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斯图尔特，1976年出生于英国格拉斯哥底层市民家庭。十六岁时，母亲因过度饮酒而离世。而后，道格拉斯·斯图尔特独自搬入寄宿公寓，完成高中学业并进入大学主修纺织专业。他曾作为服装设计师服务于多家品牌，目前专职写作。这些坎坷的经历后来成为其创作的灵感来源。 《舒吉·贝恩》是斯图尔特的处女作，寄托了他对母亲无尽的回忆与爱。这本书他写了十年，曾被拒稿32次，出版后即斩获布克奖，斯图尔特也由此成为继詹姆斯·凯尔曼之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苏格兰作家。 斩获布克奖后，《舒吉·贝恩》也进入了大众视野，该书被《电讯报》《泰晤士报》评为“年度书籍”。出版后，该书登上了《洛杉矶时报》畅销书籍第一名，《纽约时报》第三名，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最佳出版物之一。此外，《舒吉·贝恩》还进入了202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Kirkus Prize小说奖和Center for Fiction First Novel Prize的决选名单，并且获得了卡基内奖章杰出小说奖提名。 《舒吉·贝恩》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格拉斯哥的转型与复兴为背景再现了城市底层人的地方感与归宿感的衰减。小说的叙述以主人公家庭的搬迁轨迹为主线展开。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英国城市格拉斯哥经历着矿山关闭、失业率高涨的现状，整个城市陷于贫穷。 2003至2007年，城市居民的整体寿命比同样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居民的整体寿命低15%，以贫困、酗酒、心理危机为突出特征的“格拉斯哥效应”由此闻名。 重组家庭的舒吉父母带着三个孩子仓皇寻找容身之地，最终挤进了格拉斯哥观景山社区的外祖父母家，这里塔楼林立、空间狭窄、环境破败，很多居民整日以打牌酗酒消磨时光。 舒吉的母亲在十六层楼狭窄的房间中倍感压抑，忍不住从窗口探出身。正因为渴望拥有更大的空间，一家人相信了父亲名为改善居住条件、实则借机抛弃家庭的谎言，以为可以搬去一个有前院和花园的新居。 他们一家到了后才发现，新居位于被遗弃的矿区，这里道路狭窄，尘土飞扬，周边是泥煤灰的沼泽地，街道尽头的矿坑占据了整个地平线，矿区的低层住宅区里，各家各户被同样的白色晾衣绳和灰色的晾衣杆分隔开来，一片惨淡沉寂的景象。
在矿区生活了近八年后，舒吉与母亲、哥哥满怀期待地通过市政廉租房置换项目再次搬迁，来到了格拉斯哥东区。东区的街道两旁有了基础生活娱乐设施，但住宅楼密密麻麻连成一体，只在街角才有些许空隙能看到蓝天；楼前的绿地少得可怜，每一片绿地上都挤满了孩子。 舒吉家在东区的住处曾是格拉斯哥的帮派聚集之地，20世纪80年代成为专门为社会底层划出来的福利新区，实际上是城市复兴计划借助资本对土地利益重新分配的结果。 小说中的矿区几乎被彻底遗忘，舒吉的母亲到市中心参加戒酒会结识的朋友竟都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处所在。矿区唯一的火车站也因缺少经费被长期废弃，从格拉斯哥开往爱丁堡的列车疾驰而去，掠过矿区这片荒原，将矿工们与整个世界分隔开来，形成一道看不见的边界，永远都不会停下。 舒吉一家的搬迁经历成了底层人在城市里找不到任何归属感的隐喻。他们或许在刹那间会有一丝安静、平和的幻梦，但始终无家可归。 小说中有这样一处细节：旧货商送给小舒吉一盒脏兮兮的气球，告诉他上面印着当时最响亮的城市口号——格拉斯哥更美好。舒吉尖锐地反问了一句：“比什么时候更好？” 如果说地方认同和依恋总是基于共同塑造的文化符号和共同接受的文化理念，那么小说表现的则是相反的图景：社会底层在去工业化进程中除了面临物质生活的困境，还在文化名城的建构过程中受到进步主义修辞的挤压和排斥，无法建立对于地方的认同。
