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收获》季度观察 · 霍俊明 | 临床与诊治：分野的现场与“诗人形象”

置身于宁静 2022-11-02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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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与诊治：分野的现场与“诗人形象”

——2018年春季诗歌读记

文 | 霍俊明

这注定是一篇勉为其难的文章，近乎是某某钢铁厂的季度报表，而我越来越怀疑以一种“总结”的方式来面对一个时间段的诗歌现象——诗歌现场因为处于频繁的变动性结构而呈现出分野、并治的极端个人化状态，任何言之凿凿的定论都显得漏洞百出。雷平阳近期有一首诗叫《另一面》，在这首诗的结尾他写道“世界有另一面，世道也必有另一面”，那么就诗歌观察而言我想补充的正是诗歌和诗人同样有“另一面”，而且是多个的“另一面”——近乎是一个巨大球体的不同区域的点阵。但是，鉴于《诗收获》这本诗歌选本的创办宗旨——“它的旨趣在于广泛地观察和展现未来汉语新诗写作的一切炫目景观”——以及雷平阳和沉河二位兄长的鞭策，我也只能如履薄冰谈谈我对近期诗歌的观感。实际上这一观感并不会有什么微言大义，更不会是涉及什么炸弹一样的威力和社会轰动效应，同时也不是割裂的而是具有某种问题的延续性。

补充一句！2017年湿热的夏天，我和雷平阳、沉河等在湖北黄梅东山的五祖寺相遇。此时雷平阳有些失眠，精神不振，随身的包里有一个日记本——手写体的灵魂。刊登在《滇池》2018年第1期上的诗很多就出自这个本子。雷平阳一直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多么老旧而执拗的写作者，这也许多少与处女座的某种“精神洁癖”有关吧！

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人？》中开篇追问的是“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事物同属一个时代”。那么，今天这一疑问仍在继续。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在“同时代”“同时代性”或“一代人”的视野下一个诗人如何与其他的诗人区别开来？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必须首先追问和弄清楚的是：“同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们与谁以及什么同属一个时代？”

我越来越对喧闹的自媒体平台失去了兴趣和信心，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新媒体诗歌一无是处，也并非意味着传统纸媒多么纯粹和干净，而是各色庸俗写作者和伪劣诗人充斥诗坛且以吹捧、自嗨为乐。我们从来不缺乏对现实抒写的热情，但是谁能够发掘“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获的颁奖词）呢？新媒体导致的诗歌无效阅读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尽管目前AI、电子羊、仿生人、写诗机器人的讨论仍方兴未艾。由此，我对近期的诗歌的印象主要是来自于传统出版物。

1月中旬，中国诗歌界引起轰动的是老诗人食指在某发布会上公开批评余秀华不关心现实、不关心国家，引发余秀华的反批评并在诗歌界引起广泛争论。由诗人对谁“说话”的问题我想到的是《清明》第2期的高兴、孔见、亚楠、李郁葱、李天靖、吴海歌、谷频、段若兮等几位诗人。就声音诗学而言诗人感受到了什么样的世界？是什么事物在发声？当诗人发声的时候是在和谁说话？由诗歌的声音出发，无论是面向自我的嘀咕、磋商、盘诘还是辐射向外的宣谕与指陈，自身并不存在高下和轻重之分，关键在于诗人如何通过这种声音建立有效的词语和情志世界。由这些诗人的嘀咕、自语、盘诘或宣谕，我们在词语和精神（珍珠与蚌）的磨砺中感受到了那些轻松或沉重的时刻。无论这是来自自然万物，还是来自内心以及骨缝，我们都在这些物理的声响、内心的声音、宗教般的音乐和词语的声音交错过程中领受到了另一种真实的不可或缺的音质——时间、存在、个体和词语之间的交互往返。艾略特曾经将诗歌的声音归为三类：诗人对自己或者不针对其他人的说话，诗人对听众说话，用假托的声音或借助戏剧性人物说话。这三种类型的声音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同时出现，只不过其中的一种声音会压过其他声音而成为主导性声源。具体到近年来的诗歌写作，自我言说和对公众说话几乎是等量齐观的。但是当意识形态、社会事件、焦点现实、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参与其中的时候最终被聚焦和放大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并不是那些“个人的声音”，而恰恰是对公众说话的声音——这也是近日来食指批评余秀华的一个内在原因。

