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宁 | 再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

再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

屈宁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提要】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主要表现为：经史关系上，从经先史后转向经史并重，史学的独立性大为增强；史学逻辑和方法上，从以道统事、理在事外转向因事见道、借事言理，从重视史书书法转向重视历史事实，并随着对“事”之考证的深入，进而表现出对历史文本本身的关注；历史认识上，从凿空生义转向知人论世。这些特征根植于理学衰颓的学风背景下，是史学走出理学时代的缩影。明末清初的史学不仅对乾嘉史学产生深远影响，奠定了此后“经体史用”“六经皆史”“论古必恕”等学说的思想基础，而且，其史学专门化的研究趋向，历史文本分析过程中所流露出的朦胧的史学史意识，以及历史主义的认识论，都被近代史家继承发扬。

【关键词】明末清初；理学；史学；经史关系

关于明末清初史学，学界已普遍注意到其“变”的特点：或视清儒“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对宋明史学之理学习气的一大“反动”，或认为学者“经世致用”的思想旨趣是一种“穷则思变”的表现，或指出史家在历史观上已有明显“嬗变”，或以重视史学之独立价值为这一时期经史观的主要特征，所论皆有启发意义。不过，一些重要问题，如黄宗羲的经史观、王世贞等人的史料辨析思想、王夫之的历史认识论，对于传统史学的嬗变及其近代转型的意义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从经先史后到经史并重：

经史关系论的突破

明清之际，学者大多经史兼重。这一观念源于明中叶尤其是晚明以来的经史同源说，也是清乾嘉时期经史体用观的思想基础。

自明中叶以降，有关经史关系的讨论便不绝如缕，尤以经史同源论为盛。但由于论者身份、动机、语境不同，其立意也大相径庭。大致说来有两种情况：一是质疑六经的权威性，二是张大史学旗帜。前者以王阳明、李贽为代表，后者以王世贞为代表。

王阳明、李贽都强调以史释经，主张“六经皆史”，但着眼点实在于“经”而非“史”。王阳明的本意是，依据道事一体的逻辑，将程朱尊奉的六经降至“事”的层面，为其“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的心学主张铺路。李贽的做法则是“异端”学者向儒家正统思想的宣战。在他眼中，六经不过是早期史臣所记“褒崇之词”“赞美之语”，或学问浅薄者“记忆师说，有头无尾”的各种断章取义之言，不可尽信。这些说法原本与史学无涉，与后来章学诚的相关论述更是迥然有别，但他们对经之史书性质的论定，在淡化经书神圣性的同时，客观上有助于史的地位的提升。李贽对经史互为表里关系的阐述，即“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更暗含着对经之历史内涵和史之羽翼经义的辩证分析，从根本上呼应了古代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及借事言理的学术思维。

与之相比，思想上深受心学影响、但史家身份更为显著的王世贞，其经史观则更为鲜明地表现为由经转向史，由削弱经学权威转向凸显治史的意义。其言曰：“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又云：“明天下不可一日无史。”“史不传则道没，史既传则道亦由之而传。”他不仅视经书为史书，而且把史书视作天地万物的载体。由此，明史即可传道、治世，而不必囿于经义。这就把“史”同“道”直接挂钩，赋予史学更为独立的学术属性。这一认识，无论是逻辑还是立意，已颇有后来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雏形。

无论以史释经，还是以史统经，经本位观念的打破对于史学而言都是一种解放。从唐顺之的“语理而不尽于六经，语治而不尽于六官”，到茅坤强调六经不过“理也”，且六经亦有“所不能尽”者，需诸家之学（包括史学）来补充；从李贽对六经客观性的怀疑，到傅山提出四书五经只是“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惑经”的思绪一直贯穿其中。傅山甚至认为，经不过是汉代以后的称谓，其初只是诸子之学而已，“有子而后有作经者也”。这与章学诚关于“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的论断堪称同调，都是对经之历史内涵和学术属性的体认。不过，经之权威的削弱，并不意味着经学显学地位的旁落；只是，相比理学盛行时一度甚嚣尘上的经先史后、经精史粗、经正史杂、荣经陋史等观念，史学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逐渐成为与经学并重的学问。

在这一转向上，作为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黄宗羲的言论尤其值得注意。他指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曰：“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不难看出，黄宗羲的经史观源于他对明代理学空疏学风的反思，较晚明学者而言兼顾了经学与史学互为补益的关系，在主张经学回归文本研究的同时，尤其突出了史学致用性的一面。而他所理解的史之为用，除了经世应务，还包括“证理之变化”。也就是说，黄宗羲不仅反对“理”之绝对化，而且认为，必须从具体的历史中体察其因时而变的特征。这显然又暗含着对理学教条化问题的反思。

