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建安是开国上将之一，在军内有着极高的声望，从最初的黄麻起义，到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争，他都立下汗马功劳，但就是这样一位功勋人物，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的名字并不在上将之列。原来，在评衔的时候，毛主席看着上将名单，在王建安的名字上做了标注：此人骄傲自满，授中将为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王建安一生淡泊名利，不搞特殊，口碑极佳，为何去世时无人知晓、无人吊唁？
“军政双全”的指挥员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1907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幼年家境贫寒，14岁便去地主家里放牛，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不堪凌辱之下，他将地主家的房子烧了，然后跑到武汉当了兵，但那时候的军队充满恶习，他实在看不惯，便回到家中，召集60名贫苦农民，建立起一支武装队伍。不久，王建安与黄安县地方组织取得联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王建安参加了许多战役，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务，1932年12月，他参加了反三路围攻，之后升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指挥部队一举摧毁地堡里川军第一师防线，在反六路的围攻战中，师长王烈山壮烈牺牲，王建安接过重任，出色完成任务，他也因此被称为红四方面军“军政双全”的指挥员。在长征中，王建安不顾自己身体虚弱，为战士们鼓舞打气，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北上，他率部攻克雅江，阻击国民党李抱冰部队一个月之久。
来到陕北后，王建安进入抗大学习，1938年5月毕业，组织任命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指挥，协同冀鲁边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冀鲁平原开展游击战争，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山东人民起义不断，部队的规模进一步壮大，到1938年夏天，人数已经超过4万，为统一指挥，当年12月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王建安被任命为纵队副总指挥。
山东纵队成立之初，日伪军从正面战场抽调回大量兵力，向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扫荡，王建安等指挥员率领军民不仅要忙于对日的反“扫荡”，国民党也时不时地制造摩擦。1939年3月，顽固派就残忍杀害我军团级以下干部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为打击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纵队抽调第一、三、四支队给予沉重打击，王建安指挥第四支队，在太和镇对秦启荣部发起突然袭击，歼灭敌200余人，顽军败将仓皇而逃。
1941年冬，日军集结五万兵力，对沂蒙山根据地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山东纵队大部被迫转移。为恢复根据地建设，打通鲁山、沂山、蒙山之间的联系，王建安率领第一旅发动反封锁战役，连续作战20天，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使敌人计划无法得逞。此后，根据地的形势愈发严峻，日军企图一举摧毁山东的领导机关，出动8000余人，兵分十一路，在飞机的掩护下，展开合围。在王建安的正确指挥下，机关顺利突围。
1944年春季，山东军区将歼灭伪军和拔掉日军据点作为主要目标。3月25日，王建安指挥鲁中军区6个团、滨海军区第六团和部分当地武装，向山东伪军主力吴化文部发起进攻，吴化文有一万余人兵力，经过20多天的激战，大部分被我军歼灭，鲁山山区得到有效控制，打通了沂山、蒙山、鲁山、泰山之间的联系，山东军区嘉奖参加此次战斗的指战员，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此役是“敌后战场上我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1945年2月到7月，山东军区向日伪军发起春夏攻势，王建安打了许多胜仗，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有蒙阴战役。蒙阴县在沂蒙山根据地的腹地，由12个伪军中队和一个日军小队把守，王建安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并派人化妆入城，采取“里应外合”的策略。3月3日夜，随着一声巨响，城门被炸开一个口子，充分利用我军善打夜仗的优势，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占领蒙阴。自此，日伪军多年来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扫荡”的重要基地被摧毁，又经过一个月的战役，山东五个解放区完全连成了片。
毛主席导演“将相和”
解放济南是王建安生涯浓墨重彩的一场战役。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首府济南，由谁来做主帅呢？毛主席想到了被称为山东双雄的王建安和许世友，但是王、许之间存在矛盾，“不团结”势必会有负面影响，为了让这两员虎将消除隔阂，毛主席亲自导演了一场“将相和”，让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自己去“解铃”。
王建安和许世友是湖北老乡，他们都参加了黄麻起义，而且在红四军中，他们曾有过一段“蜜月期”，许世友曾任红四军军长，王建安曾任红四军政委，一个是虎胆英雄，一个是军中儒将，军政搭档，配合默契，打了不少胜仗，那他们之间是怎样产生矛盾的呢？
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也进行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活动，有些人在揭露张国焘的时候，不加区别地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了进去，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生性耿直的许世友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双方发生了口角，许世友因此被诬陷“与张国焘穿连裆裤”，许世友怒不可遏，气得吐了血，住进医院。
躺在病床之上，许世友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反正都是抗日，何必非在延安？不如回老家打游击去！于是他伙同几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决定离开延安，这些高级将领中，就包括王建安。可是就在出发前，王建安突然醒悟，认为这是违反纪律的事情，有委屈可以好好讲，不能由着性子来，于是报告保卫处，并告知抗大的校长林彪。林彪一听，那还得了，按照王建安提供的名单，将准备离开的人统统绑了。