在近期的翻译中，黄灿然译介的40多万字的《希尼三十年文选1971—2001》（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版）格外值得注意，这对理解一个诗人的“当代诗学”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档案，尤其是其中收录的希尼从未公开出版的文论和演讲。希尼是自80年代以来深入影响了当代汉语诗歌的重要诗人，他带有强烈诗人色彩的随笔和诗学文章——诗人批评家——更是对几代批评家产生了影响，这一影响将是长期的。也许，这正是诗性的正义，唯有伟大的诗人方能承担得起。实际上影响的焦虑或影响的剖析一直在陪伴着100年来的汉语新诗，这涉及中国本土诗人的形象建构和语言传统，影响的方式、效果、方向以及反作用和可能性等问题。《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是王家新对叶芝、奥登、希尼、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里尔克、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特朗斯特罗姆、洛尔迦等诗歌大师的一次整体性述评和回望。这似乎构成了现代汉诗不言自明的显性传统，但是诗人们似乎仍然羞于或不肯对那些影响了自己的汉语诗人和汉语诗歌传统说出赞美之词。正是注意到世界文学的格局以及愈益频繁的交互性影响，欧阳江河认为谈论“大时代的大作品”除了当代诗歌汉语内部语境之外还得借助于由翻译、出版、传播以及国外诗歌界同行、媒体批评等“他者眼光”构成的中间环节或中间机制。再次回到“全球”和“世界”视野，当代中国诗歌是何种面目呢？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本土诗人的期待和焦虑。尽管近年来国际诗歌交流活动趋于井喷状态，但是活动中的诗歌与文本中的诗歌是两回事。早在1990年宇文所安在《何为世界诗歌：全球影响的焦虑》一文中就诗歌语言的问题严厉批评了北岛诗歌的可译性，因为在他看来北岛的语言已经被一种想象的西方语言和世界性文化图景给同化了。在我收拾行装即将赶赴河北乡下老家过春节的时候，我收到荷兰的著名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一份关于当下中国诗歌的考察报告——Walk on the Wild Side: Snapshots of the Chinese Poetry Scene（《在野生的一侧行走——中国诗歌现场快照》）。2017年在北京的时候，柯雷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考察了中国诗坛（或者用“诗歌江湖”一词更为准确），他参加了大大小小的诗歌活动，有些活动甚至令人瞠目。柯雷坦陈中国诗坛具有不可思议的活力。这个介入者和旁观者以其特有的跨文化视野呈现了包括民间诗歌、政治波普诗歌、独立出版、女性诗歌、先锋诗歌、底层诗歌和学院诗歌以及文学史制度等在内的中国诗坛复杂、多变、吊诡的一面。在北三环安贞桥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柯雷和我以及沈浩波等人就中国当下的诗歌进行了长谈。我感受最深的是当下中国的各种诗歌活动和研讨会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真正静下心来深入交流的耐心和热情。这是不是一种悖论——有活动无交流。

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诗歌从业者，似乎都期待着诗歌的新质和突变——比如近期各种刊物整体性和连续性地推出“90后”诗人和作家，我却想对这种积习的诗歌阅读期待浇浇冷水。这也并非是一以贯之的文学“进化论”在作祟，而是社会学阅读的积习所指，进而忽视了诗歌的内在规定性以及新质生成的复杂性和缓慢性——由此我想到的是石黑一雄小说中的“遗忘之雾”。当下诗歌显然已经成了庞然大物。诗歌人口和诗歌产量巨大到超乎想象，各种言论、行为、活动等现象花样翻新且层出不穷。诗歌活动化使得表层越来越受到关注，一定程度上诗歌的内质以及某种新质的缓慢发生和累积的过程被忽视。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外部的活动、生产、传播、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诗歌的自律性和内部特征。对诗歌运动和活动热潮的追赴已成不争的事实。现在诗人和评论者以及那些微媒体上火热的参与者们都似乎对回到诗歌自身的问题丧失了耐心，这样使得诗歌的讨论离本体越来越远，而诗歌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文本”和“片面诗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聚光灯一样被关注和强化的诗人的身份、命运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话题对于理解这个时代的诗歌以及诗人命运没有裨益。诗歌本体的强调也并非是“纯诗”和封闭意义上，而是牵涉到诗歌场域的构成、变动和震荡、博弈。所以，我的建议是任何读者和评论者都应该静下心来读读那些诗之后再说话，比如《西部》第1期“西部头题”推出的“90后”诗歌专辑（余幼幼、曾曾、程川、马骥文、高短短、王二冬、蓝格子）、《诗歌月刊》第1期“新青年”推出彭然、彭杰、戴琳和孙念四个“90后”的诗作、《长江文艺》第2期（上）推出的余真《安静的果子》（14首）——一切只能靠文本说话。《作品》第1期（上半月）的封二还为“90后”做了醒目的广告——《近似无止境的徒步》（《作品》·“90后”文学大系·小说卷）和马晓康主编的《中国首部90后诗选》。关于“90后”一代人的诗歌状貌可以参看李海鹏的《确认责任、“晚期风格”与历史意识——“90后”诗歌创作小识》（《诗刊》2月号上半月刊）。

