义理解以及幼稚的想法，一直持续到1970年以后……
他甚至说，那些年“可以失去的属于个人的一切——宝贵的青春、真诚的爱情、鼓舞人的理想以及家庭的欢乐，都失去过”。
这是1982年他的回忆与感慨。那时他即将大学毕业。尽管展望未来他依然豪情满怀，然而重要的是：他终于承认了他生命中的“失去”，而且曾经失去了“一切”。
之前他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失去”过什么，相反，他唯恐自己没有机会奉献与牺牲。1979年之后，一旦他面对他重新“得到”的东西：大学，恋爱，理想，尤其是——父亲，“失去”就追来了。因为重新“得到”，才有曾经“失去”，他才敢于说自己曾经失去了“一切”。
就在他深陷“失去”情绪之后的三四个月，1982年10月，他在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遇到了《还轩词》。以后写学术自传之类的文字，他会这样表述：
“1982年10月起，我在业余时间研究女词人丁宁，历时两年。直接成果是，发表了论文《丁宁及其《还轩词》》（《艺谭》1984年第1期），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四等奖：出版了《还轩词》校注本。分担一三两卷的校注及全书统稿。间接成果是，掌握了古籍校注的一般方法，进一步熟悉了各种文史工具书如《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
现在是2022年的10月，恰是吴万平研究丁宁及《还轩词》40周年。迄今为止我写的《“深圳落叶”》都算是纪念这位最早研究丁宁及其《还轩词》的人。在他之前，丁宁获得的是同行的肯定、同事的怀念与师友的赞誉，但并没有获得“研究”。吴万平是自觉研究丁宁的第一人。他的“自觉研究丁宁”，带来的是学术界研究丁宁的“自觉”。这个有些微弱的“自觉”，诞生在一个宏大的“自觉年代”，既偶然，又必然。
虽然，他没有告诉过我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喜欢研究丁宁，但是我想我已经接近问题的答案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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