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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对周海婴有种神秘感，鲁迅之子，会是什么样子呢？在没有见到他之前，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都有点消极。比如其学习平平，缺乏才气，曾受到学校老师的批评，等等。那些传说都有点惋惜的口吻，言外鲁迅的后代已不复周家当年的气象了。 其实我们用打量鲁迅的眼光来看他的后人，可能有点问题。孔子的后人能有大才者亦不多，苏轼家族后代，还有谁能泼墨为文，世人大概也不知道的。思想和艺术很难遗传，这个现象不知道医学怎样解释。周海婴自应有他的路，逃不出父亲的光环，有时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们舆论的问题。 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认识周海婴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一个下午，他开着一辆很小的轿车到鲁迅博物馆来。门卫的老大爷不认识他，将其拦住。海婴很生气，说这是我的家，怎么不让进呢。我便前去解释，彼此方得以释然。看到他高高的个子，一身笔挺的西装，觉得有点港台人的气质。那时候大陆人的着装很土，而鲁迅之子的悠然、贵族气，显然呈现着他和常人的距离。 后来总是在会议上见面。他与李何林、唐弢、王瑶常常坐在主席台上。但那些关于鲁迅的会议，他从不发言。自己手里带着相机，不时在会场走动，倒仿佛是个专业的摄影师。他游离于学界和文坛，反显得轻松、自如。筹备鲁迅的会议，人们首先想起的是请他出席，这是基于对鲁迅血脉的尊重，也有对气场的期待。有海婴在，似乎有着历史现场感的。 我真正与他有了接触，是做了鲁迅博物馆馆长之后。上任不久，第一个要拜见的，首先是他们一家。周先生住在木樨地，家里的摆设很文气，书房里多是与鲁迅相关的书籍。各类木雕、铜像，还有书法作品，显得古雅。他对鲁迅博物馆的现状很关心，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把博物馆当成了自己的家。慢慢地，我和他们一家人也渐渐亲近起来。 他在谈天的时候，偶尔说些笑话，幽默的语句不时出来。他说话把别人逗笑了，自己并不笑。据前人回忆鲁迅，也有类似的感受，那么这是父亲的遗传也说不定。他是很直截了当的人，快言快语。也常得罪人，说话偶尔带刺。有时候与人不高兴了，马上红脸，愤愤的样子。许多年间，他为了维护鲁迅的版权和多家出版社发生纠纷，官司不断。我总觉得出版社和他沟通不够，有着隔阂在。有人因此说海婴看重金钱，批评也偶尔出现过。但他认准了，就坚持，有时甚至写文论争。这种韧性，似乎也有鲁老夫子的痕迹，在坚守自己立场的方面，他许多时候让我想起鲁迅的性格来。 周海婴对鲁迅文本几乎不能说些什么。父亲去世他才七岁，但他对母亲是感情极深的。他在母亲那里，得到了最美的爱，风雨之间，一同走过了童年。晚年他的一件心事，是出版母亲的文集，特别是那些被删改的集子。关于许广平的资料，还要一点点整理。他组织朋友帮忙，花费了许多心血。我每次去他家，讲得最多的是他母亲的事情。比如许广平当年捐献文物之事，比如一些研究史料中关于母亲评价的问题。他对自己的母亲当年处境里的困难的选择，一直感到有陈述的冲动。我能够理解他的苦心，周围的一些朋友对此也是深为同情的。 若说他与鲁迅最大的差异，是没有像父亲那样沉浸在思想与文学的思考里。可是鲁迅希望青年的那样轻松合理地度日的状态，他是有的。他享受了鲁迅给他带来的各种荣誉，也自如无伪地度过了一生。这是鲁迅精神的果实呢，还是一种偏离，都颇可思量。从鲁迅到周海婴，有两代人反差极大的空间。中国文化的流变和生存状况的流变，均于此折射出来。 没有创作经验的周海婴，在晚年最大的事情是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有争议的著作，给文坛带来了许多话题。鲁迅与他的生命历程，与现代中国，乃至鲁迅传播史等，都于此有所体现。这本书披露的史料很是珍贵，有的是有分量的。一个儿子眼里的父亲，及社会变迁史，总让我们有新奇的感觉。 海婴先生生前给我写过许多信，对社会与学界多有臧否。他总有操不完的心：鲁迅藏品保护问题，版权问题，子女问题。我们觉得他有诸多未了的希冀。他对自己评价不高，觉得不过常人而已。有一次偶然知道，他藏有很多底片，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下的，才发现其摄影家的天分被埋没了。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令飞邀我一起为海婴策划了摄影展，一时颇有影响。他很小就学会照相，从上海到香港，北京，留下诸多历史的镜头。他喜欢捕捉风俗，对人物肖像亦有研究。上世纪40年代上海难民的片断，他拍得很真实，人物传神的地方历历在目。最有文献价值的是1948年从香港到大连的一组照片，记录了民主人士准备政协会议的片断。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人在船上共议国家大事之举，都被他记录下来。海婴那时候还是个孩子，还没有记者的理念。但他无意中留下的底片，填补了那段知识分子活动研究的空白。他自己的生命融入那段历史里，也成了那道风景的一员。（文/孙郁，摘自《写作的叛徒》海豚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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