在春节前我收到了张执浩的《高原上的野花》（1990 — 2017诗歌精选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版）和谷禾的《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多年来在阅读张执浩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前后两个时期差别巨大的诗歌风格，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和差别具有诗学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如果对此进行概括的话我想到的是——“被词语找到的人”，一个“示弱者”的姿态。遥远之物、切近之物和冥想之物都在词语和精神的照彻中凸显出日常而又意味深长的细部纹理——来自日常的象征远比毫无凭依的精神冥想更为具体和可信。在张执浩近期的诗歌中，我沉浸时间最长的正是那些日常的细部以及诗人面向自我时的那种纠结。这也许是不彻底的诗、不纯然的诗，而我喜欢的就是这种不彻底的颗粒和毛茸茸的质感。这样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身体和内心的某一个缝隙挤压或流泻出来的，因而这样的诗歌更可靠。谷禾在诗集代序《向杜甫致敬》中说出了多年来中国诗人应该说出的话，即一个诗人如何面对传统、诗歌精神以及当下生活，如何在语言中为自己立传。谷禾是一个并不轻松的写作者，他的语言自觉和伦理承担几乎是同时到来、相互砥砺的。这既是一份精神自传也是一份时代证词。谷禾既是一个取火者，又拨亮了那些灰烬，贯通了日常和内心的精神场域，尤其是对幽暗之物和权势经验保持了足够耐心的凝视与诘问。多年来他坚持做到了“后退的先锋主义者”，在后退和直面的双重姿态下激活和翻新了词语与日常和历史的关系。作为一个具备综合能力的写作者，谷禾以精神的动能完成“现实的诚实”和诗性正义，于人性和诗性的平衡中展现了忧愤、自省和隐忍视野下的心灵真实和社会真实。

阅读近期的诗歌我注意到更多的诗人倾心于长诗和主题性组诗的写作，尤其是在“个体诗歌”和碎片化写作近乎失控的时代正需要重建某种整体感。就我的阅读观感，当下写作长诗的诗人并不在少数，但是一些长诗只是徒有其表，而更近于一首首诗的简单拼贴，而没有任何纵深的架构和整体可言。只有建立于个人“真实感”和语言“可信度”之上的写作才能像火炬接力一样传递和照亮给更多的人，这是对自我精神的维护，对生命内在意义的唤醒，哪怕更多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收窄”的“紧缩”的悲欣交集的感受。就目力所及，近期值得关注和细读的长诗和主题性组诗主要有吉狄马加《大河——献给黄河》（《十月》第1期）、雷平阳《吴哥窟游记》《图书馆路上的遗产》（《广州文艺》第1期）以及《送流水》（《诗歌月刊》第1期）、臧棣《我欠你一个伟大的哑巴入门》（《人民文学》第1期）、庞培《我是萨蒂》（《扬子江诗刊》第1期）、叶舟《敦煌纪》（《人民文学》第2期）、胡弦《沉香》（《花城》第1期）、龚学敏《三星堆》（《中国作家》第1期）、谷禾《白纸黑字》（《诗潮》第1期）、蒋浩《秘密小径》（《诗刊》1月号下半月刊）、沉河《黄梅诗意》（《诗潮》第2期）、陶春《朝天门》（《山花》第2期）、黑陶《在阁楼独听万物秘语——布鲁诺舒尔茨诗篇》（《扬子江诗刊》第1期）、钱磊《虚构》（《山花》第2期）。《扬子江诗刊》第1期刊发了沈浩波、霍俊明、颜炼军和王士强关于长诗的对话《当代“长诗”：现象、幻觉、可能性及危机》，《绿风》第1期则发表了李笠关于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的专论。写作长诗对于任何一个诗人而言都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挑战，这是对语言、智性、精神体量、想象力、感受力、判断力甚至包括体力、耐力、心力在内的一种最彻底、最全面、最严酷的考验。我想补充的一点是个人性似乎在当下诗坛得到前所未有的倚重，而诗人却很大程度上滥用了个人经验，自得、自恋、自嗨。个人成为圭臬，整体性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新鲜的碎片。个人比拼的时代正在降临，千高原和块茎成为一个个诗人的个体目标，整体性、精神代际和思想谱系被取代。在“个体诗歌”写作已经泛滥、失控的时代，亟须“总体诗人”和“总体诗歌”的诞生。也就是说诗不只是“个体”之诗、“此刻之诗”、“片面之诗”，更应该具有时空共时体和精神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总体之诗、整体之诗乃至人类之诗，当然后者的建构是以个体、生命和存在为前提的。

