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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是周、秦、汉、隋、唐等13个王朝建都的省份。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陕西是中国古代道路交通的中心，被史学家称之为“国之血脉”的古老神奇的中国驿传制度也肇始于三秦。宋以后,陕西虽失去交通中心地位，但由于地处中原腹地以及与西北、西南边陲的连接地带，陕西仍然起着东西交通的枢纽作用。民国开创百年公路之先河。新中国，陕西公路建设迈入从常规发展到跨越发展新阶段，公路行业，成为全省发展最快、最好的行业之一。 源远流长的陕西驿路 殷商时代，甲骨文里，已有“馹”的本字。史籍称：“乘车曰馹曰传，乘马曰遽曰驿。”驿，本义是驿马。周朝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朝代，自西周开始，由国家控制按照统一规划修建道路。 西周时期，尚未出现“驿”这一名词，但尽管如此，“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屋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道路旁“立鄙食以守路”；边界上设“寓望”令“候人”看守道路并警戒奸盗；国都和县邑有寄寓、客馆。陕西是西周的京师所在地，西周六官司之一的夏官司马，除主要掌邦政、管军事外，兼管全国的馹传事务。地方诸侯国执掌军政大权的官司马卿，也分管馹传驿传制度。这种管理制度，被史学家认为是世界道路史上最早、最完善的路政管理。可以看出，驿传制度雏形已经形成，对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驿路和应运而形成古老神奇的驿传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多出对“周道”的描述。《诗经·小雅·四牡》的“四牡騑騑，周道倭迟”是说：四匹公马跑得累，大路遥远又迂回。《诗经·小雅·大东》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说：大路平如磨刀石，大路笔直像箭杆。从中也可见周道的不同。 由于历史的局限，西周完善的城乡道路体系及管理制度，只普及于王畿之地。 全国大一统的驿路网络始建于秦汉时期。以咸阳、长安为中心的驰道、驿路，通向全国各地。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开始修筑驰道。一个叫贾山的曾对秦王朝政策不满的西汉政论家，对修筑驰道的侈丽描述“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从中，修筑驰道的规模之大，标准之高，可见一斑。驰道系皇帝的专用御道，一般官员和使节只能在旁道上行走，不能进入中央三丈。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作扇形展开，东至今山东一带，东北通至今河北一带，东南通至今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和安徽一带。在今陕西境内有关的主要道路，有南阳南郡道、陇西北地道、汉中巴蜀道、函谷三川郡道、临晋河东郡道和直通上郡、九原郡的秦直道。 西汉在长安定都后，汉承秦制，大力开发交通。先后在秦的基础上，开辟了灵关道、子午道和回中道。特别是开辟了赫赫有名、影响千年的“丝绸之路”。 秦汉时期，陕西关中地区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以京都咸阳、长安为中心的驿路进一步发展，驿传管理也有了比较严密的管理体系。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里一乡。这里，两个“里”含义不同：十里亭的“里”指里程；十里一乡的“里”是指乡里、里伍行政组织。亭是行旅宿食之馆。每亭有两人：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除亭外还设有邮站并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邮站按官吏级别供给规定标准的饭食。 汉代，传舍、传置开始称作驿。从此“驿”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后代。 汉正式设有驿站：“驿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帻绛韝云”。也有10里或50里置驿的。