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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司令”的队伍等着国民党收编，却不料都被共产党俘虏了。孙克实老人和达光也当了俘虏，被带到城郊的一个村子，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共产党派来东北的几个“大干部”。 【张官屯点编】 我们在王丹家住了一个多月，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成立了，让王丹到城南浑河南岸去点编——就是集中人马，在张官屯。那时达光当了参谋长，其他参谋、副官都封了。我本是王丹的左膀右臂，给我什么角色我都不干，我现在觉得象他这种只想当官的“庸才”和我不是同路人。
1950年代沈阳东南郊村镇地图 红色标注为张官屯、麦子屯、奉集堡和陈相屯位置 资料来源/USATC 人马刚集结到张官屯时，我还在市内没赶过去。他们在路上遇到几辆马车过来，就给扣下了，把赶车的、押运的都抓起来了，一问是共产党的队伍。他们把大车以及车上拉的什么东西怎么处理的，我在市内一无所知。等我第二天到张官屯时，看到炕梢坐着四五个兵，都被绑着。了解了情况以后，我叫看守的人撤了，由我负责看押。 【麦子屯被俘】 那天发现几个苏军士兵在张官屯出没，我们觉得不对劲，决定全体往麦子屯转移。半夜三更，我们从张官屯启动，往南到麦子屯。王丹没去，由达光领着。进了村子，他们到了一个农家院，通明瓦亮的。我不和他们在一起，我带着几个俘虏到村子后面的一个院里。 对这些俘虏我没打没骂，我的目的是想保护他们。到屋里安排他们睡北炕，南炕是主人家的老婆孩子。睡到后半夜，天快亮了，听外面噼啪枪响。那时候共产党的队伍都撤到城南，在奉集堡有一个团，离麦子屯不远。我们到麦子屯，他们准定得到情报了，说是有一帮土匪，那么多武装呢！他们半夜悄悄打过来，把我们包围了。 一听枪响，我醒了，告诉他们赶紧下炕，蹲地下。安排好他们，我就到院里看看动静。枪越来越响，我感觉不好，猫到一个柴火垛，还是苞米垛里。不一会，院里进来几个八路军，胳膊上带着白手巾做记号。先到上屋，一看那几个俘虏，是自己人，就归队了。俘虏说“还有个看我们的人，跑了。”就在院子里搜，拿刺刀往苞米垛里捅。我说：“别捅，别捅，我在这儿呢。”我就出来了。 在麦子屯集中了一二百人，都当俘虏了。我被俘虏了，达光也被俘虏了，我们都被押到奉集堡去了。
中共沈阳市东南郊分委旧址 图片来源/《沈阳党史网》 【陈相屯审查】 我们这些被俘人员都集中到奉集堡，由团长训话。最后说，当官的都出来，不出来让当兵的指认。达光先出来了，他当场指认，参谋、副官也都出来了，我也出来了，有十几个。当兵的愿意参加八路的就留下，愿意回家的发路费。当官的由一个叫佟冬云的人——也叫佟云——进行甄别。那是个大官，后来好像是当了抚顺市委书记。我和达光都押到陈相屯，那时候沈阳市委撤到陈相屯*了。其他的人都送本溪了，那里有个锄奸科。 * 《沈阳党史网》资料记载：1945年11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中共沈阳市委分成两路分别撤至沈阳的南郊和北郊。其中一路由焦若愚率领向南撤到陈相屯，沈阳市民主政府也随同撤往该地。 我和达光说是地下党员，是不是真的，到陈相屯审查。到那里也不知道哪儿是市委，哪儿是城工部，都是老百姓的房子，一间一间，也不挂牌子，有人出出进进，都拿着枪。我们虽然身不由己，但也没把我们当成俘虏。由城工部部长韩天石*及其助手佟冬人进行审查，让我们一块学习，看延安整风文件、毛主席著作、联共党史等。最后写材料，写自己的历史，把思想怎么转变的过程说明白。将近两个月，不能随便走，但觉得这地方挺好，人非常亲切。 *韩天石，沈阳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参与组织领导“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工作，曾担任沈阳市东南郊分委城工部部长。建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46年2月，沈阳市政府在陈相屯召开第一届临时议会 图片来源/沈阳市档案馆 【见到陶铸】 我想，沈阳市委城工部一定是到后方去落实了。那时候林彪的司令部在法库、康平地区，派人到那里查查达光是不是情报处的。有人回来证实了，达光是自己人，我是达光发展的，也是自己人。我写的材料也通过了，最后还得有人批，谁批呢？一个大领导找我谈话，他开始没介绍自己是谁。后来达光告诉我这人就是陶铸，他当时是沈阳市委书记*。 *孙老此处回忆有误，根据《陶铸在辽吉》一书记载，1945年10月，东北局在沈阳成立中共辽宁省工作委员会，陶铸担任书记。12月初，辽宁省工委一部分干部撤出沈阳后，到法库组建辽西省委，陶铸任书记。
陶铸和曾志1947年在东北工作时合影 图片来源/辽宁人民出版社《陶铸在辽吉》 那天是他们两口子找我谈话，他老婆姓曾，叫曾志*。我进屋，是南北大炕，他俩坐南炕。炕上摆着炕桌，陶铸坐一边，穿着军装，带着子弹袋，别着手枪。曾志坐另一边，做记录。问我这个，问我那个，我都如实交代，没隐瞒。我是当过伪警察，是国民党派我当的警察。最深刻的印象是陶铸问我：“你说说，什么叫革命？”我说：“革命就是不要命。”把他逗乐了，曾志也乐得把笔撂下了。我在陈相屯第一次见到陶铸，也就见过他这一次。 *根据《中国共产党辽宁省沈阳市组织史资料》记载：1945年10月，曾志担任中共铁西区委书记，11月撤出沈阳后任中共沈阳市委（北部）委员。 谈完话了，就把我交代给韩天石，具体安排工作。韩天石告诉我，你和达光回沈阳，你就在达光手下，达光领导你，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有更多的指示，就这么简单。我说，“那太好了！” 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韩天石当了中纪委书记。有一次来沈阳，由市委接待，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当时市委组织部一部分人在通天街办公。那时候我已经平反了，和组织部的人有联系，我就想见见他，跟他联系，他说不行。也许经历的太多了，不想见我了。 大约是1946年的2月份，我和达光从陈相屯坐火车回沈阳了，心里踏实啦，觉得哪儿都亮堂堂的，这回我走上正路了。 （口述人/孙克实 联络人/骆文廷 文字整理/杨景怡 编辑/杨树 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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