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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告老还乡，或许还真的得老实被县令管着，但是宰相退休回老家，当地的县令可得用心讨好，这是因为官职系统的不同，县令先天就得被文官之首压着，即便这个文官之首还加了个“前”。 县令乃是一县之地的父母官，也是古代封建王朝郡县制中最“基层”的高官。  有的人看了也许就觉得纳闷了，又是“基层”，又是“高官”，这不是一对矛盾吗，事实上，县令的存在真的很特别，他们在一县之地所拥有的权力几乎是至高无上的，不过在朝廷的总体等级上来说，他们也只是中央集权管理下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总结来说就是： 受命朝廷，县内无敌。 但是这种无敌，也是局限的，县令说到底也还是官，混迹在官场之中，几乎没有县令是不懂人情世故的，是个人做官都想往上攀爬，而在职场中攀爬，“人际关系”就很重要，所以对于县令来说，一位退休的“宰相”，那就等于是一个现成的“宝藏”，就等待他好好发掘。 所以一般来说，县令对告老还乡的宰相，那就是得毕恭毕敬的，这是在同一个职官系统内的，县令不得不卑躬屈膝。 文官告老还乡的待遇向来都要比武官好得多。在古代的官职体系中，县令乃是“中下级别”的官员，在没有“九品中正制”的时代，县令的大小要按照“俸禄”来区分，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出现后，县令就有具体的品级了，按照古代的平均线来说，县令就是“七品官”。 因为每个朝代的县令官级会有所不同，而不同县的县令级别也不一样，所以县令也并非全部品级一致，但是基本上的权力是相同的。  若将朝廷以“文”、“武”两个官职体系来做区分，那么县令就是在“文官”这个体系之中，天然要受到文官体系的管辖，而历朝历代的朝廷，有绝大部分的“大员”都有过当县令的经历，而封疆大吏往往也是要从基层做起，只有管好了一个县，才能管好一个郡、一个省。 比如唐代的窦怀贞、房琯、比如宋代著名的变法宰相王安石，又比如清代著名的刘墉，他们都是担任过县令的宰相，正是有这一种晋升规律，所以每一个县令的心中，对于曾经的宰相，是抱有很重的“敬畏心”的，因为这些宰相跟他们现在一样，都当过县令，同样的职位，会让彼此有很强的共鸣感。 共敏感是来自于职位，敬畏则是来自于地位。 老宰相虽然退休，但是“余威”人脉尚在，除去了那些少数的政治斗争失败，被皇帝实行“监视软禁”的宰相以外，大部分宰相都还是有着很深的底蕴在其中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县令看到老宰相，是不能够摆谱的，甚至还要向他行礼。 对于县令来说，老宰相的故居在他的治下县，这是一种机遇，因为宰相很多时候代表着一种“文官势力”，比如明代的“宰相”，也就是内阁首辅，其本身就掌握了很充分的内阁人脉，而县令的升迁，很多时候就是要看内阁给皇帝的意见，只要内阁给出意见，皇帝几乎都会按内阁的思路去执政。 这种“实权”和“地位”的分离，其实就是古代官场的一种特色，比如王安石，他当年因为被人弹劾变法不得不“退休”回到老家，但在王安石离开京城之前，宋神宗给了王安石一份信物，这是王安石和宋神宗之间的“特殊”沟通渠道，后来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差点被处死，就是王安石动用这份信物救了苏轼。  所以不能把退休的宰相不当回事，他们本身能成为宰相，靠的是能力和智慧，学识和胸怀，职位只是外物，他们的内在依然存在，所以影响力一样是有的。 除此之外，一些“吏部”晋升上去，或者是翰林院学士出身的宰相，他们是有着很多的“门生”的，这些门生往往都是在朝廷中担任大官的，他们更注重老宰相的学识，平常送来书信请教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所以这就是“隐居大佬”的威力。 在这一个层面上，退休的武官和文官确实没得比。 