小说讲述了舒吉一家十二年间的生活，其中一多半是在工业时代落幕后的矿区里度过的，这里随处可见工业时代的遗迹——矿坑、矿渣山、沼泽。 矿区是两代矿工的家园，很少有新面孔来这里居住，舒吉一家搬进新居时，厨房里还晾着前住户的衣服。这里的生活尴尬又窘迫，从前的矿工和家属除了领取微薄救济别无收入，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因为矿区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开工了，在这儿没什么活可做了。 邻居教舒吉一家用别针开锁，从电表里掏出投进去的硬币。矿工们休闲的酒馆如今成为绝望的男人们逃避生活的场所，他们宁可亏欠家用也要将救济金挥霍在那里。女性挣扎着养育孩子，每天困在拮据生活里做着“身为母亲的算术题”，在日常酗酒中“脸成了过时发型与厚厚妆容的博物馆”。 矿区里家庭暴力蔓延，侵犯女性与儿童的案件屡见不鲜，情感背叛更是生活常态。已被边缘化的老工业区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状态都迫切需要改变，需要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工作秩序与社群联系，但小说并不认为工业主义的历史传统能帮助人们重构对该地的依存感与认同。
在一个不乏象征意味的片段中，舒吉的哥哥为了攒学费盯上了矿坑电缆里的铜线，被巡逻员发现后困在泥石流一般的矿渣山里难以脱身。他很清楚自己如果被逮到根本交不起罚款，于是仓皇逃跑，逃跑中他将巡逻员打成重伤，矿区因此失去了最后的守护者。 舒吉的父亲是个出租车司机，在接送乘客的过程中他发现，城市正在改变，从人们脸上就能看出，格拉斯哥正在失去它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组织工人阶层进行抗争的力量在去工业化时代已不复存在，工人失去了集体抗争的能力。格拉斯哥人最引以为豪的克莱德河畔曾是工人运动最为兴盛之地，有“红色克莱德河”之名，如今却成了底层人的葬身之所。 从父辈开始就以开渡船为生的船夫救起那些“默默地有意跌入河中的人，他们原本并不想被救起”。一位女乘客向舒吉的父亲倾诉自己的无助，她的丈夫在炼钢厂工作了二十五年后突然收到解雇通知，却只拿到三个星期的工资，她的丈夫问工厂主自己今后怎么养家糊口，工厂主连眼都没眨，就无情地回答：“到南非碰运气吧。” 去工业化进程开始以后，她的儿子也将面临失业的残酷现实，她不知该向何种力量求助以应对时代的变革，只能不断重复：他们应当在格拉斯哥工作，吃妈妈做的饭。
在《舒吉·贝恩》中，斯图尔特一方面剖析了城市复兴背后各种机制的运作，另一方面他更倾向于捕捉一种推动生活不断向前的希望。 小说中舒吉的母亲是家庭命运的主导者，尽管不能带领一家人走出困境，但她身上有种足以点燃希望的可贵品质，正是通过对这种品质及其影响力的刻画，斯图尔特探讨了底层个体作为“行动者”的可能性。 舒吉的哥哥绘画时鸟瞰矿区，他想：“如果这片住宅是经过设计的，那这个设计者是个多么吝啬的人啊。设计图里的铁皮汽车呢？农场动物呢？像带刺的海珊瑚一样蓬蓬松松的绿色草丛呢？”看着山下穿黑夹克的矿工们，他心中纳闷：“设计者是不是不喜欢彩色的、愉快的人物构像？” 舒吉的母亲阿格尼丝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矿区环境的影响，不但没能戒酒，反而更沉迷于酒精了。她酗酒成瘾，喝起伏特加就像喝自来水，每到周一就将领来的三十八镑救济金全部用来买酒，即使孩子们还饿着肚子。年幼的舒吉不得不照顾醉酒的母亲，整日提心吊胆以至于每到下课回家的时候就会腹泻。 舒吉曾勾住妈妈的小拇指，向她承诺不会像哥哥姐姐那样离开。他靠在妈妈身边，为她准备三个茶杯：第一杯是水，用来润喉；第二杯是牛奶，用来缓解胃酸；第三杯是酒。妈妈只会先拿第三杯……
但小说同时也刻画了母亲阿格尼丝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在不喝酒的时候，她的妆容总是很精致，头发上抹着发胶，脚上穿着系带高跟鞋，身上披着漂亮的大衣。在矿区其他女性眼里，她就像搬来这里住的英格兰女王。 舒吉的父亲把妻子与孩子们扔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矿区一走了之，他想彻底毁灭阿格尼丝，阿格尼丝却顽强地创造了一种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独特生活：她不忍看到邻居女孩终日头发脏乱，就找机会“捉到”她，帮她梳成齐整的样式；她在炎炎夏日把邻居家废弃的冰柜搬到后院，冲刷干净以后注满水，让舒吉潜在里面享受清凉；她鼓励跳舞时受到邻居孩子嘲弄的舒吉：如果我是你，我就接着跳，别让他们得逞。 