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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在哪里 育邦
作者简介： 育邦，1976年生。从事诗歌、小说、文论的写作。著有小说集《再见，甲壳虫》，有诗入选《大学语文》及多种诗歌选本，著有诗集《体内的战争》《忆故人》，文学随笔集《潜行者》《附庸风雅》。现居南京。 记不得是谁说的了：写作是工作的彼岸。（注：工作即社会工作，不包括艺术创作类的工作。） 伯格曼的电影《豺狼时刻》讲述的是一个“羞辱”的故事。一个人很难不与现实生活相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蒙受羞辱的过程。不与生活接触的愿望无疑是幼稚的。片中的主人公最后在强大生活的逼迫下，成为一个荒诞的受难者，耻辱永远侵入了他的体内。显然，与生活隔绝的想法在很多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流行，做一名隐士成为很多作家的乌托邦。而最终事实是，不是做一名假隐士，就成为满腹牢骚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成为传说中的仙人成为人们的谈资…… 王维有一首诗写庄子，名《漆园》，曰：“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事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知识分子也是人，作为苦思冥想的哲学家也要吃饭，对于庄子而言，做个漆园吏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己的“羞辱”。他要学会生存，这几乎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悖论。朱利安·班比说：“知识分子事实上也食人间烟火，对于实践利益也有感触。”但是一个人必须要有“经事务”的生活经验，他不是一个绝缘体。一个绝缘体的哲学将是对人类毫无益处的天外思想。只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当事人才能走在“经事务”或“经事务”的反面。“偶寄微官”提供了世俗生存的反面，它为庄子立一面镜子，它给予他的是繁复的沉重感，他希望逃离世俗的重力，因此飞翔就成了他生命里唯一的命题。 今天，“经事务”也就意味着工作。也许“工作”一词被破坏了，“如今它带着太多征服和生产的意味”（朱利安·格拉克语）。各种实在的工作完全取代了梦想，工作只剩下“贫乏”的特征了。 有时候，我们说工作就是上班。“上班”这个词的关键是“班”，是一个隐藏的强大体制。“班”意味着集体，意味无意识地顺从，意味着吞噬个人的生存空间。我们总谈论这体制对我们的摧残。摧残了一名才华横溢的作家，一名极有天赋的艺术家。它摧残自由和创造。但是我们永远在体制内存活。有的人还活得很滋润。当然，这也让我们怀疑。从泛文化意义上说，我们不管怎么生活都存在于一种无所不在的体制中。这既可能是权力体制，也可能是市场体制，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可能小到发表体制、出版体制，等等。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归来》中说：“我们成了我们想逃避的体制的一部分，于是这个体制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战胜了我们；我们的心按照这个体制的节奏而跳动。” 在很多时候，一名写作者必须面临这样的痛苦。卡夫卡在办公室的时光无疑是一种折磨，一种无法挽回的浪费。“羞辱”很难表达这样的状态。我们被工作所控制的时光细致地、残酷而又彻底割杀，在意识清醒的时候被血腥地屠杀。这种现实也同样长久地落在我的身上。我的一个朋友开玩笑地对我说：“有一种育邦叫浪费。”我极其痛心地赞同他的说法。 除去可憎的工作之外，还有可怕的生活。意大利作家艾里·德·卢卡在小说《有一次，有一天》的开头即写道： 一个令人窒息的午后，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一缕阳关照射在那些平底锅上，而幼小的孩子们在午睡中流着汗，你站在一个男人搬来的家具中间，明白了你的生活成了这个模样，就是这样，而非其他，这就是你最终的家庭，这个满头发油、埋在书堆里的神经质的男人，就是你的男人，你永远的丈夫。 这让人不寒而栗，“永远”有多远？……我们每天从家到上班地点走着同样的路，一直到退休。我们每天面对相同人群、相同的食物、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国家……“永远如此”的生活给我们的只有永远的绝望。 工作是站在写作的对岸的。站在此岸的我们难道只有眺望？彼岸在我们的内心。在工作或生活之下，我倾向于认为普鲁斯特是唯一的作家。他的写作生涯诠释了“彼岸在哪里”。
《花城》2016年第4期目录 （总第221期）
中篇小说 《1980年代之少年游》（育邦） 《游园》（许艺） 《青草》（易康） 《回呀》（荒湖） 短篇小说 《萤火虫》（王啸峰） 《临界》（商河） 《孤独的牧羊人》（午云） 《马不停蹄的哀伤》（谢松良） 诗歌 《时间抽屉》（阎逸） 《犹如深海》（杜绿绿） 《记忆追寻我》（亚楠） 家族记忆 《陪老头去远方》（朱零） 散文随笔 《手卷和散帖（散文三章）》（冯杰） 《木箱记》（傅菲） 蓝色东欧 《公开的自杀》（【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李晖 译） 思无止境 《论手和脚》（汪民安） 域外视角 《幸福国度的绝望青年——东亚现代文化的转折与日本当代青年文化（四）》（[日本]千野拓政） 特约：新媒介文艺前沿探讨 《“第九艺术”（电子游戏）如何讲故事？》[邵燕君等（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 微信ID：huachengxiaodian ❷ 复制网址https://gdhccbs.tmall.com/在浏览器打开天猫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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