事实证明，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影响深远，表现出明显的师承性和地域性，奠定了清代浙东史学的基调，也成为乾嘉学者的基本共识。全祖望《鲒埼亭集》突出引述了前述黄宗羲的经史观，其尊敬的口吻表明，全氏正是以继承浙东史学的衣钵而自任。此后，章学诚进一步张大其帜，将浙东学术的精髓概括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这也是他构建“六经皆史”说的逻辑前提。从更广泛的学术层面来看，无论是钱大昕“经与史岂有二学”的主张，还是阮元“疏于史鉴，虽经学、文章，何以致用”的看法，都不难看出其中黄氏思想的印迹。尤其是阮元的《国史儒林传》，不仅在黄氏本传中尽载其经史关系论，而且以史学为主线依次为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诸人立传，无形中构建起一个浙东史学谱系。黄宗羲穷经重史思想的影响甚是明显。今人多重视章学诚《浙东学术》一文，对阮元的这一学术隐语则不甚措意。事实上，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学者身份还是著述性质，后者的影响力都远超前者。

这样来看，黄宗羲的观点可视作晚明以来各种经史关系论的总结和升华，既标志着经学思维的转换，也预示着重视史学时代的来临。因此，可以说，17世纪前后经史观念的转向过程中，黄宗羲起着十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从历史考证到文本分析：

史料方法论的深化

就历史编纂而言，经史关系归根到底表现为如何看待和处理“道”与“事”的关系。即，是把经义（道）置于历史（事）之上，以经义肆意穿凿和解释历史，还是即事言道，通过复杂多变的历史，不断丰富和深化对旧有经义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通鉴》和《通鉴纲目》堪称两种史学思维的典型代表。司马光在《通鉴》中主张叙述历史，“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反对刻意模仿《春秋》褒贬书法。《通鉴》因其事繁义晦而受到朱熹的指摘。而为了宣扬不容置疑的理学大义，朱熹《通鉴纲目》大有将史书书法置于历史事实之上的架势，这也正是理学对史学主要的消极影响所在。明末清初史学思想嬗变的又一重要表现是，回归即事言道的史学逻辑。即，表现为对原本从属于“道”的历史事实的普遍关注，从史学义理化转向历史实证主义，进而思考历史文本的生成问题。

以王世贞为例，他在讨论经史关系的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三史”说。即，“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以往论者多关注王世贞“三史”说在史学批评史上的价值或者史料方法论的意义，对于其中暗含的历史主客体关系的问题则不甚措意。仅有个别学者注意到此说体现出“不同作者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问题”。实际上，只要结合王氏考史的具体案例，即可明白其学术意义绝不限于辨明事实。他在分析宪宗、孝宗两朝实录记载刘珝事迹的分歧时写道：“盖《宪》多刘吉所裁，《孝》则焦芳改笔。珝于人，乃中人耳，吉有隙，芳有恩，故异辞也。”史书“异辞”的现象源于魏晋以后史学多途发展的趋势。具体而言，乃是历史书写者身份、立场、学养、动机及史料来源不同所致。对此，刘知幾在《史通》中有专篇论述，并提醒后世学者对于“异辞疑事，宜善思之”。不过，传统史学主于叙述的模式决定了史家大多回避历史考证的具体过程。即便是《通鉴考异》这类考史专书，往往也只是通过文本比对的方式，从“证据”和“情理”两个方面概述史料去取的原则，并未集中分析造成“异辞”的原因。王世贞的论述则有所不同。为了说明历史记载的差异性，他尝试从书写者的角度寻找原因，认识到历史撰述主体对客体生成的重要影响。这便在无意间超出了一般历史考证的范畴，隐约表现出对历史文本生成过程的粗略思考。尽管王氏本人对此缺乏足够的自觉，其考史初衷只是以信史传世，明实录只是他用以书写国史的史料而非研究对象，但从其考史的过程来看，王氏已有某种朦胧的史学史研究的色彩。