除设有驿外，汉承秦制，也设有亭和邮：“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秦汉亭和乡同是县以下地方行政组织。所不同的是，亭除了具有行政机构一般职能外，亭为治安兼驿传组织，多设置于交通要道兼有管理交通、维护道路、传递公文、稽查来往行旅等职责。如汉长安灞桥设有“稽查亭”，检查十分严格。大将李广夜经灞桥亭，被灞陵尉喝住，不令夜行。邮和亭是隶属关系，邮是亭的下级。汉时传车按拉车马匹多寡、优劣，一般分为四等：一、用四匹二等马拉传车为“置传”；二、用四匹中等马拉传车为“驰传”；三、用四匹下等马拉传车为“乘传”；四、一匹马或二匹马拉传车为“轺传”。除上述四种外，还有特级传车，谓之“六乘传”、“七乘传”等。《汉书·文帝经》谓张武等迎代王时，“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所谓“六乘传”即六匹马拉的传车。从汉文帝开始，为适应驿传制度的发展，在研究了前代牌符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套凭证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所谓牌符系根据不同等级和用途而征发驿马传车之用的一种凭证或护照。大抵有四种：一、铜虎符——征发军兵之用；二、竹使符——军兵外，其余征调之用；三、木传信——征发驿马之用；四、繻（帛制传）——出入关口之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分裂对峙，战事不断，驿传制度破坏甚重。陕西此阶段的驿传制度远非汉代可比。正如《晋书·贺循传》载：“汉制十里一亭，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这一时期的军、民、财政包括驿传交通很难各成系统。但长安附近仍有较完备的驿传设施。《苻坚载记》载：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如北朝西魏大统十四年（公元548）在东阳（今渭南）东西各设的驿站，东阳驿和杜化驿，两驿相距26里。这一过渡时期，地方驿制，东晋时县设驿站，有“承驿吏”主管驿务。其他地方驿运职官，虽袭前制，形同虚设，实际上各州由总揽军政大权兼任所驻地的州刺史总管。 隋代国家重新统一，废北周官制，驿传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隋书·食贷志》载：“（文帝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到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今西安）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可见，陆路驿站事务之胜了。由于隋国祚短促，因此难以形成一套完整的驿传制度和管理体系，但却给唐代驿传制度奠定了基础。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繁荣鼎盛时期。在隋的基础上，不断改造旧路，开辟新路，使得由京都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干线增加到十多条。驿路交通及驿传制度其规模宏大、组织完备，远非前代所能及，完善、成熟和发展到了一个黄金时代。京都长安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而且也是当时世界少有的大都会。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遍布全国，四通八达。在陆路交通要道上，大致凡30里置一驿站。陕西境内驿程约计7200余里，置驿站150个以上。通常乘驿日行6驿（约180里），乘传日行4驿（约120里）。如若贬降官员，须日驰10驿以上。如遇紧急军情，驿马每日奔跑300里。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反唐，当时唐玄宗正在西安临潼华清宫和杨贵妃寻欢作乐，两地相距3000里左右，仅6天就接到情报。驿骑并非从早到晚不停地跑，而是每站换马或人马俱换，采用“接力跑”的办法。驿马颈下系有铜铃，听到铜铃响声，接班的驿骑就作好一切准备，接到公文，立即跃马飞奔，分秒必争，马不停蹄。唐代诗人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描绘的“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正是其真实、生动的写照。 