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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键盘上敲出“谈鲁迅”这几个字，心不由得震颤，“新文化革命”运动的旗手就这样被我轻轻地触碰了一下脉搏。然而，我在心里的确是常读鲁迅的。 2005年“两会”期间，我把上会记者证办给了编辑部的新兵，无证的记者想进入委员的驻地可不容易。一天，部门的同事将一个身材颀长，面相和蔼的委员引到我身旁，说：“这是周海婴委员，他和门卫打招呼了，您可以进来了。”那一天我并不知道周海婴委员在那个宾馆开会。坐在周委员的对面，恍如做梦，那横扫的剑眉，那清癯的面容，一如他的父亲鲁迅。交谈了几句，相互拉近了距离。此后，就每月将《对外大传播》寄送给他。一直相约对周海婴先生进行采访，但一直都想再认真读一读鲁迅的书，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走近周海婴先生。然而，由于本人不才，一年来常常被出刊周期追赶，时间紧迫以致无书能读了。 2006年，又到“两会”，最想了却的心愿之一，是采访周海婴先生。然而，还是因没有读书而有些却步。一日,旁听委员们小组讨论，小憩期间，周海婴先生走过来翻看摆放在桌子上的《对外大传播》刊物，说道：“你们每期都给我寄，内容还不错。”我想，再不能错过机会了，当下约了周海婴先生晚上七点就在他的驻地中协宾馆访谈。 周海婴先生说话的声音不是很高，在那间茶室里我向他讲述了自己走近鲁迅的几个心路历程。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我面对鲁迅先生的后人，和他一起去真实地追寻鲁迅先生身后七十年的历史河流中，那些依旧持续的记忆。 二十几年前在工厂工作时，我曾被青年团组织到鲁迅博物馆参观，在那里看到近万名青年抬着鲁迅的棺椁为之送行的图片，青年人在挽联上写道：“先生，您去了，您的名字已成为后来者前进的路标！”还有的挽联上写道：“先生，我们情愿用自己的热血鼓荡起你渐渐息弱的生命。”那情景感动、震撼了当时年轻的我。 随后的座谈会上，我对着几十名青年伙伴谈出了自己的体会，发现有一双眼睛很亮地望着我，那是当年的车间党支部书记，他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后来当他工作调动即将到别处工作时，送了我两套“鲁迅画像集”，一套封面上写着：“学习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另一套在里面写着：“学习鲁迅的铮铮硬骨！”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后者，这两套画像我一直保留至今。再后来是读鲁迅的作品，虽然那时读鲁迅的书还是懵懵懂懂，但那个总爱说“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太；那个临被杀头还趴在地上画押而且唯恐画不圆的阿Q；那个百草园墙头有可能出现的女吊死鬼等等，这些形象都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尤其在鲁迅先生写过的《风筝》一文中，我读到鲁迅曾粗暴地踩烂了弟弟精心糊好的风筝，并说自己的良心一直为之受到谴责时我很受感动，尽管鲁迅忘性大的弟弟周建人后来笑称并不记得此事了。 前两年，北京后海旁的“孔乙己饭馆”开张，我专门到那里用餐，还真是找出了一些绍兴酒、茴香豆、矣哉孔乙己的感觉。 1996年，我出差苏州，又绕道上海《小主人报》进行采访，这份报纸是由成人发起，但却由小学生自己策划、发行办下来的，也就是说，是成人有意识地唤醒着孩子们的成长意识。报纸当时发行逾百万份。有记者写文章称其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一见面，几个曾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贴身进行采访的小记者问了我几个问题，其一，她们认为大记者和小记者除了年龄上的不同外，好像没有什么不同的了。问我“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其二，班里有同学信仰宗教怎么看？其三，问我喜欢梁实秋先生还是喜欢鲁迅先生。 前两个问题都好回答。（我说，看到我和你们手里拿的相机了吗，你们的相机是标准镜头，视野不宽阔。我的相机是广角镜头，有的相机还是鱼眼镜头，那可以看到118度以上的范围，“标准”与“广角”的差异是由于阅历的不同。