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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按： 管理，就是尽可能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等条件，取得最大的效率。这不只是科学，也是艺术，以及很多方面的内容。 作者 | 黄卫伟 来源 | 华夏基石管理评论（ID：guanlizhisheng2015）
管理是科学？ Part 01 自从F.W.泰勒首倡科学管理运动以来，管理一直通过发展科学观察、科学实验以及科学方法，争取它的科学地位。毕竟，现代社会中如此广泛存在、作用如此关键的管理，不应当在科学大厦中没有它的位置。 泰勒认为，一般情况下，任何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在最基础的单元上就开始应用科学方法，直到建立起最终的理论体系大厦。科学管理也不例外，它是建立在对单位工时的精确和科学的研究基础上的。没有在基础单元上的科学管理，系统的、整体的管理就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 管理技术的定义就是“确切知道要别人干什么，并注意让他们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泰勒曾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其部分要点是：
泰勒提倡的科学管理运动，使管理摆脱了过去的经验模式，在此方向上发展出了运筹学、统计质量控制、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一直到今天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的应用，使管理走上一种注重科学、方法和数据的发展方向。 通常认为，管理的科学性是因为管理理论是从经验和事实推导出来的知识。首先，关于科学是从经验事实推导出来的知识，英国科学史家A.F.查尔默斯认为，对于这一思想，即科学知识与众不同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从经验事实推导出来的，纵使认同，也只能以一种非常谨慎和高度限制的方式认同。普遍的科学定律总会超出可用来支持它们的有限数量的观察证据，这就是它们是合乎逻辑地从那种证据中推论出来的，却根本无法被证明的原因。 其次，倘若一个理论要构成科学的一部分，它必须是可证伪的。也就是说，管理要成为一种科学，其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而管理理论并不具有这个特征。 既然管理的科学性既不能用归纳的方法严格证明，也不可证伪，那么管理的性质是什么呢？于是就产生了把管理中不属于科学范畴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统统归为艺术的观点。 管理是艺术？ Part 02 那么什么是艺术？管理的艺术方面有什么特征？有什么限制？ 《何谓艺术》一书的作者阿瑟·C.丹托认为，艺术没什么规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喜欢某些不怎么用心的作品超过高度完成的作品。艺术中的精神、天赋才是真正重要的。 丹托引用黑格尔的观点认为，艺术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创作出来的，即通过感官展示最高实在性的方式，因而使它更接近感觉，更接近感受，更接近自然的显现模式。换言之，艺术家找到了用一种感官中介来呈现理念的方式。 丹托指出，“理念的呈现，或者我要说的含义的呈现也许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关于'何谓艺术’的一种哲学理论。含义和呈现是某物成为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 虽然说管理是一种艺术，但它与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还是有根本区别的，至少管理有标准，它必须根据市场绩效也就是本质上是竞争的结果来决定优劣，而艺术没有评价的唯一标准。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管理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能概括管理的全部性质吗？管理在科学与艺术之外还具有什么特征？ 管理是一门手艺？ Part 03 亨利·明茨伯格在他的《管理进行时》一书中指出，高效管理更依赖艺术，尤其仰仗手艺。艺术是在“直觉”的基础上产生的“远见”和“富有创造性的洞察力”。手艺则强调从经验中学习，管理者要在实践中探索和解决问题。 在明茨伯格看来，只有当艺术、手艺和科学这三个维度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出现有效的管理。艺术激发灵感，促进融合；手艺以实际经验为基础，实现融会贯通；科学则对知识进行系统分析，做到有条不紊。
艺术、手艺、科学的管理风格三角 德鲁克认为，管理首先是实践，虽然与医学一样，它把很多科学研究的方法当作工具使用。管理是一种手艺也好，艺术也好，实质是如何把握企业管理实践中诸种矛盾的尺度的问题。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管理不仅是科学与艺术，还是一种手法，即把握矛盾对立统一的尺度的能力，可以说，有效管理的一切皆是把握尺度问题。要想恰当地把握矛盾对立统一的尺度，就需要经验的积累，要不断从成功和失败中复盘、总结，广泛交流，集思广益，最后大胆决断。 对此，《基业长青》一书的作者柯林斯和波勒斯基于他们多年的大量实证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高瞻远瞩的公司用兼容并蓄的方法让自己跳出这种困境。高瞻远瞩的公司反对“OR（非此即彼）的暴政”，而是具有拥抱两极的能力，即“AND（兼容并蓄）的精神”，例如清晰的愿景和方向感与机会主义式的摸索和实验，宏伟的、大胆的、冒险的目标与渐进式的改良和进步，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兼顾等。这些高瞻远瞩的公司之所以优秀，就在于它们善于处理矛盾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拥有合理地把握其中尺度的高明手法。 正如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指出，“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这正是高瞻远瞩的公司具备的特质，是卓越企业之所以卓越的原因所在。 注：本文编选自《管理政策：矛盾、辩证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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