宋以后国都东迁，陕西虽失去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地位，但由于地处中原腹地以及与西北、西南边陲的连接地带，陕西仍然起着东西交通的枢纽作用。横穿关中的官马大道及陕甘官路、川陕官路和沿明长城而行的军路等，仍是封建王朝的“国脉”。 在陕西数千年的道路交通史上，最能代表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的，莫过于千年蜀道、秦直道和丝绸之路。它们，犹如历史天空中的璀璨明星，至今熠熠闪光，影响深远。 “蜀道” 是指当时京都长安或关中通往汉中、四川，特别是汉中通往四川的官马驿路的统称。它不是指一条道路，而是数条曲曲弯弯的谷道。 所谓“谷道”，是说这些古道基本上都是沿河谷崎岖蜿蜒而建。从东往西，长安或关中通往汉中、四川的古道上，驰名的主要分布着七条谷道，分别是子午道、傥骆道、文川道、褒斜道、连云栈道、故道和金牛道等。 子午道，古代称北方为子，南方为午。子午道的开辟和利用至少在秦汉之际，最早记载见于东汉班固《汉书》。具体走向在汉、晋时期和隋唐时期有所不同。大致走向是从今长安直南入子午谷，过秦岭经宁陕、两河至南子午镇到西乡，抵汉中。在以后，从长安至汉中整个走向是开始为正南正北，过秦岭后稍偏西南，合汉江后转向西北，最后在汉中平原上又转为正西偏南。子午道不仅是长安通往四川东部各州郡的捷径，而且，历史上建都江南的政权以荆襄为经营地来经营汉中、成都，主要从这条道路行进。 傥骆道，是长安、汉中间穿越秦岭的一条谷道。见于历史记载比文川道早，比其它诸蜀道都晚。大致走向由长安向西南，经户县折西至周至，从西骆谷口入山，越秦岭而入酉水上游的洋县华阳镇。由洋县沿汉江北岸渡湑水，经城固县至汉中。据统计全长大约760余华里，其中谷道约500华里，是蜀道北段长安至汉中间诸线路里程最少、最为便捷的一条。之所以被称为傥骆道，是因为它的谷道部分，北为西骆峪水河谷，南为傥骆水河谷。 褒斜道，在诸蜀道驿路中，褒斜道和故道见于历史记载，是最早的。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栈道之一。远在殷商末年，周武王伐纣行进的道路，据说也就是后来的褒斜道。司马迁《史记》就写道，“褒斜道”。古代褒斜道系沿渭水南侧支流斜水，即今石头河和汉江北侧支流褒水河谷行进，由此得名。大致是从今西安市向西南，至户县折行，过周至县到眉县，再折西南由斜谷关入山，过石头河，翻老爷岭进入太白县的虢川平地。经江口、留坝到褒城而进汉中。 故道，故道的得名与它沿嘉陵江的东源故道水河谷而行有关。由于该路的北端出口宝鸡市古代叫做陈仓县，它的南端有重要关隘——大散关雄踞秦岭之脊，这条路的中段又经过险峻泥泞的青泥岭，所以又称陈仓道、散关道和青泥道。故道之名，始见于秦汉之际。司马迁《史记》里有刘邦发动北定三秦之战，“初攻下辩，故道”之句。具体走向，是从今宝鸡市南过渭河，从清姜河西岸的益门镇入山。穿越大散关、青泥岭、老爷岭等山至略阳，也就是古代的兴州。由略阳向东南越煎茶岭至勉县进入汉中平原，与金牛道相接进入蜀地。 金牛道，是由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故事得名。实际专指从汉中通往成都的道路。最早记载这个故事是西汉文学家杨雄的《蜀王本纪》。战国中期，秦、蜀都是独立诸侯国，彼此不相隶属。有一次秦惠王和蜀王在某一地方相会，秦王给蜀王一筐黄金为礼品，蜀王也以礼物回报，但送给秦的礼物却变成泥土。秦王大怒，而秦的大臣却称贺说，泥土代表国土，这是预示秦国将吞并蜀以扩大领土的吉兆。秦王转怒为喜，盘算攻蜀之计。秦在秦、蜀二王曾相会的地方，刻了数个石头牛，石牛屁股后放了黄金，放言石牛粪会变黄金。蜀王得知，信以为真，便派五丁力士率众修路迎牛，后运抵成都。这样，一条连接秦蜀之大道落成。秦从这条蜀国修成的大道进兵，灭了蜀国。这条道路也就被后人称之金牛道或石牛道。 连云栈道，连结故道北端、褒斜道南段而成的一条新线，有人也称为回车道、斜谷道和南栈道或蜀栈道。“连云栈道”之语，则为形容这种道路建筑，凌踞湍河急流之上，出没云雾之中，形制檐牙高耸，犹如鸟欲飞翔得名。今陕西宝汉公路，从宝鸡市溯清姜河往西南，过秦岭，经石门关，越柴关岭，出褒谷南口而达汉中的公路，正好和古代的被称之为连云栈道相吻合。 文川道，是唐代后期在以前褒斜道的基础上，新修的一条驿路。其南端谷道的出口在今陕西省城固县西北的文川河谷而得名。文川道开辟后，作为驿路虽然为时甚短，却成为关中至汉中商旅往来捷径之路。这条驿路由今陕西扶风向南，过渭河到眉县，由眉县、西江口、城固至汉中。 当然，蜀道主要除了这七条驿道外，还有北起今南郑县因穿越米仓山进入四川而得名的米仓道，由汉中西乡出发到镇巴至四川万源的驿路，因接涪陵为杨贵妃送荔枝而得名的荔枝道等等。唐天宝年间的荔枝道和子午道相接，通往长安。 蜀道自开通起一直到整个的存续期间，即伴随着战争。历史上发生在蜀道的战事不计其数，这是任何一条古道路都望尘莫及的。