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间,当冈村宁次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该方面军实有兵力245000余人, 马匹52000头和汽车8000辆,简单算算就知道,华北日军平均每30人就拥有一辆卡车。如果再把骑兵的数量和非作战人员的因素考虑进去,则平均15到20个人就拥有一辆卡车,因此必须承认,华北大平原上日本鬼子的摩托化能力,在那个年代,至少跟我们对比还算比较强的。
(毛驴大队长)
《生死十日》最重要的情报,是日军调动八辆卡车运兵一个大队偷袭,至今没想明白,装得下几百号鬼子兵吗?
第二项则被抗日影视剧给忽略了,在很多八路军、游击队老战士的抗战回忆录中,都提到过伪军、汉奸是坐着“大车”下乡的,所谓大车就是“马车”,华北和东北农村最常见的运输工具,至今在偏僻的农村其实还有呢。“马车”的优势在于,第一数量较多容易征集,而且使用的也不是军马;第二,既可以让伪军和汉奸乘坐,“扫荡”完了还可以拉上抢来的东西。 (大车) “大车”的缺点是也要依赖道路,至少得是公路或者土路,在村镇和城市里面穿街过巷,总归是不够灵活的。所以穿有条件的汉奸队伍,确实要选择第三项,那就是搜罗和装备一些自行车,这帮家伙还经常执行侦察、偷袭、追捕等特殊任务,光靠两条腿或者赶着马车肯定是不方便的。 最让人难忘的,应该是《敌后武工队》里面铁杆汉奸刘魁胜的“夜袭队”,这帮混蛋的标配,就是一人一辆自行车、一把驳壳枪,然后经常在夜里突袭和偷袭抗日堡垒村。汉奸们选用自行车,除可以弥补身体素质的不足外,还有两个优势:一是行动迅速,可以快进快出免得被抗日武装包围,二是动静比较小减少了暴露的可能。 自行车作为一个舶来品,有据可查的是,早在1868年的晚清时代就已经进入中国了,当时还属于稀罕物,老百姓肯定买不起,清末曾经首批购置100台是给邮差专用。随着成本的下降,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代步工具,数量也越来越多,到1948年北平的自行车总量已经达到176970台,倒推一下,抗战时期的数量也不会太少。 尤其是30年代后期,日本人先后在沈阳、上海和天津都建了自行车厂,使自行车的获得相对比较容易了,当然日本人也就有条件给汉奸们装备一些。我们小时候俗称的“洋车子”,多半指的就是这些“东洋货”,因为日本人生产的自行车,在当时的中国保有数量最大,说什么日本人的小短腿骑不了“二八大杠”,肯定是有点过分了。 其实日本兵在城市里面,骑自行车外出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玩意儿一不用草料二不用汽油,对于缺乏资源的小日本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出行工具,无非是影视剧很少展现罢了。但是要注意,自行车并非日军的制式装备,比如在马来半岛、在缅甸等地组建的“银轮部队”,那都是属于临时征用和组建起来的,战役结束就弃用了。 既然并非制式的军用装备,自行车在当时就成为“半军半民”用品,那么身份和地位比较尴尬的“二鬼子”就成为自行车的主要使用者,这倒是历史事实。《烈火金刚》里面的八路军侦察员肖飞,有个著名的故事“肖飞买药”,便是骑着缴获来的自行车,孤身入城,因为这个打扮和形象,几乎就是汉奸便衣的标准“行头”。 为什么自行车不是鬼子的制式装备呢?因为中国太大了,且地形和道路非常复杂,靠人力来蹬的自行车,既不能完成长途行军,也不适用山地河川,鬼子既然有卡车、摩托车、装甲车和军马,没可能再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偶而或者临时用用还说得过去。看过一部电影,应该是丹麦抗德的片子,其军队确实装备了自行车,可是丹麦全国才有多大? 既然汉奸们装备了不少自行车,有了行动上的速度优势,那么我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以及游击队,当然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掉汉奸伪军之后,也把缴获的自行车利用起来,于是短枪自行车成为了华北平原的一道战争风景线。缴获的多了,根据地甚至大后方的延安,也有了一些自行车。 (敌后武工队) 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最好的单兵交通工具,还得是战马(不能称为军马,军马还有专门的驮马),但是日军的“东洋马”成本可是不低,数量也不那么宽裕,军官和骑兵勉强能够满足需要,哪里轮得上二鬼子们?况且练习骑马可比学骑自行车难多了,所以汉奸脚蹬两个轮,也是无奈的选择。凡事都不是绝对的,翻译官和汉奸骑马的情况,书中也有记载。 记得小时候学自行车,好像也就一二天就会了,当然也摔了七八下,但是不怎么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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