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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赞成的请举手……现在以绝大多数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我们现在的国歌！”——周恩来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在就新中国的国名、首都、国旗和国歌等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从一首流行世界的电影主题曲（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1949年正式定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穿越了战火硝烟，走过了十四个年头。 1932年2月4日，一位名叫聂守信的青年在炮火声中度过了自己的20岁生日。 一个星期前，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聂守信第一次对战争有了切身感受。 因此，生日的这一天，聂守信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大炮给我祝寿辰，自清晨五时响起，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有停止，吴淞、闸北有激战，日舰被击沉一艘，飞机击落一架，焚毁民房很多，他们都说我不应该这样不高兴地过一个大生日。的确，今天虽有如此热闹的集会，我总是强笑为欢，没有一时是真实的高兴过…… 两年前，聂守信从云南省立师范毕业来到上海开始独立谋生，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他考入了联华影业公司的音乐歌舞学校，在那里担任小提琴手。
不久之后，聂守信有了一个新名字——聂耳。 1931年，聂守信进入了联华歌舞班，因为他姓聂，而“聂”的繁体字是三个耳，再加上他的听觉非常灵敏，两只耳朵还会前后地动，所以班主黎锦晖就给他改名为聂耳。 聂耳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的音乐天赋却极高，不仅精通小提琴、二胡、钢琴、月琴等多种乐器，而且还擅长模仿和舞蹈，有时也会尝试着自己谱曲。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却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动，20岁生日的那一天，聂耳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聂耳结识了一位经常来歌舞团的剧作家，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戏曲家联盟负责人——田汉。
田汉比聂耳大12岁，他擅长写剧本和歌词，而聂耳则擅长谱曲，两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合作中成为了密友。 通过交往，田汉发现聂耳不仅很有音乐才华，而且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于是就决定着力培养他，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聂耳进入了联华电影公司。 1933年，经田汉等人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聂耳到上海的三年当中，聂耳和田汉两人合作写了很多歌曲，都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三年时间里，田汉时常带着年幼的儿子田申和聂耳一起，在上海的外滩和扬子江边散步，经常会看到很多苦力背着很重的麻袋，或者扛着很大的木头箱子往轮船上去。 有一天，田汉告诉儿子：“你看，那个木箱子上的英文字母代表的就是军火，他们就是要让中国的码头工人扛着军火到轮船上去，再用那些军火来打我们中国人。” 之后，田汉就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名为《扬子江暴风雨》的舞台剧。
1934年，《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演出，22岁的聂耳出演了剧中的老码头工人，而田汉10岁的儿子田申则扮演了他的孙子小栓子。 聂耳为这部舞台剧创作了好几首插曲，结尾的《前进歌》就是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而这首歌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前进歌》是1934年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创作的，这两首歌的歌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在《前进歌》当中有一句“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而《义勇军进行曲》中则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段时间也是聂耳的创作高峰期，他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一共写了35首歌，《卖报歌》、《毕业歌》、《大路歌》……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全都出自这位20多岁的青年之手。
上海市杨浦区有一家专门以国歌为主题的展示馆，里面收藏了很多与《义勇军进行曲》相关的各种文物。 1935年初，电通影业公司从斜土路搬迁至荆州路405号，在这里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风云儿女》，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该片的主题歌曲。 因此，“国歌展示馆”就是国歌诞生的地方。 1935年初，剧作家田汉完成了两万字电影《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以长城抗战为背景，从1932年上海亭子间的一段奇遇开始，讲述了辛白华、梁质夫两个文艺青年从象牙塔走向民族抗日前线的故事。 为此，田汉还特别创作了一首《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此电影的主题曲。 对于这部电影，电通公司非常看好，还为它配备了强大的演员阵容，除了袁牧之、顾梦鹤、王人美和谈瑛四位主演之外，刚刚步入影坛的周旋也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配角舞女。
然而，就在电影紧张筹备之时，田汉还没来得及把故事大纲改写为电影脚本，就因为宣传抗日被捕入狱了。 田汉被捕后，电通公司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夏衍，让他来把田汉的故事大纲改成剧本。 岂料，剧本的最后一页被茶水弄湿，有些字变得模糊不清了，夏衍怕别人看不清楚，所以就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旁边又誊写了一遍。 可即便是这样，还是有几个字完全看不清楚，夏衍就找到了写歌词的高手孙师毅，请他帮忙把歌词补全。 于是，孙师毅就补了“炮火”两个字。 换言之，田汉写的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孙师毅将其改为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在1935年那个寒冷的冬天，田汉等爱国人士相继被捕，聂耳不顾个人安危向夏衍主动请缨，接下了电影《风云儿女》的谱曲工作。 为了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聂耳简直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 为此，房东老太太非常生气，一度以为聂耳疯了，于是就跑到楼上大骂了他一顿。 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后不久，就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共党组织就决定派他出国留学，由日本转道欧洲去苏联。 1935年4月15日清晨，聂耳乘船离开了上海，他在日本又对《义勇军进行曲》做了最终的修改，才把定稿寄回了电通公司。 谁也没有想到，《风云儿女》上映仅仅两个月之后，就传来了一个噩耗：1935年7月1日，聂耳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至此，聂耳为之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为了绝响。
1936年6月，张学良在陕西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班，有一天晚上他到学员的窑洞里面去视察，忽然听到有人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张学良就问道：“你们知道《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谁写的吗？” 大家都回答不上来，张学良说道：“写歌词的人叫田汉，是爱国文人，他的这首歌其实是为我们东北人写的，我们要唱着这首歌打回老家去！” 为了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1940年春，流亡美国的爱国青年刘良模把《义勇军进行曲》带到了大洋彼岸，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到之后非常喜欢，不仅学会了中文版本，还把它翻译成了英文，为了方便记忆，他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名改为《起来》。 可以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歌，更是世界反法西斯的抗日战歌。
当时，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抗日根据地，他们曾经把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做了一些更改，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更改为“马来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此作为他们的游击队队歌进行广泛传唱。 1949年9月27日，经过两个多月的征集、讨论和投票表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最终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据田汉的儿子田申回忆，在1949年的新政协会议时，曾有人为此提出过异议，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可能不太合适。 因为，他认为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很不合适，他说我们新中国现在已经成立了，我们已经胜利了，还有什么“最危险的时候”？
最后，通过讨论和辩论之后，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做结论的时候，专门为此谈到：“对于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不但现在不能改，永远也不能改！” 毛主席表示，我们中国人就应当安不忘危！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军乐队现场演奏的《义勇军进行曲》，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阅兵仪式上，田汉的儿子田申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战车团代理团长，也带领着战车方队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城楼，这一刻他心情复杂：聂耳不在了，这是他永远难忘的一天，也是他永远遗憾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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