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分裂割据，蜀道的军事地位彰明较著，成为兵家必须控制的重要目标。从最早的军事行动武王伐纣，周幽王伐褒国，战国时期秦惠王灭蜀，秦楚相争汉中，到曹操刘备争夺汉中，东晋司马勋攻打苻坚，金、蒙古对南宋进攻，再到李自成义军被困汉中，清白莲教义军等出击征战……刀光剑影，风烟滚滚，无不是在蜀道诸驿路上演绎了一出出惊心动魄、活龙活现的历史活报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抵御匈奴主侵扰，令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修凿的巨大防御工事，也就是万里长城的姊妹工程——秦直道。 史圣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蒙恬列传》又载：“秦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史家司马光《资治通鉴·秦纪二》也载:“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 “甘泉”即甘泉山，坐落在云阳县。秦汉时的云阳县有甘泉山，甘泉山林茂木繁，山高气爽，以泉水甘美得名。秦建林光宫、汉建甘泉宫于此。每逢盛夏季节，秦汉君王常去林光宫（甘泉宫）避暑，并处理军政事务，使林光宫（甘泉宫）成为京都秦代咸阳、汉代长安以外的另一个政治、军事中心。 根据《史记》等史书记载，“直道”修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前212—前210）。南起（或说南到）云阳即今陕西淳化县凉武帝村，途径陕、甘、内蒙古两省一区，穿越15个县，北达（或说北起）九原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西，全长大约相当现在700余公里。大体南北相直，故史称“直道”。 秦始皇为了显示他 “至高无上”的皇威，下令要加快修筑这一浩大的军事工程。除了令大将蒙恬监修外，还命长子扶苏为监军，协助蒙恬处理军务。扶苏和蒙恬，为此付出了杀身之祸的惨重代价。扶苏在去上郡蒙恬屯军处监军时，先是两个女儿途中死亡，葬于直道附近。今甘肃省正宁县刘家店子林场西侧数里处，有“两女砦”遗迹，据传系扶苏两女之墓，至今坟头高大，周围残留的秦砖汉瓦随处可觅。 可遗憾的是，秦始皇到死并未看到已基本可行车的直道。经过两年半的突击修筑，“直道”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基本完工。活着没有看到修竣好直道的秦始皇，到始皇三十七年第五次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装载他遗体的“辒辌车”却是由九原郡沿“直道”运回咸阳的。这也算圆了这位中国首位皇帝要建世界最快大通道的夙梦。 可就在秦始皇死后的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也就是 “秦直道”基本完工之年，赵高、李斯假传诏书，先后赐死秦始皇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 就这样，一代历史功臣、贤良名将屈死在戍边高原。如今，陕北绥德大理河两岸的扶苏墓与蒙恬墓遥遥相望，诉说着两千多年前的功罪与冤愤。 “秦直道”竣工百年后，史圣司马迁在其《史记》里记述了他到北部的边疆，从直道归来，行程中观察蒙恬修凿的长城和城堡，都与开山填谷的直道相通的情景和过程。 古老神奇而声震世界的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和中亚、西亚、欧洲和非洲之间政治交往、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交通大道。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是生产丝绸的故乡，因其一开始在这陆路交通要道上，主要以丝绸为媒介进行经贸交易，当19世纪70年代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首先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即被此后中外史学家广泛接受，沿用至今。 在西汉之前，古老的中国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已初步形成。