至于宗教信仰，比如对于佛教，可以不信佛，但不要谤佛。） 说到鲁迅先生的时候，我只告诉大家，我喜欢梁实秋先生的散文，但同时代的鲁迅是无畏的勇士，他面对黑暗的实力，用文字作匕首和刀枪，他是当时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这不是简单的几句话，而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 20世纪80年代末，我常到位于北京民族宫对面的“三味书屋”看书、买书。特别喜欢那里架子上的《梁实秋散文》，但一套有四本，几乎是当时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两次到了那里，两次犹豫，最后还是狠狠心买下来。回到家一路翻看下去，从《衣裳》，到《理发》；从《厨房》到《过年》，一路悠闲地看着，里面不失很多有意思的句子。但后来我发现很多这样的作品是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正是鲁迅先生以文字作匕首和刀枪，鼓励进步青年作林中响箭的时候，而作者却在《中年》一文中写道：“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做的事情，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 读到此，我只感到心里有异样的感受，因为鲁迅先生病殁时也正是中年，鲁迅先生也喜欢文学艺术，他的木刻至今还散发着历史的光泽，他喜欢诗歌、散文，这些作品即使今天读起来也让人感到隽永清新，但他却因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任凭敌人的子弹无数次洞穿了他的旗帜。再与鲁迅先生的名字“碰面”却在《落红潇潇》和《萧红散文集》里。萧红、萧军，都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步青年作家。他们把鲁迅先生当作自己心里的一盏明灯。天才女作家萧红，生性比较敏感，在鲁迅先生的家里得到鲁迅、许广平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她用细腻的笔调记录了与鲁迅、许广平夫妇相处时的情景。当萧红从日本养病归来，却听到鲁迅先生去世的噩耗，顷刻间她的精神大厦坍塌了。 扫墓归来，她忧伤地写道： 孤独地踏 在萧红另一首悼鲁迅先生的小诗里，更感到她内心的情感已无法向现实世界宣泄，她写道： 泪涔涔，雨霏霏， 其中“我愿化作一支笔，来世永相随！”之句，每每读来令人心碎。 由于有着这样的情感，我捕捉着一切来自“鲁迅”这个名字带来的信息。 我曾参加过国图公司召开的“国图五十年华诞”纪念活动，当时内山完造先生的侄子也来了。那天我有幸与内山先生作了交谈，他说，正是由于有了鲁迅，有了内山书店，他才一生都在日本苦心经营“内山书店”，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没放弃。 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我慢慢地讲述着自己的心路历程，周海婴先生一直静静地听着。 斯巴达克斯一样的战士 他开口说到父亲鲁迅了，我也默默地沿着他叙述的轨迹，试图读出一个他心中的鲁迅，以及他想告诉人们的他心目中的父亲形象…… 周海婴委员说：“生活在鲁迅那个时代的人，特别能理解鲁迅，因为我的父亲表达出了他们表达不出的话。那些青年学生也写文章，但他们认为自己的文章像刀而不像匕首，也就是说不如鲁迅的锋利，鲁迅的思想代表了进步的战斗的方向。” 周海婴还说，自己的父亲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发表文章总是不断地换署名。 听到这里，如果我不是后来再去了次鲁迅博物馆，就无法想象看到鲁迅笔名时获得的震撼——博物馆的一面大墙板上排列着“风声”、“及锋”、“越山”、“且介”等一百四十多个笔名。在许多人看来，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每发表一次，自己的名字就被擦亮一次，而被称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鲁迅，写文章不仅要用曲笔，而且真实的名字也要藏在“旗帜”的背后，不这样，就不能躲开那些“嗅觉灵敏”的鼻子，但鲁迅认为，文章只要能发表就是胜利。 “文章只要能发表就是胜利。”