更容易引起读者注意的是莫言，今年莫言在刊物上所发表的诗歌数量和频率是他以往所没有过的，如《雨中漫步的猛虎》《哈佛的左脚》《我的浅薄》（《花城》第1期）、《美丽的哈瓦那》《村里的诗》《奔跑中睡觉》（《作家》第1期）。如果我在此谈论一个小说家的诗似乎有些不妥、不公，因为很容易导致那些专业诗人和专业读者的不满。但是就莫言，我在下面会专门谈到一个小说家眼中的“诗人形象”问题。

有时候我一直在自我提问（实际上是自我怀疑）——诗人尤其是中国诗人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批评家、小说家和公众所了解的诗人形象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诗歌在新诗一百年之际在国内或国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尤其是在当下诗歌“大师”林立（当然更多是自封的，以及小圈子追捧吆喝的）、“杰出诗人”遍地的时代。陈东东在《我们时代的诗人》（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4月版）中以细节史的方式刻画了1980年代以来几位重要当代诗人的精神形象，具体、可信。诗人形象更多是指向修辞化的诗人和文字物化的精神自我，而在现实生活和世俗人的眼中诗人的角色往往是窘迫、尴尬的，就如那只大鸟掉落在甲板上挪动摇晃着身体而被人嘲笑，它的翅膀拖着地面反而妨害了飞行。这让我想到了雷蒙德·卡佛的《学生的妻子》。这近乎就是日常景象中的诗人——自恋（那喀索斯的水仙）、热情，而旁人甚至最亲近的人则对他无动于衷。

小说需要塑造一个时代典型或非典型的精神肖像，很多小说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诗人。诗人，可能是天生具有某种缺陷的少数群体，而且这一缺陷会在某些时代和情境之下被放大甚至改写。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正是从1989年春天的“海子之死”来介入到小说所要处理的时代氛围的。阿贝尔的《火溪·某年夏》一开头也涉及80年代诗人形象的最典型的代表海子，“他卧轨的那年夏天，我坐在头年他坐过的沙发上，端着头年他端过的茶缸，第一次生出成都不好的感觉。”刘汀在《中国奇谭》的《换灵记》中写到了一个十五岁开始写诗的天才诗人雅阁（雅阁十五岁时醍醐灌顶，躺在稻田埂上，从乌云层层的空中落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句诗，从此之后，不论吃饭、睡觉、走路，还是与别人聊天、插秧、收割，甚至是在吭哧吭哧拉大便的时候，都会有精彩绝伦的诗句从四面八方钻进他脑海里），但是在众人眼里（尤其是农村语境）“诗人”这一身份是如此古怪而不可理喻，“'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人写……诗……’老太太嘟囔说。”雅阁沉迷于诗歌世界而现实生活当中却屡屡挫败百无一用，后来进了火葬场负责火化炉的操作，这本身就更具有荒诞性和残酷性。而与另一个人换了灵魂远离了诗歌之后反而在社会和生活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结局仍然是诗人在世俗生活面前的典型悲剧——自毁。

而在小说家所塑造的诗人形象中，《花城》2018年第1期头条推出的莫言的新作，关于诗人的两篇小说《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更具有典型性症候，更能体现出小说家在世俗意义对诗人的理解和判断。

