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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谓“迷信”是从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在那个时代，阴阳五行、易学象数、谶纬之学大行其道，人们对于这些都是当做最时髦的“高科技”看待，其狂热程度不亚于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和“特异功能热”。 阴阳五行和易学象数我们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么谶纬之学，又是什么东东呢？ 谶，是指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或预言。 上古时期，预言往往是巫师的专利，其他人无权参与。到了商周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这种权利被掌控在统治者手中，并通过龟卜和易占进一步规范化。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崩乐坏”，统治者逐渐失去了对“占卜”的控制，因此各种来自于民间的预言大行其道。这当中有的是民间的方士制作，以显示超于常人的“神通”，而有一些则是某些人有意识的编造，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谶言当中，最有名的当属“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对这一谶言十分忌惮，始终把“胡”当做秦帝国最大的威胁。于是他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修筑万里长城，并征调大量军将戍守北部边疆。到头来，这个谶语终归应验，不过亡秦之胡不是胡人，而是他的小儿子胡亥。 谶言在秦汉时期广泛流行，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篝火狐鸣”、“鱼腹帛书”之类，都是此流，后世改朝换代中，这类伎俩也屡见不鲜，一直到当代某警卫部队的番号，谶言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纬，指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即由儒家经典引申而来。比如有《易经》、《诗经》，同样也有《易纬》、《诗纬》。 按理说，孔子述而不作，只整理了“六经”，并没有所谓的“六纬”。但是，由于汉武帝出于政治目的，把儒家思想宗教化，因此董仲舒阉割和改造了孔子儒学，掺入了大量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神秘学内容。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出现了一批假托孔子的纬书，例如《易纬》、《诗纬》、《尚书纬》、《礼纬》、《乐纬》、《春秋纬》等等。这些纬书假借孔子之名，对经书中涉及到的吉凶祸福和治乱兴衰等现象以阴阳象数做出解释，从而把“六经”神秘化，把儒家思想宗教化，把孔子塑造成一个行走在世间的“神”。 到了后来谶、纬逐渐合流，统称为谶纬。谶纬之学在汉代大行其道，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首先是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寻求政权合法性的需要。一个小小的亭长竟然成了“九五至尊”，这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遭。因此，从汉高祖刘邦就开始“神化”的行动，所谓的“母梦与神遇”、“醉酒斩白蛇”都是此类伎俩。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审时度势，非常合时宜地提出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从而将君主的权力置于了不容凡人质疑的地位。 董仲舒及之后的汉儒们利用董氏儒学和谶纬之学将“君主”神化，把皇室纳入到神化的体系中，进一步把整个社会也纳入了神化体系，倡导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让人们对汉王朝有了归属感，觉得自己也是主人。但天之子是皇帝，天的旨意会让皇帝执行，所以“天人合一”只不过是强化君权的手段而已，但在当时的确是能抓住人心的高明之策，也确实起到了稳定和巩固汉王朝统治的作用。 其次，汉儒搞出这么一套神秘化的东西，也是出于适当限制君权，企图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矛盾的需要。 这一方面就要靠“灾异学说”了。灾异学说是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把“天命”和“人事”相结合起来的一套思想学说体系。