这是鲁迅对所处时代背景最朴素的理解和描述。 想到鲁迅在《柔石小传》中写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决，身中十弹”；还想到在那个年代，闻一多为反抗黑暗势力上街游行，走出家门而不上锁，时刻准备牺牲的故事；想到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从被捕到被杀害仅经历了二十多天，从中可以想象灭绝人性的白色恐怖带给进步人士的威胁。 谈话中，周海婴将父亲比作古代的斗士，他说：“您刚才讲了，鲁迅逝世有那么多的人为他送葬，那是因为他像斯巴达克斯一样带领人们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冲锋陷阵。”这一比喻，我有些认同，那些斗士是人类社会理想的化身。他们并不在乎外在的光环。前不久，《南方周末》以《我们找过鲁迅，他拒绝了我们》为题，讲述了当年鲁迅婉言拒绝诺贝尔奖金一事，他在信中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 但在周海婴心里，当时他的父亲内心并不孤独。他说，当时的鲁迅是怀有希望的，他看到萧军、萧红这些革命的新生力量，他也知道红军在陕北，他是满怀希望地在上海战斗着，他并不孤独。 鲁迅真的不孤独吗？如果这面旗帜无数次被敌人的子弹洞穿过？我只要读到鲁迅的著作《彷徨》，就会从内心发问。 无论孤独与不孤独，作为战士的鲁迅都不能选择。 当他的学生刘和珍君等，在“三一八惨案”于血泊中倒下的时候，他无法闭上良心的眼睛。他悲愤地写道：“……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和视听。”于是他“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那一“忍”一“怒”，使人体会出“仁者爱人”的鲁迅必在“淡红的血色中”做一个“真正的猛士，奋然前行” 。 然而，正如周海婴所说，与进步青年在一起的鲁迅，他的内心世界并不孤独。当时有《新青年》出版，鲁迅欣喜地用热切的眼光注视着年轻人的工作，他写道：“《新青年》每出版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量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与胡适之。”他又说：“记得同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腹敌之中，我所面对的不过是一小部分。”这既是鲁迅的谦虚，也是他心里对朋辈于时代贡献的认同。 1936年10月8日留在历史影像中的鲁迅，参观了于上海举行的“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后，与那些内心充满了纯真革命理想的青年人在一起进行着热烈的座谈，那只烟嘴还习惯性地衔在嘴里，只不过那眉毛是快乐地扬着。这一时刻离他去世仅11天。 周海婴说，后来父亲身体不好，那些海外的朋友和共产党中的朋友都希望他到日本养病，但他认为战斗比生命更重要。同时他也怕离开祖国后消息断绝，认为自己如果出了国，就没有办法及时得到消息，即使宋庆龄女士说可以托人把消息带给他，鲁迅仍认为“过到那边去就没办法战斗了”。周海婴说，我母亲告诉我，你父亲说过有朝一日要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父亲对安定生活的向往，也是他乐观主义的一面。 有人说，要想批判鲁迅，就要先去读读鲁迅先生的书。据说，毛泽东晚年读鲁迅的书是边哭边读，对此我略有疑问，但当在鲁迅博物馆展示窗里看到晚年的毛泽东暂时失明，让人读过鲁迅的书后，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个重重叠叠的字，其中认得最清楚的是一个大大的“哭”字。是不是奋斗了一生的伟人在晚年对鲁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呢？ 鲁迅丰富的情感世界 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屋里，悬挂着一幅鲁迅木刻肖像画，那是1936年8月初，中国著名版画家力群先生的力作，这幅作品后来就成为世界各国大多采用的鲁迅画像。木刻画中的鲁迅神情凝重而坚毅，目光如炬，背景中手上握着的钢笔更是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正扎向一只只丧家之犬。