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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俊明 2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举，制举就是由皇帝下诏临时性的开科取士。 常科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其生源主要来自学馆的“生徒”以及各州县的“乡贡”。《新唐书·选举志》：“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至省，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张岱在《夜航船》中也提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其大略有二：由学校曰生徒，由州县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 “生徒”来自于中央举办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各州县的官办学校。武德元年（618年）就规定：“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旧唐书》）到了唐玄宗的开元时期，官办学校已经扩大至乡，“宜零天下诸州县，每一乡之内，别各置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大诏令集》） 乡贡亦是每年一次，由各州所辖范围的大小和人口数量决定所贡举子的人数。开元十三年（725年）全国有7861236户，45431265人。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时规定乡贡上州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而京兆府乡贡的权力是最大的。孟浩然所在的荆州地区虽被誉为“衣冠薮泽”，但是在开元、天宝时期能够通过进士考试且进入官场的却寥寥无几，“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北梦琐言》）这位“破天荒”的荆南考生刘蜕是在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中的进士，距离孟浩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当时镇守荆南的魏国公崔弦还赠送他七十万钱以表祝贺，但刘蜕拒收，后曾任中书舍人、右拾遗、华阴令。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七日（公历7月3日），一代史学家和国学大师陈寅恪出生于长沙泰安里周达武私宅，据传这里就是当年刘蜕的故宅。 每年农历十月，取得文解（由所在州府统一签发的介绍信）、家状（参加进士考试时所需携带的个人信息文书）以及结保文书的各地“考生”（举子）汇聚京城，完成相关的报到手续和资格审查，然后备战来年正月与二月之间的进士考试，“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唐代牛希济《荐士论》） 在此期间，考生除了备考和交游之外，往往更多要完成另外一门极其重要的“功课”，即公荐、行卷、觅举之风。从天宝年间开始，举子还要向礼部交纳自己的作品，即所谓“纳卷”。在来京城备考之前，诸举子在各自所在的州府也要行干谒求荐之事，尤其富有声望的外放京官更是被当地的文士和举子所格外倚重。到了京城之后，举子们带着书信（自荐书）、“名帖”（又称“名刺”，相当于今天的名片）以及“厚纸谨字”的诗文卷轴（代表作）往显赫而富于文名、声望的名公巨卿的府第登门拜谒、投刺、献书，以求得到吹嘘、剪拂、推介、襄助、提携和扬名的机会，“衣袖文章，谒人求知”（李商隐《上崔华州书》）。 当年白居易行卷时提供了自己的诗一百首、文二十篇，其求谒之信已成为范本，“正月日，乡贡进士白居易谨遣家僮奉书献于给事阁下：伏以给事门屏闲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多则多矣，然听其辞一也，观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过有望于吹嘘剪拂耳。居易则不然，今所以不请谒而奉书者，但欲贡所诚、质所疑而已，非如众士有求于吹嘘剪拂者，给事独不得为之少留意乎？大凡自号为进士者，无贤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独慕耳。既慕之，所以切不自揆，尝勤苦学文，迨今十年，始获一贡。每见进士之中，有一举而中第者，则欲勉狂简而进焉；又见有十举而不第者，则欲引驽钝而退焉。进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于趣舍，何哉？夫蕴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胜，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琐细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动，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与陈给事书》） 唐代非常盛行的“行卷”（美其名曰“求知己”）和“温卷”之风，“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这种行卷和朋游风气从开元天宝年间开始盛行，甚至形成了“棚头”以及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进士团”，“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盛，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封氏闻见记·贡举》）所谓“进士团”，“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大中、咸通已来，人数颇众。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唐摭言》）这种风气甚至延续到了宋代，陆游即有诗云：“门外久无温卷客，架中宁有热官书。”（《秋雨书感》） …… （精彩继续） 原文首发于《雨花》2022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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