毛主席知道此事后，指示成立最高军事法庭，但对涉案人员应宽大处理，许世友是被判得最重的：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许世友心里愤慨，毛主席曾两次找他谈话，许世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出狱后，他对别人说：“是毛主席救了我，在延安坐一年牢，胜过读三年大学！”
虽然许世友认识了错误，但他始终没有原谅王建安的“告密”行为，在抗日战场上，他们同在山东，有时山东军区在同一个院里开会，王建安曾想缓和彼此关系，但许世友就是对他爱答不理，不仅如此，许世友还冷嘲热讽：“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上抓了就叛变！”
在筹划战役期间，毛主席特意会见王建安，毛主席说：“千里请你来，交给你一个任务，拿下济南！”攻克济南是王建安多年的梦想，此刻毛主席能将此重任交给自己，无疑是最大的信任，当即回答：“服从军委的决定。”毛主席说：
“攻克济南将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次大城市攻坚战，这一仗只能打赢，不能失误。你回山东去，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兵团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许世友在胶东部队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很有名气，你们是'山东两虎’，人言'两虎难并立’，我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的手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战士们就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毛主席还幽默地说了一句：“我们像演一出《失空斩》——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也要打你 40 军棍，然后官降三级。”
王建安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奔赴山东。
中央越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将命令直接发到正在艾山汤养病的许世友手中，许世友看到电报，得知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自己参加解放济南的战役，一时之间喜不自胜，全然不顾自己的伤势和天色，收拾衣服就要走，连夜奔赴240里，第二天拂晓来到泰安司令部，当得知毛主席给自己派来的副手是王建安，他也顾不得多年恩怨，说道：“我许和尚打不下济南，就是砸了毛主席的场子，老王来了，一定要齐心协力！”
当王建安来到司令部时，许世友已经在此等候，还准备了酒为他接风洗尘。酒桌上，许世友说：“延安以别，我们这是第一次喝酒，喝了这杯，过去的就都过去了，谁也不能再提。”说罢，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王建安被许世友的真诚和豪爽所感动。两位虎将再次联手，不到8天的时间，就攻下济南城，活捉王耀武。
当时齐鲁大地上流传着一句话：虎啸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谭震林说：“两只虎，一个是廉颇，一个是蔺相如，毛主席让他们在济南城下演了出《将相和》。”
王建安将军的“五个不”
1955年授衔的时候，王建安并不在“上将”之列，这源于与陈毅的一场分歧，大怒之下，王建安拍了桌子，这件事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使毛主席产生别样的看法：居功自傲。当许世友和陈毅知道王建安落选的原因，便向毛主席说明，王建安也是为了革命考虑，毛主席听后认为在理，于是中央军委于1956年重新授予王建安上将军衔。
作为高级干部，王建安身上彰显着革命者的风范，和他接触过的许多同志战友，对他的优良作风给予充分的肯定。
1956年，王建安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他长期副职，一些昔日部下却成为他的上级，王建安并不在意这些。有一次，身旁有人开玩笑地说：“老首长，凭你的资历，不能老当配角啊！”王建安听后十分生气，说道：“照你这么说，我们把位置都占了，还要什么革命接班人啊？”
王建安最痛恨的就是弄虚作假。有一次，他听说一个部队训练的成绩非常好，便决定去看一看，可是到了之后才发现，其中掺杂了太多水分，譬如训练的时候，一部分人练习这个科目，另一部分人练习那个科目，上面来参观时，不让成绩不好的来训练场，靠着这个办法，这个部队成为“榜样”，可上级部门却熟视无睹。王建安严肃地批评了相关工作人员，他批评人向来是不分场合的，因此许多人对他有“意见”，一次叶剑英说：“有人向我告你的状！”王建安毫不在意：“一定是受到我批评的人！”
王建安从不搞特殊，对家人要求十分严格。1955年，王建安的爱人牛玉清从部队复员，其实以她的情况，是完全有机会再穿上军装的，因此有位同志善意地“提醒”王建安：“给玉清同志办个手续吧！”王建安直言拒绝。王建安有四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组织上考虑调一两个回到他身边，方便照顾，王建安坚决不让，牛玉清也曾劝过：“我们年纪大了，让一个孩子回来吧！”王建安说：“子女不是私有财产，只要我没死，你们一个也别想回来！”
王建安一生节俭，1977年回到北京后，他一直住在单元式的老房子里，家里的布置也十分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床还是用条木拼接成的。
1980年的一天，王建安和妻子牛玉清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个外国政府首脑的葬礼十分隆重，感慨道：
“现在，我们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我死了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将军病逝，牛玉清向组织反映了他的生前遗嘱，建议按他的遗嘱办理后事，几个孩子从外地赶回，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最后形成五个“不”：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搞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以至于一个月之后，昔日的战友才得知王建安病逝的消息，大家都感到震惊，互相询问：“建安同志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商讨来商讨去，最后得出的结论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大家对王建安的淡泊名利感到由衷钦佩，最后只能抱怨一句：牛玉清同志负全责，为什么没有通报一声！后来李先念来到王建安的家中，看到简单的陈列，十分感慨：“想不到建安同志生活得这么简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