这部以晦暗为基调的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亮色就来自阿格尼丝种在街角花园的玫瑰，尽管这些玫瑰是她带着舒吉从主干道的绿化带里偷偷挖来的。大片盛开的花朵在肮脏的矿区甚至显得有些太惹眼太招摇，这或许就是地方感变得可见的一种方式。 在少年舒吉眼中，母亲阿格尼丝“辅导不了算术作业，有时饿着肚子还吃不上她煮的热饭”，但她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能让人迸发出勇气与信心，即使受人嘲笑也想坚持不停地舞下去。阿格尼丝身边那些麻木的女人在鄙视她的同时又情不自禁地被她吸引，邻居考琳平日里将阿格尼丝的言行视为十恶不赦，最终却是为数不多的、参加其葬礼的人之一。 参加戒酒会的女人希望自己能像阿格尼丝那么心灵手巧，羡慕她会装饰屋子，称赞她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 小说并不认为阿格尼丝具备反思时代的能力，只是借她暗示想象力、创造力乃是生存不可或缺的能力。 联想到斯图尔特的成长经历，他成为一名设计师很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感染，而他也因此相信个体对环境的改造能力。
怀着对工业区下一代生存前景的焦虑，《舒吉·贝恩》将目光投向青少年——受去工业化影响最显著的群体之一。 舒吉与这些少年格格不入，他不喜欢足球和冲撞型游戏，也不会说脏话或欺负女生，因此不断受到同龄男孩的恶意嘲弄与欺凌。同父异母的哥哥利克忍不住让舒吉表现得“更男性化”一些，还总是教他如何做人。 与舒吉母亲交往的前矿工尤金甚至把一本翻烂了的《苏格兰球队史入门》当作宝典送给他，希望他更像其他小男孩一样。于是，舒吉努力记住各球队的胜负结果，在芦苇丛里按哥哥的建议练习正常走路。舒吉身上不乏斯图尔特自己的影子，小说将舒吉塑造为一个在艰难生活中以坚韧的意志努力成长的少年并不仅仅为了肯定自立自强的道德品质，更是为了拓宽甚至改变硬汉的定义。 在斯图尔特看来，底层青年应该抛弃从小被灌输的刻板的性别印象，寻求更多元的职业选择，从而阻断底层身份“不断在个体和群体中被传递、被再生产”的循环。就像舒吉的哥哥利克，他心灵手巧，酷爱绘画，在外面独自创作时，“平时紧张得快耸到耳朵的肩膀才会放下”。但他在艰难的生活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梦想，最终收到了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也意味着他突破了底层青年的职业宿命。
总结 布克奖获奖小说《舒吉·贝恩》以道格拉斯的家乡格拉斯哥为故事发生地，讲述了1981至1992年间城市底层家庭经历的情感冲突与心理创伤，富于浓重的自传色彩。 《舒吉·贝恩》刻画了底层人民难以摆脱的生活困境，审视了困境形成的客观原因，并探索了改变命运轨迹的可能，借此回应并反思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格拉斯哥最为显著的变革，即城市的去工业化历程。 《舒吉·贝恩》一方面从底层草根家庭的视角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苏格兰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去工业化之后人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在审视地方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探索了城市底层重构“地方感”的可能性。 《舒吉·贝恩》通过质疑城市复兴计划的逻辑，试图唤醒城市底层的自主意识，呼吁他们争取市民权利，以重获地方归属感。小说对格拉斯哥城市发展史的道德追问，对地方感与传统、个体能动性、城市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的深入探究，展现出小说家在城市去工业化问题上的严肃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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