鲁迅先生在信件中对力群表示了感谢，并对力群其他的作品给予了表扬，希望他能坚守自己的创作风格。 提起大家公认的这幅鲁迅木刻，周海婴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曾有一位雕塑家为鲁迅塑像，妈妈就给人家这样讲那样讲，说鲁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是那个样子的。但最后那位雕塑家说，如果我把鲁迅塑造成和蔼可亲的教授形象，社会就该不认可了。”但周海婴说，战士也要有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唱唱歌跳跳舞，也会调侃调侃，只是人们把鲁迅的这一面忽略了。他还说，造成这种忽略的原因，也有后来的人选文章不够全面之故，比如中学课本里《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内容与孩子们的年龄特征不相符，不仅学生读不懂，连教学生的老师也不一定懂。 2005年，周海婴在厦门大学遇到一位教师，这位教师说：“我幸亏看了鲁迅的散文，这才知道他的感情这么丰富，否则我在中文系读书就读不到现在这么投入的地步。” 电影《邓小平》的导演丁一楠，在拍《鲁迅》电影时，曾问：“鲁迅该是什么样的形象？”周海婴回答说：“你去大学里看看老师在课间时候的样子，他们会开怀大笑，会和同事们调侃着说话，不总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样子，不是那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样子。” 我们知道，鲁迅去世时周海婴才八岁，他担心有些记忆可能因其久远而显得过于美好而不真实了，于是就去问父亲的弟弟周建人说：“我父亲的脾气究竟如何？”叔叔回答:“我从没看见过你爸爸发脾气，最多的时候，谈不拢就不说了，也就是文人所说的那种，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是了。”用周海婴的话说：“鲁迅的文章被革命时代的需求'利用’了，大家如果全面地看看鲁迅的文章，会看到他的散文、诗歌、书法等都是被社会认可的。” 当我看到有几幅周海婴孩提时的照片，那都是由隐藏在他身后的父亲伸出一双大手紧紧地扶住了“小海婴”，就会理解一个儿子强烈地想还原父亲真实面貌的意愿。 在鲁迅博物馆，我恰好看到这样一幅鲁迅的肖像画——有位叫做纯一的日本朋友在内山书店为鲁迅作的一幅画像，画面上的鲁迅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蔡志忠漫画的风格，那里面的人物显得风趣可爱，画像下写着：“以非凡的志气，伟大的心地，贯穿了一代的人物。”其实鲁迅的内心世界对美好与快乐一定是有着深切感知的，比如，当他编著的书被日本人用心设计后，他写信表示：“《中国小说史略》豪华的装祯，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的服装。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产阶级的缘故罢。” 我想，如果鲁迅生活在今天，他一定会舒展了眉头与我们一样在阳光下歌唱。我曾用不菲的价格买了一幅鲁迅的小画“猫头鹰”，黑色的纸板上，几笔就勾勒出了猫头鹰的正面造型，尤其是，从黑暗中浮出的猫头鹰的两只小脚爪与高高耸起的两只尖耳朵相映成趣。 鲁迅是座不可比拟的高峰 “现在是21世纪，我们这个社会还需要不需要鲁迅，鲁迅精神还要不要存在？那要看鲁迅批评的弊端是否还在社会存在，如果那些弊端还是存在着，鲁迅作品就还有生命力。”上面的话是周海婴针对当今社会对鲁迅的不同评价所发表的看法。 这个社会自我麻痹的“阿Q精神”还存在吗？ 那些如鲁迅儿时的朋友闰土一样——带着银项圈，跳鱼儿、打猹，长大后却也像父辈一样被生活压迫得木然起来的农民还存在吗？ 鲁迅早已给自己的作品下了定义。 1931年，鲁迅回顾“革命文学”的争论时，就作出了个人总结，他说：“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看鲁迅的作品，一定要把它放到历史背景中去评判，那个年代有人讲茶文化，讲琴棋书画，现在的人看那些修身养性的文化都是很美的，但这种美如果要放到当时的现实就不美了，因为它远离了那个时代的脉搏。而鲁迅总结了他所认识的那个时代的问题并把它提炼出来，这结论有时像哲学家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理可以很长时间地存在。”