统治者如果能够顺应天命，那么天地将一片祥和，风调雨顺，百姓年年都有好收成;统治者如果违背了天命，那么上天将降下灾异，大旱、水涝、山崩、地震、天象异变等等，以昭示“天命”与“人事”相矛盾。 汉儒认为，有了“灾异学说”，皇帝做事不会像秦王朝那样为所欲为了，因为皇帝的行为受到了上天的监控，要是皇帝做了有损国家的事，上天就会降灾惩罚，这就使得皇帝必须选贤任能，为天下人谋福利。但事实证明，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灾异天变对帝王的震慑作用并不明显，他们限制君权的想法也没有完全实现。因为“上天降罪”之类惩罚毕竟很遥远，而奢侈享乐和无的威权就在手边。 诸如此类的神秘主义学说不但没有制衡君权，反而让有野心的人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因此，每到社会动荡，政局紊乱的时候，谶纬之学就成为了各种政治权势相互斗争的武器。
王莽之所以篡位成功，靠的就是谶言。据说有人挖井得到一块石头，上面刻字，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遂以此为据，悍然居摄。后来又有人造铜匮，内有两题签，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一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当为天子，莽遂据此登基。此后王莽失政，群雄并起，有样学样，大多以谶言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如公孙述称“废昌帝，立公孙”，又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等。 当然，这些谶言往往在当事人需要的时候出现，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大概率是当事人授意下的伪造之作。和这些相比，汉代最神奇、最有名的预言，莫过于关于“刘秀”的“谶言”。 说其神奇，并不是因为它最终应验了，而是因为它出现的年代比刘秀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要早，可以确信不是刘秀的“创作”，而且它还阴差阳错地和西汉的另一个风云人物——刘歆挂上了关系。 刘歆想必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就是那个王莽的“哥们”，曾经编制过《三统历》，并在王莽篡汉中出过大力的“国师”。只是恐怕大家不知道的是，他曾经将名字改为“刘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刘歆改名，《汉书》记载：“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刘歆)改名，几以趣也”。而《汉纪》则干脆直接说：“先是歆依谶改名秀”。 《汉书》中提到的“刘秀发兵捕不道”的谶言，是出自于一本在西汉末年流传甚广，名叫《赤伏符》的谶纬书中。因为刘歆参与王莽篡汉，被后人诟病，《汉书》和《汉纪》就有些不怀好意地揣测——刘歆是为了成为谶言中的主角，所以才特意把名字改为刘秀的。 其实，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刘歆和他爹刘向都是西汉著名的学者，父子俩曾经给《山海经》作过注解。在《山海经注》中，刘歆第一次用了刘秀这个名字，因为刘歆要把这本书送给皇帝陛下龙目预览，当时的皇帝是汉哀帝，名叫刘欣。欣和歆音同字不同，为了避讳，刘歆只好自己改名为刘秀。 汉朝时这种改名的事情屡见不鲜，比如著名的嫦娥在汉以前叫姮娥，后来汉文帝名曰刘恒，所以神仙姮娥被改成了嫦娥。神仙尚且如此待遇，何况凡人。刘歆还指着刘欣赏饭吃呢，当然不敢和老板叫同一个名字了，所以主动改了名字。如果说，这个时候刘歆就开始为以后当皇帝做准备工作了，那就有些胡扯了。 刘歆为了避皇帝的名讳改名，很正常，很合理，刘歆改为刘秀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的神奇之处在于，这一年十二月，河南一个小孩子呱呱坠地，当县令的爹给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刘秀，而几十年后，这个叫“刘秀”的孩子竟然当上了皇帝，这就是汉光武帝刘秀。 刘歆并非因为这个谶言而特意改名，刘秀他爹也并非因为这个谶言而特意给儿子起名，而两个叫刘秀的人，最终一个谋反失败服毒自尽，一个登基当了皇帝，很难说和这个名字没有一丝关系。 从时间线上看，刘歆改名和刘秀起名几乎同一时间发生，而谶言的出现时间就不太好确定了。有关《赤伏符》的产生时间，学术界争议很大，此书到底产生于刘歆改名之前，还是改名之后，或者干脆就是刘歆或者刘秀编造，说法不一。 史书上对这段记载很混乱，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刘歆是因为谶纬才改名，而就实际情况来说，刘歆改名发生在建平元年，如果说这个时候刘歆就已经为了皇帝梦而着手准备，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而根据历史记载，光武帝本人也听说过这个谶纬，那还是小刘秀在南阳家里种地的时候，曾有人提起过这个谶纬，说这个刘秀是不是当朝国师呢？而小刘秀就牛气十足地说：为什么就不可能是我呢？