西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长安为起点，与中亚各国建立了政治、经贸关系，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同时，汉武帝还几次派遣大将霍去病西征匈奴，设置四郡，开发河西，对丝绸之路的畅通起了重要作用。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东汉时的班超又以洛阳为起点，重新打通隔绝多年的西域，罗马帝国也首次顺着丝路来到当时东汉京都洛阳，这是欧洲和中国的首次交往。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交往中，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 丝绸之路一经打通，就经历了曲折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历史风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丝绸之路干道沿线割据政权林立，线路受阻。隋唐时期道路运输范围逐渐扩大，丝绸之路呈现繁盛之势。嗣后，丝绸之路时通时阻。到元代又继续发展，开通了亚欧大陆桥。明朝年间加强了对西域的经营，朝廷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丝绸之路重新开启发展。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式的变化和海运兴起，丝绸之路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清代建成了“官马大道”，朝廷通过丝绸之路多次用兵护卫边疆，征讨民族分裂势力。民国抗战时期，前苏联援华物资也曾沿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 雪山、沙漠、戈壁、河川、绿洲、落日，时而狂风漫卷，飞沙走石；时而寂静万里，空无一人；时而牧人炊烟，袅袅升起；时而驼铃阵阵，响过云天。这就是古代中国的西域，既苍凉荒蛮，又美丽富饶。我们的先人经过几代的开掘、奋战和流血付出，拓展了西域，开通了直到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东、中、西三段，而每一段又大概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 东段，由两汉开辟，从长安或洛阳到玉门关、阳关一代，基本还在中国内陆。东段各线路的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长安或者洛阳出发，到武威、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 中段，仍由汉代开辟，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今帕米尔高原，这就是中国古代辽阔的西域了。中段主要是西域境内的诸线路，它们随沙漠和绿洲的变化而时有变迁。三条线路在中途尤其是公元640年设立的安西四镇，多有分岔和支路。 西段，由唐代开辟，大约由从今帕米尔高原往西直接走出国门，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自帕米尔高原以西直到欧洲的都是丝绸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的三线相接对应。其中经里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是在唐朝中期开辟。 在历经千百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有太多的英雄人物、历史名人，为开拓丝路上下求索，为发展丝路不断探险，为民族和睦奉献终生，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除了早已闻名遐迩、世人皆知的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英雄张骞和投笔从戎、重启丝绸之路的先锋班超之外，还有奉命出使罗马帝国的甘英、西行取经的圣僧玄奘，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鸠摩罗什，与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和亲的文成公主，撰写《马可·波罗行纪》的意大利著名的世界旅行家马可·波罗，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主要开拓者利玛窦，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词、首个发现楼兰古城、填补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两项成果，著名的德国旅行家、地理学家和科学家李希霍芬男爵……以及那些没留下姓名的无数工匠和劳工们。