周海婴如是说。在很多人心目中，鲁迅的力量在于真实，他引领着人们把真实层层剥开，探求着真理。这真理就像是一面镜子高悬在夜空，走得越远就越能看清其轮廓，而这轮明月般的镜子一直照亮着我们后来者的路。 “鲁迅只是按照自己对现实的正视表达了一位启蒙思想者的真诚而已，在不经意间捣毁了许多个骗局，给麻痹和健忘的人们下了一剂猛药。鲁迅的呐喊大都是内在的，绝不是空洞的口号和空虚的喊叫，即使是激烈的论战，也透着一股沉郁、冷峻的气息。”（《鲁迅的最后十年》）说到这里，周海婴先生问了我一个没有想到的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给你，鲁迅与瞿秋白认识，如果瞿秋白说你参加共产党吧，那我的父亲是否就成为共产党中的一员，今天，他是否就会像那些共产党人一样被纪念着？” 我回答，鲁迅引领人们顽强地穿越了思想的隧道，他对中国的贡献是一座不可比拟的高峰。 藏书阁与内山书店 记得周海婴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从不动父亲的书”，于是面谈时问他为什么？原本以为“不动父亲的书”是缘于孩童对父亲的敬畏，却不料他说道：“因为我的书就够自己看的了。我当时在上小学四五年级，除一套《少年文库》之外，我还有自己的一些书。父亲在自己的卧室里四面都是书，同时他还可以到另一个地方去取书，大概要走十几分钟路的样子到一个位于二楼的藏书室，二十多平方米，四面从底到顶也都是书。他去时会带块包袱皮样的布，要什么书，放在包袱皮里，把原来的书放进去，再锁上门回家。那里是他的一个思想库。” 说起鲁迅的感情世界，要再次提到内山书店。 1917年，一个叫内山完造的日本人来到上海，开设了内山书店。后来这家书店变成了当时上海左翼书刊的主要出售点和中日进步文化人士的聚会场所。 1927年10月5日，鲁迅来到书店，见到内山，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内山完造曾四次掩护鲁迅避难，也帮助过郭沫若、陶行知等左翼文化人士避居于书店。从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为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许多书，就是由内山书店代销的。1936年鲁迅去世后，内山完造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至今上海鲁迅纪念馆里,还伫立着内山完造先生的铜像,旁边就是内山书店。仅据《鲁迅日记》上的“书账”统计,从1921年到1936年就有九千多册。他收藏的书,总是捆扎保存得井井有条。鲁迅一生清贫,最大的财产,就是他的这些宝贵的藏书。 后来，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在东京也开了一家内山书店，专门出售鲁迅先生的著作和其他中国书籍。七十年过去了，如今这家书店已经由他的儿子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国图公司访问的内山先生经营了。现在，那里的中文图书几乎占了一半，其中有许多鲁迅的著作。鲁迅和内山完造参与缔造的中日友谊在这里得到继承和体现。 父亲留下几千元存折父亲病殁前，剩下的稿费存在了折子里，曾对母亲说：“如我有不测出意外，这钱粗茶淡饭也能让你们母子将就生活下去”。我过去有过哮喘病，一发病就喘不过气来，母亲为了我的病过去是不敢远离家门的。 “有人问我，你五岁时和八岁时心中的父亲有何不同？我说这没法比较。我在鲁迅身边生活，他就是我的一个平常的父亲。母亲常常叫我不要吵他。直到父亲去世时这么多的人来送葬，才使我感到父亲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周海婴说。 我对周海婴委员说：“今天的您也是父亲了，你认为您做的父亲与自己的父亲相比有何不同。”他回答：“我学习了父母几个方面，不硬性规定孩子应该学什么，尤其不干涉孩子的婚姻。” 他举例说：“我的妻子与我家并不是'门当户对’，但母亲看我俩感情好，她就认定这个女孩子可爱。事实上，母亲确实也是由我的夫人照顾了她的晚年生活，大家相处得很和睦。” 说到这里，周海婴先生伸出一双手说：“我的手单看不美，但我是学理工的，我常干活。帮母亲修理缝纫机，修理电视机、摩托车，修理录音机。母亲不强迫我学习父亲，她认为我有自己的手艺灾荒年景会饿不死，因为那时正在抗战年代，何时胜利大家心里不好估计。” 1936年10月19日， 宋庆龄、许广平等商量鲁迅治丧事宜，决定由宋庆龄主持鲁迅葬礼。 “那一天，仍处在悲痛中的母亲与宋庆龄去挑棺椁，我记得母亲眼角总是瞄着价位低的那种。最后宋庆龄说：“鲁迅那么伟大，不能简单从事。”于是，大家就挑了一个法国进口的棺椁。但这就用光了父亲留给母亲的存折上的钱。” 原来，周海婴曾有过敏性哮喘病，发作起来一整夜地连腰都直不起来。为此，许广平女士是不出去工作的。但当鲁迅去世后，周海婴清楚地记得母亲拿出存折给他看，并说上面已没有钱了，意思是告诉儿子她得出去教书了。 历史上人们对这个问题有过争议，但一般人们是把他当做历史去研究的，而在周海婴心里，这个事实牵动着他对母亲的情感，他只想告诉人们，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艰辛。 说到这里，周海婴心绪沉重地说：“我写下这些事实，有的人不愿承认，从好的方面来说，大家希望社会相关人士当时会出面为鲁迅送行。后来救国会负责人胡愈之回了我一封亲笔信，他讲到，救国会当时没有钱替我父亲办丧事，宋庆龄夫人自己后来也说，鲁迅先生生前不接受人一分钱的馈赠。尽管有了这些证明，但当我讲出真话的时候，还是令很多人不舒服。于是有人就批评我，说我的话不真实。” 我非常理解周海婴先生的心情，鲁迅去世后，他的母亲可谓含辛茹苦地抚养他，赡养着鲁迅的母亲和鲁迅的第一位夫人。他真真切切地感受着父亲走后留给母亲的艰辛，一颗善良的心无法为了社会的需要而忽略母亲的巨大的付出，在父亲、母亲和他之间，有条属于他们自己的亲情小路。 读了周海婴写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心里有了一种很有分量的感觉。那本书不容易用浏览的方式读下去，一生从事物理学专业的作者，写历史时挤去了水分，浓缩的真实令人边读边想。终卷后，与周海婴先生通了电话，我告诉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的谢意，因为，当那段往事越走越远，成为记忆的时候，他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极其可贵的真实。从那里可以看到，他的母亲一个忠诚而又善良的女性是怎样承受着压力，竭尽全力，小心谨慎地为后人保留住了鲁迅大批珍贵的手稿，又是怎样无偿地献给了国家，她一生站在鲁迅的身后，但周海婴的书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许广平女士美丽而充满情感的内心世界。 交谈中周海婴几次谈到母亲时，都流露出一种真挚的感情。他说：“当初，父亲病殁后，妈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新中国成立后，妈妈十分不愿离开上海的家到北京来，就是为了把爸爸的文稿整理后交出来，让大家研究鲁迅。”周海婴还不无遗憾地说：“我读了些父亲的书，但研究不够，因为自己钻研的是无线电业务，有些后悔妈妈在世时，我没有问问那些老照片中的人物都是谁，那些照相本上的合影照片没有名字，妈妈这一代人一走，那些人物就都淹没在历史中了。” 我还看到，周海婴先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试图告诉人们，作为伟人，鲁迅属于我们这个社会，但作为父亲，鲁迅仅属于他，周海婴一个人。这似乎有点无奈的告白。 当我问到，如果生活可以让您重新选择，是选择做鲁迅的儿子还是做普通公民？他的回答令人沉重，他说：“我会选择做一个自由而普通的人。我是鲁迅的儿子，鲁迅作为父亲他是我唯一的，但鲁迅又是属于大家的，连一张照片、一篇文稿我都无法保存在自己手里。出版鲁迅的书一批又一批，而出版商没有给我任何回报。”可见，现实生活令周海婴感到有无可选择的沉重。” 今年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的日子。 郁达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人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现在各地都纪念孔子2500年诞辰，到200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0年，不知道我们能用什么样的方式纪念他。 愿我们拥护、爱戴、崇仰中华民族之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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