应当说，《赤伏符》出现并得到广泛流传应当在刘歆改名刘秀之后若干年，正当王莽篡汉，天下动荡的时候，这种巧合被一些人发现并利用，正是这句谶纬让人们对改名为“刘秀”的刘歆重视起来，并将其裹挟进一场未遂政变当中，并因此而自杀，而在此之前，刘秀这个名字他已经使用很久了。 刘歆和王莽很早就熟识，关系很铁。刘歆改名的时候，王莽正处于事业的低谷期，被罢官后隐居于封地，闭门不出，将自己打造成谦恭俭让、礼贤下士的贤人形象，在朝野和民间，口碑极佳。很多人都为王莽被罢鸣不平，纷纷要求他复出，于是，汉哀帝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 汉哀帝死后，王莽独掌西汉大权，并进一步谋取西汉的皇权。但要刘姓的天下改姓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理论和舆论的基础。担当这个重任的人选，王莽想到了自己的哥们——刘歆，而刘歆也不辱使命，从顶层设计、制度规划、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等等方面，充分发挥了首席智囊的作用。 刘歆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这也是刘歆造《三统历》的缘由），用俗话说就是，皇位不能一家独占，而应该轮流来做，这就从理论上为王莽奠定了王姓代刘的依据。但是天命所授，非独一姓这种事儿如果老天发话，显然就更妙了，所以眼见着“老天”就发话了，于是前面所说的诸如“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之类的石碑、铜匮在各地遍地开花了。 好歹王莽对扬雄还算知根知底，知道了这件事，说杨雄此人从来不参与政治，怎么会卷到这里来？下令不要追查扬雄。结果，“扬雄投阁”成了一个笑话，被京师老百姓，编成顺口溜讥讽：“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这可能算是扬雄寂寞人生的唯一一个污点。 而刘歆的儿子刘棻、刘泳却因此事受到牵连而被杀，虽然王莽念及故旧，并没有拿刘歆如何，但是这场血淋淋的政治屠杀给刘歆造成的冲击，恐怕让他对王莽产生了恐惧。儿子的死，给刘歆带来的不仅是痛苦，更有作为父亲的愤怒。但刘歆毕竟只是一个拿笔杆子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将痛苦和愤怒埋在心底。 如果说儿子的死还是咎由自取的话，那么女儿的死则更加剧了刘歆对王莽的仇恨。公元21年，地皇二年正月，王莽发现其子王临谋逆，于是逼儿子自杀，刘歆之女刘愔为王临之妻，也受牵连而死。刘愔被逼死的理由是她会占星术，而这个本领正是刘歆传授的，因此刘歆也遭到王莽的猜忌，给刘歆下诏责怪说：“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意思是说，我儿子王临本来不知道占星之术，而以占星结果撺掇谋反的正是你的女儿刘愔。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刘歆和王莽从亲家变成了仇家，但王莽对此并不为意，似乎认定了刘歆只是一个不会造反的文人。 公元23年，就在王莽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刘歆终于半推半就地作出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抉择：反叛王莽。 肩负宿卫宫室职责的卫将军王涉，家中供养的道士西门君惠喜好天文和谶纬，对王涉说：“刘氏即将复兴，国师是新的皇帝。”于是王涉请求刘歆领衔发动政变。王涉等人推举刘歆领衔，既有利用刘歆汉室宗亲的身份的原因，恐怕也有《赤伏符》中谶纬的影响。 经过王涉反复劝说，刘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谋”，同意与王涉等人共同策划和发动政变。由于这次政变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被人向王莽告了密。参与者大多都被处死，王莽念及刘歆是“骨肉旧臣，恶其内溃，故隐其诛”，没有公开处死刘歆，只是让他自杀，算是给了老朋友一点面子。 不知道刘歆最后下决心反叛有没有受到谶纬的影响，不过从他的身前身后事来看，刘歆改名刘秀绝对是一次误打误撞的巧合，“刘秀”的谶言也绝非刘歆所做，而刘歆这个众人眼中名正言顺的未来天子在吞下毒药自尽的那一时刻，真正的刘秀正在崛起。 公元23年，从南阳走出的刘秀在昆阳大战中名声大噪，获得了绝对的胜算，25年，刘秀登基，东汉开国，刘秀攻灭群雄，终于让陷入战乱与分裂中的国家再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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