他们都是为丝路开拓、发展和人员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重要人物，是丝路之魂。 风格独特的历史名桥 桥梁是道路的组成部分，既是交通的基础设施，又是绚丽多彩的艺术品。三秦自古桥梁历史悠久，种类齐全，技术精湛。 渭河三桥传千古 我国周、秦、汉、隋、唐等统一王朝，都先后在陕西渭水流域建都。为连接渭水两岸的交通，秦、汉、唐等王朝，相继在渭河上修建了历史上有名的中渭桥、东渭桥和西渭桥，史称“渭河三桥。” 中渭桥系战国时期秦昭王时代，为便利渭河两岸宫殿之间往来，适应政务活动需要而始建的渭河上第一座长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中渭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据《三辅黄图》载：中渭桥象征天上的银河，效法牵牛星座的样子，“桥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里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桥之南北堤激立石柱”。 东汉末年，董卓入关中，大火烧了中渭桥。魏武帝曹操派人重修，桥的尺寸由原来的“广六丈”缩小到“广三丈六尺”。到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前秦苻生，征调关中百姓，又修葺中渭桥。北周时又经过修复，庾信《在司水看修渭桥》文中说：“砌堤激之石，来自淳化县甘泉山，石柱来自富平县。渭河两岸平直，桥头杨柳依依，桥下舟船往还。” 东渭桥何时修建有两说：一说汉高祖刘邦为便利长安与栎阳的交通而建造， 一说汉景帝五年（前152）三月作阳陵、渭桥。由于东渭桥地理位置重要，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晋末年，刘裕进攻关中的后秦，水军由黄河入渭水，溯流直至东渭桥下，登岸夺桥，大败守桥的后秦军队，攻入长安。 西渭桥始建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也称便门桥（便桥）、咸阳桥。《三辅黄图》载：“武帝建元三年初作便门桥，跨渡渭水上，以趋茂陵，其道易直。”西渭桥是渭河上建桥最晚的一座木桩梁桥，建成后，成为汉唐时期西通西域，南达巴蜀的咽喉要道，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的使者——驼队，走出西渭桥，就踏上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征途。 渭河三桥的下部都有可靠坚实的结构。中渭桥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桥头两端就有“堤激”即泊岸，其作用抗波防坍，巩固桥基。砌筑泊岸在今仍是桥梁工程、码头工程和水利工程常用的技术措施。东渭桥据勘察，唐代东渭桥迎水面有分水金刚墙，由青石砌成，镌有卯，以铁水浇铸铁栓板相连，石缝灌以铁水，石头之间空隙处打有松桩，显示唐代高超、精湛的建桥技术。 渭河三桥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在唐代达到了鼎盛阶段。开元年间先后对东渭桥和中渭桥进行大规模修葺，分别修于开元九年（721）和开元十三年（725），工程浩大，进度迅速，都是京兆尹总管、京兆府各县参加，修建好后立有碑石。1967年在高陵县耿镇白家嘴处发现了唐东渭桥遗址和唐《东渭桥记》残碑。修葺后的渭河三桥均是木制梁桥，这与东渭桥遗址、碑石以及《唐六典》中：“天下木柱子梁三，皆渭水便桥、中渭桥、东渭桥”的记载是一致的。唐玄宗时期，对地处交通要冲的渭河三桥还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管理法令：三桥各设守桥丁三十人，每年五月后，九月中旬以前，不得离家十里，每遇水大涨，即赶赴桥头查看水情。三桥还各配木匠八人，水毁工程时，与桥丁夫役一起抢修。 唐代的西渭桥和长安城东的灞桥一样，都是人们送友离别的地方。唐玄宗天宝年间，杨国忠用兵南昭，百姓苦于征役，亲人苦至便桥相送。大诗人杜甫目睹此景写了有名的《兵车行》诗篇：“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咸阳桥即西渭桥。 