随着学风的转向，清初史家对史料的态度愈发谨严。或主张“审论作书之旨，辨其醇疵，综其得失”；或强调“鉴别之识”，“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或提出“人与书当参观”的原则，“其人而贤，书多可采，否则间征一二，毋或轻徇”；或针对史书“异辞”“互见”等现象，认为“宜断诸立言之人与所处之地”。所谓“作书之旨”“其人”“其世”“所处之地”，显然已不局限于史料考证本身，还包括史料作者及其作史宗旨和背景等与历史书写有关的问题。其中，戴名世言之最详：“彼其人何人乎？贤乎，否乎？其论是乎，非乎？其为局中者乎，其为局外者乎？其为得之亲见者乎，其为得之逖听者乎？其为有所为而为之者乎，其为无所为而为之者乎？观其所论列之意，察其所予夺之故，证之他书，参之国史，虚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论之，而其中有可从有不可从，又已得其十八九矣。”尽管戴氏的出发点仍是历史求真，但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史料方法论层面。因为，几乎所有关乎历史文本生成的主客观要素，如作者素养、身份特征、撰述动机、成书环境、史料获取途径等，戴氏都注意到了；而这些因素正是当下史学史视野下学者讨论历史书写问题的主要切入点。

至乾嘉时期，由于历史考证学的盛行，学者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更趋深入。阮元在为江藩《通鉴训纂》作序时写道：“温公当日领袖群贤，博采载籍，斟酌异同，弃取裁截，后之学者，望洋而叹，几不尽知其所由来，安能全见其命意之所在？”由于江书已佚，加之阮元的史学成就一直为其经学盛名所掩，这段话在史学史上极少被提及。但是，它实际上有着值得被关注的意义。阮元的发问已然触及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逻辑，即，须从文本入手，借助史源学的方法，才能真正洞察历史学家的思想，进而对其著述的价值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因为历史文本生成的过程，就是史家组织和运用史料的过程；史家如何看待旧有文本，如何重新考证既定的历史结论，如何通过新史料提出不同的看法，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历史事实和价值判断，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史研究就是历史文本“再现”的过程，是对史家历史撰述思路的还原。阮元虽然尚无明确的史学史意识，但对于历史认识与史学认识显然已有明确区分。

同时代的赵翼、钱大昕等人在考史方面的诸多结论，皆已臻于史学认识层面。赵翼指出，陈寿和范晔在三国史的记载上之所以有“讳”“直”之别，主要在于“所值之时不同”。钱大昕认为，班固“有意抑项”，将项羽降而入传，本质上乃是其“汉臣”的身份使然。所论皆涉及历史文本的时代性问题。可见，无论是历史考证的深入，还是对史意的自觉探究，都不可避免地触及历史文本的生成问题。

上述现象折射出历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即史学史研究需要有历史研究的基础，尤其是历史文献学的基础，而从历史认识上升到史学认识，又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古代史学趋于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从凿空生义到知人论世：

历史认识论的蜕变

在历史思想领域，明末清初史学的嬗变主要表现为对君主专制体制的怀疑与批判。这与理学的退潮同样不无关系。随之而至的是史学思想的解放，那种将义理抽离于历史之外，将历史观完全局限于经义本身的做法，逐渐为主流学界所摒弃。

例如，清人对宋明史论普遍评价不高，认为其立论轻率，多有不实，甚至“凿空生义，僻谬不情”。所谓“凿空生义”，显然切中理学家肆意褒贬历史的积弊。对此，宋代有识学者已有察觉。吴缜即以“明事实”为“为史之意”的根本，反对“徒以褒贬、文采为事”。郑樵亦强调“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呼吁史家应以描述历史为主，尽量避免主观性的历史解释。不过，由于彼时理学盛行，其影响终究有限。这是因为，只要理学仍是显学，这种以义理统摄事实的错误逻辑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由此，两宋时期以《通鉴》和《纲目》为代表的两种史学形态，始终同时并存。

这一情况直至晚明以后始有根本性的改观。随着反思、批判理学思潮的兴起，史家得以真正解放思想，重新确立了以事实为先、借事言理、论从史出的主流史学风气，形成了自然活泼的史论风格。相较于历史认识本身的突破，这一认识方法上的蜕变实则更为关键。在这一方面，王夫之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不仅写出了《读通鉴论》《宋论》等带有总结性的史论巨著，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总结性看法。

王夫之本人以理学自居，自视为张载后学，但他所理解和倡导的理学，已然超出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他虽喜用“理气”“公私”“天人”等概念，看似玄虚，实则暗含着对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思考。他所说的“理”，不同于程朱之“天理”，既非静止，也不绝对，而是因时势而变。故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之“理”，要历史地加以看待；而随着时代发展，历史认识也随之深化，须及时体察和践行新的“理”，不断推动社会前进。后人把这一历史观称为“新天理史观”“活天理史观”。