在这两部小说中，莫言故意中国化了“金希普”和“宁赛叶”两个性格不同的诗人，二者在本质上都一览无遗、纤毫毕现地体现出“诗人”的恶习、神经官能症、精神分裂。也许莫言是最典型的。真的是诗人的现形记，曾经的新衣和光环早已不复存在，甚至被当众扒了个精光。当一个诗人，尤其是具有某种缺陷的诗人甚至是伪诗人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莫言以他一贯狂欢化的语言方式对“诗人”金希普进行了戏剧化的描述和淋漓尽致的讽刺——虚荣、极度张扬、自恋，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是恬不知耻地行骗的人渣。

在众人的笑声中，他站起来，弓着腰说：“今年一年，我在全国一百所大学做了巡回演讲，出版了五本诗集，并举办了三场诗歌朗诵会。我要掀起一个诗歌复兴高潮，让中国的诗歌走向世界。”我看到他送我的名片上赫然印着：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诗人：金希普。下面，还有一些吓人的头衔。

至于金希普当众所写的“馒头诗”，不只是从诗歌内部来说是一首十足的口语诗、打油诗，而且这非常符合中国普通读者对当代中国诗歌的认识——油滑、段子而近乎扯淡。这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前些年热议的“梨花体”“乌青体”——“大馒头大馒头，洁白的大馒头，芬芳的大馒头，用老面引子发起来的大馒头，家乡土地生长出来的大馒头，俄罗斯总统一次吃两个的大馒头，象征着纯洁的大馒头，形状像十二斤重的西瓜拦腰切开的大馒头，远离家乡的游子啊，一见馒头双泪流”。《表弟宁赛叶》中宁赛叶自以为超越了莫言《红高粱》的《黑白驴》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诗人”的自恋、自嗨、狂妄甚至到了无知的地步，因而如此滑稽——“本报即将连载著名作家莫言的表弟宁赛叶的小说《黑白驴》！这是一部超越了《红楼梦》一千多米的旷世杰作！每份五元，欢迎订阅！”我的忧虑倒不是别的，而是觉得以莫言的文学影响力，他对“诗人”的刻画仍会产生某种强烈的公众效应，并进而形成或加固对诗人的刻板印象，这与赞美或批评诗人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诗人似乎又是社会中最为无用的人，又对一切充满了不满甚至偏见，比如宁赛叶对刊物、编辑、小说家、网络、商人、工厂、体制等等的不满就是典型。作为小说的虚构性，小说家基于自己的理解或社会印象所建立起来的“诗人”形象不管是多么不堪，都必然具有小说家伦理的合理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莫言在极力批评金希普和宁赛叶的时候并不单单是以小说家的身份，甚至在阅读体验中我们会认为这两个倒置的“诗人”形象——以小丑的形象反衬出普希金和叶赛宁伟大诗人——并非完全是虚构的，而会认为带有现实的影子和本事的成分，因为莫言在叙述和虚构的过程中是通过“莫言”的见证人的身份来现身说法予以旁证的。无论是宁赛叶对莫言《红高粱》的批评还是以莫言视角的评说都使得这两个诗人被某种程度上认为来自于现实，“前不久，我去济南观看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歌剧《檀香刑》，入场时遇到了金希普”，“屋子里乌烟瘴气，遍地烟头。桌子上杯盘狼藉，桌子下一堆空酒瓶子。我一进门，宁赛叶就说：莫言同志，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忙说我没什么了不起，但我没得罪你们啊！他说：你写出了《红高粱》，骄傲了吧，目中无人了吧？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吧？但是，我们根本瞧不起你，我们要超过你，我们要让你黯然失色”。

最后说几句多余的话！

翻看《青春》（第1期/A）的时候我略过了那些诗歌，而是读完了周公度的小说《梦露诗选》。诗人的小说与小说家笔下的诗人，刚好形成了呼应或对抗。我格外注意到的是题记中的那句话：“献给你、你们——亲爱的伪君子，失意的中年佬，自负的蠢货。”

说到诗人的生活不能不谈到饮酒，诸君如果对此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读梁平的《可以拿酒说事》（《绿风》2018年第1期）。

如果对诗论感兴趣的话，今年1月份再版的欧阳江河的《站在虚构这边》（四川文艺出版社）值得一读或重读！

刊物需要与时俱进，仅举一例。《江南诗》从今年第1期开始推出“诗+歌”栏目，每期推两位诗人的作品，再经过编曲和演唱成为“歌诗”，通过扫描诗歌下面的二维码即可欣赏歌曲（链接是喜马拉雅FM）。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著有《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萤火时代的闪电》《“70后” 批评家文丛·霍俊明卷》《陌生人的悬崖》等诗集、评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