退休的武官其实是很尴尬的，因为他们的官职体系，对于文官体系来说作用很小，而且古代的武官是很敏感的，你退休之后，一旦“作威作福”，那么就会被人猜忌举报，说不定都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比如西汉时期著名的“太尉”周勃，他就是这么个情况。 周勃因为有拥立汉文帝之功，所以被汉文帝提拔为了宰相，但可惜周勃的政治智慧不高，在文官体系中混得不怎么样，汉文帝还是让他当回了太尉，后来汉文帝大规模“强制退休”老一批官员，周勃也在其中，他只能无奈退休。 但退休才是周勃“担惊受怕”的开始，因为汉文帝的“不信任”，周勃的家里时常会被“县令”、“郡守”造访，他们每一次来拜访周勃，都把周勃吓得够呛，周勃也是经常穿着军装铠甲来迎客。  一般来说，像周勃这样的都穿着铠甲来迎客了，拜访周勃的官员总会老实点吧，但事实却是周勃被人举报了，汉文帝以为周勃要造反，下令要把周勃抄家判罪，最后还是周勃向汉文帝的舅舅薄昭求情，薄昭又向薄太后求情，汉文帝才放了周勃一马。 无独有偶，周勃最有出息的儿子周亚夫也是同样的命运，周亚夫因为不满汉景帝的做法，选择退休回家，谁知道在他退休之后，就有人隔三岔五地找他的麻烦，后来因为查出他为自己买了三百副铠甲作为陪葬品，所以被人找到理由说他造反。 周亚夫对此百口莫辩，后来为了自证清白，在家里绝食自尽。 所以面对武官，县令虽然要有所尊敬，但不需要太过忌惮，在一县之地，没有了官身和军权的将军，还真的可能被县令压制，反正好好做过日子的将军还是能够安稳地生活下去，可要想让家族门庭作威作福，那就是别想了，风险太高。 部分朝代对退休官员的厚待：给予高级别的“散官”品级。有的人觉得，其实县令对退休的老宰相那么毕恭毕敬，那也是因为“人情世故”和一些不见得光的利益输送嘛，在实际的等级上来说，退休的宰相确确实实就已经是没有品级的官员了，而人家县令是七品官，县令还是比老宰相大。 事实上，这种问题在古代王朝中已经被朝廷早早地想到了，每一个宰相都是睿智的，不可能说让自己以后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风险，一旦有那种不顾前途的愣头青县令，那退休宰相还不得被折腾得半死。  因此，在唐朝及以后的朝代，官员致仕后加“虚官”在身的做法那几乎是常态了。 那什么是“散官”呢？ 散官其实就是“职事官”的对立，职事官就是指“掌有职位实权”的官员，比如县令，他就是职事官，有着实际的权力，再比如各部的尚书，这些也是职事官，有着实际权力。 而拿唐朝做例子，真正的“宰相”并不是一品官，而是二品官甚至是三品官，因为一品官已经被架空权力，成为了吉祥物，也就是“散官”。 在唐朝的官员体系中，经常看到“太师”、“太傅”、“太尉”这些正一品大官，但实际上，这些官职都只是仅有品级没有实权的“散官”，任何官员看到了他们都要和他们行礼，因为这是上下级的礼节，但他们却没有实权，除了身份地位高以外，没有太多的权力。 可光是有散官的品级，这也是够了，起码对于宰相、将军来说，告老还乡的他们肯定是够用了。 所以在一些宰相退休回故居的时候，皇帝会给宰相加封“散官”的官身，即便是回到了故乡，退休的宰相也仍旧是一品的“太师”，再不济都有一个从三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或者是二品的光禄大夫，这种没实权的官职在朝堂不算啥，但回到了故乡，县令却不能不尊重。  光从品级来说，有散官加身的退休宰相，依然比县令高出几个等级，这意味着在地位上，老宰相要比县令高得多，县令很多事情也管不到老宰相身上，虽然老宰相也没有干涉政治的权力，但最起码能够保全自己。 同样的，武将也是如此，武将也有专属的“散官体系”，一般退休的大将也会被皇帝赐予散官，一般也是按照致仕前的职务品级来定，假如在致仕前是四品官，那么散官就会给到三品，这就是“增一原则”。 这个方法在唐朝大规模使用，而后来的宋朝也有部分皇帝使用，明朝、清朝也是部分皇帝使用，加封散官之所以有这种“参差不齐”的使用特征，那是因为这并不是什么铁律，对于退休官员如何安排，还是要看皇帝的心思和计划，如果皇帝摆明想要打压退休官员，那么就肯定不会给予散官职位。 对于县令来说，就算老宰相、老将军是没有实权的“一品官”，但这种身份也足以让他行下官礼了，可能前者还会涉及到朝堂的权力斗争中，不过肯定也不是普通的县令能参与以及干涉的。 