例如，王夫之肯定汉代废除肉刑之举。因为此举体现了“仁民”之意，是一种制度上的进步，所以不可盲目复古；但也不必谈虎色变，毕竟在民化未开、刑法草创的三代，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刑罚。又如汉武帝通西南夷。在王夫之看来，此举符合儒家文化普及的这一“贞一之理”；此前历史条件并不具备，所以“时之未至，不能先焉”。武帝能够成功，不过是顺势而为，归根到底是“天之所启，人为效之，非人之能也”。“天”即“理 ”，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人”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偶然性中暗含着必然性，必然性又通过偶然性得以体现。这一“天人之辨”，正是王夫之整个历史认识论的理论核心。他评价秦以郡县代分封，亦复如是，只是在概念上将“天人”改作“公私”。所谓“私”，是指秦始皇此举乃出于“私天下之心”，但从制度演进上看，却是一种合乎“天下之公”的举动，所以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可见，王夫之论史始终基于对历史本身的分析。他重视从历史中总结各种“理”，但从不把“理”抽离于历史之外来作空洞的论述。他看历史，始终是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既不尊古卑今，也不是今非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即，把历史置于特定情境之下加以解读，注意体察历史背后的社会发展趋向，以及历史进程中关键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影响。这在方法论上无疑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王夫之的这一思想特点在明清之际的许多学者身上都有体现。李贽把“道”比作地上的水，着意强调其无处不在、无时不变的自然属性。顾炎武说：“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同样反对思想认识的僵化。朱鹤龄认为，治学最大的流弊即在于“执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归根到底，这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陈启源治《诗经》，更是明确提出“惟立身于古世，以论断于古人”的主张。从学风上看，这些看法无疑都是对当时僵化、空洞的理学风气的根本性扭转。由此，王夫之的历史认识论，尤其是历史主义的原则，不仅具有鲜明的个人学术风格，更具有普遍的学术方法论意义。它既是明清之际学风转捩在史学上的直接投射，又被乾嘉学者直接继承。钱大昕所说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阮元所说的“善论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表述虽异，但都以遽论、妄论、苛论为戒。这种立论上的谨严，与彼时考史方法上的缜密，可谓相得益彰，都是史学进一步走出理学羁绊的重要表现。

不过，乾嘉时期过于排斥理学的汉学风气，又严重束缚了史家的思想，甚至造成了知与行的严重断裂，史学在走向琐碎饤饾的极端境地的同时，反倒催生出《文史通义》这样的史学理论名著。这表明，理学与史学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理学长于思辨的特点，往往是史家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和创获的关键。王夫之、章学诚皆是明证。理学对史学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历史思维的禁锢和史学逻辑的颠覆。而本文所谓“走出理学羁绊”，也主要是指摆脱理学教条化和空疏化的极端思想倾向，并非是对理学的全部否定。

结语

综上，从学风转捩的视角审视明末清初史学，尤能看出其“穷则思变”的时代特征。无论是以经为体、以史为用的经史观，还是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以及知人论世的历史认识论，都根植于当时理学衰颓的学术背景之下，都体现出对理学末流重行轻知、重义理阐释而轻事实建构等学术偏颇的纠正，从而将文本之实与致用之实紧密结合起来，史学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的学术属性。

此时史学的独立属性不仅表现为先有史学而后有经学、不通史学则经学乃至一切学问皆无以致用等观点逐渐成为共识；还表现为，随着历史考证的深入，史家开始由认识历史臻于认识史学，从探求历史之真过渡到对历史文本生成过程的思考。其后阮元所提出的考察史意须借助文本分析，搞清史源由来和史料去取之意的看法，已暗含着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史意识。至于王夫之提炼的历史主义的认识论，根本上源自于新理学家对旧有理学思想体系的扬弃。此后，这种认识论经乾嘉学者尤其是章学诚的进一步阐发，被近代史家普遍接受。这一事实表明，理学与史学并非天然对立，相反，理学偏于形而上的哲学思维，正是历史解释和史学理论建构所需。

表面上看，无论是经史并重、以事实为先，还是知人论世，皆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清初史家在重拾这些传统和方法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同样是经史并重，但史学之独立性和重要性大为增强，史学专门化的趋势更为显著，各种带有总结性的史学专书层出不穷，传统史学的各种“旧领土”开始“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同样是重历史考证，但史料方法论的缜密自然带动了对历史文本背后之思想倾向的认知；至于知人论世，原本多限于读书方法论，至此则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认识论。凡此种种，又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传统史学的范畴，呈现出某种“嬗变”的迹象，不仅意味着史学思想的解放和史学逻辑的纠正，还孕育着近代史学的某些重要元素。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