除了“散官”以外，还有“勋官”和“爵位”这两种特殊的办法让老宰相、老将军提高地位。 勋官更像是“军功”，是按照将领的军功来给他们定官职的，比如唐朝著名的将领秦琼，他曾经就被唐高祖李渊封为“上柱国”，上柱国乃是一个勋官，是军功体系里面最高的官职，需要“十二转”的军功（“转”是军功单位），职位品级也是一品。  而爵位，那就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一般功高的宰相和将军在退休的时候，都会被皇帝封为“国公”，至于封侯那就要看运气了，但即便是国公，这个身份也足以震慑一个小小的县令，因为爵位代表着“贵族”身份，而县令摘下了官帽之后，就是一个平民百姓，这是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宰相“豪族”不好对付，县令也不敢管。其实在古代社会中，是鲜有高级官员退休之后被县令压制的，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的，这并非是指县令不敢或者怎么样，而是在这个宰相崛起的时候、县令还没任职所在地职位的时候，前者已经把自己家族在当地的势力“经营”得风生水起了。 所以这种宰相的家族，也被人称为“豪族”。 豪族之所以能够诞生，主要依靠两个方面： 一、朝廷给予的免税、免役政策。 二、自身职务带来的便利。 古代社会乃是以“农业”为一切基础的农耕社会，这种社会，土地永远是第一资源，最重要的资源，而土地则是需要有人开垦、耕种，所以一般豪强和平民百姓的区别，就在于土地的生产效率上。 首先，宰相、将军这等存在被皇帝赐田、赐地那是非常正常的，既然有了田，他们自然就要“吸纳”耕户来耕田，收取一定的田租，如此一来就稳定了“地主”的地位，而除了皇帝赐予田产以外，他们还有一定的“耕地免税面积”，他们可以继续吸纳别人将土地挂在他们名下。  比如明朝内阁首辅“徐阶”，他在退休之后，就被人查出家族拥有田地二十四万亩，这个数字骇人无比，而这其中的大部分田地，就是其他地主依附上去的，因为徐阶自己可以免税，他只要用比朝廷更低的税率吸引其他地主，那么就能获得差价了。 这种方法，得以让“大地主”彻底成为“豪强”。 另一个职务带来的便利，这既是农业上的，也是商业上的，宰相还在朝中执政的时候，只要稍微倾斜一些资源给自己的家族，那么家族就能飞快地发展起来，打下牢固的根基。 可以想象，这些布局精湛的宰相就算退休了，他们的生活也有足够的物质作为支撑，而且他们本身就是那一个地方“地主”的代表、领袖，就算是县令，都仍旧是要恭敬地和老宰相说话，不为别的，只要老宰相给县令找麻烦，县令一样招架不住。 前面提到的徐阶就是如此，他就是因为家族的豪强子弟太过嚣张了被人弹劾，所以朝廷派了海瑞和蔡国熙去查徐阶，也是因为有海瑞这种狠人在，才打击到了徐阶，但即便如此，徐阶在事后还是安排了自己的学生张居正罢了海瑞和蔡国熙的官。 要知道海瑞当时已经是应天巡抚，这都还是被徐阶搞下来了，一个巡抚都这样了，哪里还有县令的斗争空间，实在是太难对付。  结语：在明清时期，县令一般被称为“老父母”，这也就是父母官的意思，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县令就已经他们眼中的“天”了，可若是将县令放入更大的圈子中，他们也就是这样而已了，即便是面对告老还乡的宰相，他们也还是要摆正姿态，最重要的是，明清时期的县令，连举人都要平等对待，秀才都要有几分忌惮。 所以县令在明清时期，其实地位相对以前朝代比较，是在慢慢降低的，也是这样特殊的时代，他们更加无法和告老还乡的宰相、将军对抗，渐渐地只能沦为这些“豪强”的附庸。 除非有类似于海瑞这种刚正不阿的官员大量出现，才能对这些豪族打击，因为除了退休的宰相势力庞大以外，还有其他的高官勋贵也是一样的不好对付，只不过这只能是一种幻想了，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也是这些“天”们，最无奈的地方了。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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