灞柳风雪话古桥 灞桥属中国最古老的梁桥之列，风格独特，闻名遐迩。 横跨西安城东10公里灞河上的灞桥，据《水经注·渭水》载：秦穆公为显霸功，更名滋水为霸水。水上有桥，谓之霸桥。后地理学家加以“水”偏旁，成为现在通写的“灞桥”。至今灞桥已有2000多年的变迁史，秦、汉时期，灞桥是长安出入东方的交通要冲，王莽地皇三年（22）灞桥被大火烧毁，重修后，改木桥为石桥，取名“长存桥”。隋开皇三年（583）在汉灞桥之南又建成一座名为“灞陵桥”的石梁桥，也称南桥。就是以后不断变迁、演化的灞桥。 唐代，地当交通要冲的灞桥，受到高度重视并大施修葺。灞桥成为全国有名的四大石柱梁桥之一：“天下石柱之梁四：洛三灞一。洛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灞桥。”并制定灞桥法，对修葺后的灞桥进行管理。 北宋时，灞桥已经坍塌,神宗年间，虽经韩镇重修，但并未修建成一座永久性石桥。元代山东堂邑梓匠刘斌抱着“石桥不成，永不东归”的决心，前后15年于至元十五年（1278）在当地官民的支持、赞助下，灞桥终于落成。 在这之后，灞桥又经多次修复，都由于桥梁设计不能适应灞水自然条件，经不起洪水冲刷和砂土壅塞，不久桥又倾毁，以后屡建屡毁，屡毁屡建。至清道光十三年（1833），陕西官绅，纠集匠民，参考当时西安普济桥的技术特点，又重建灞桥。这次重建，汲取历代桥桥圮的教训，结合桥位的水文地理，从设计到施工较过去都有突破性改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改建前，历时120余年，灞桥安然无损。 清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建成的灞桥长134丈，67跨，石轴桥柱408根，各跨间跨径1.2丈到2.1 丈不等，桥面两旁有石栏，栏内桥约7.5米宽，三轨并行，颇为宏敞。这次重建，牢靠的下部结构：置梅花桩，砌筑护底，实盘作基，石轴作柱，分层安装组合，使水不搏击，沙不停留，为古代桥工精湛技艺又一体现。这也是灞桥百年不毁的主要原因。1957年灞桥改建时，桥墩仍利用老石柱修建，使这座古桥兼起交通桥与文物桥的功用。灞桥建桥伊始，筑堤植柳，柳絮随风飘舞，宛如飞雪满天。到了隋唐时期开始声名远扬，成为“柳色如烟絮如雪”的名胜。故有“关中八景”之一“灞柳风雪”美称。古时，官府还在灞桥上设立驿站，叫做“滋水驿”，长安人向东送行，往往以灞河为界，送出长安城，到了灞河就要在灞桥上分别了。当时灞桥两岸，数里河堤，举步皆柳，东去之人,常折灞柳赠别亲朋好友，以寄相思之情。后来，灞桥作为话别之地的美名渐渐传扬开来。 柳絮胜雪传千古，文人笔下叙断肠。灞桥折柳赠别，又称“销魂桥”。不少文人学士曾留下抒情寄意、脍炙人口的诗篇。一生洒脱的李白在《灞陵行送别》中肆意挥洒着笔墨:“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李白一阕词《忆秦娥》更道出了灞陵折柳的伤感情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飒爽的女革命家秋瑾也曾在灞柳风雪中黯然道“灞陵桥畔销魂处，临水傍堤万万条。”使灞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送友离别的富有诗意的古桥。 今日，灞桥依在，虽早已不是当年的千年古灞桥，而被现代的钢筋混凝土桥所取代。但变换了历史的天空，碧水蓝天重现，灞柳依在，裹载着现代的风韵，依然在悠悠飘荡，见证着历史的变迁，诉说着秦风汉雪，隋雨唐月那些遥远的故事…… 千年沧桑觅蓝桥 庄子杂篇《盗趾》和《史记》等书籍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尾生的小伙子，与一位美丽女子在桥下约会，大水冲来，女子却没来，尾生为了不失信约，就抱梁柱而死。尾生抱梁柱而死的桥，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东周时期、坐落在今蓝田县东南蓝峪水上的蓝桥。能抱梁柱而死的桥，可推知是桩柱式桥墩的双跨以上的梁桥了。蓝桥从此出名。后人也以“尾生之信”为典故，一则以此赞誉坚守信约，至死不渝的精神；二则以此嘲讽那些坚守信约而不顾其他，未免有些迂腐的人。 《太平广记》里，也记载了发生在蓝桥的故事：唐长庆年中，有一个落弟秀才裴航，在蓝桥驿遇一位织麻老妪，老妪有一孙女云英，姿容绝世，裴航一见欲纳礼娶之为妻。老妪告诉裴航：她老有病，有神仙予药一圭，须用玉杵捣之百日，方可就吞。裴若要娶云英，须用玉杵臼为聘。裴以百日为期，用二百缗钱求得玉杵臼，到蓝桥娶云英为妻。两人婚后相偕入玉峰洞成仙，飘然而去。故事虽属虚构，蓝桥也因此更加驰名。 嗣后，后人诗文中常以此为典故，表示爱情的忠贞不渝。明代的《蓝桥记》《玉杵记》等传奇剧的演出，都描写了这个动人的故事。 著名的美国电影《魂断蓝桥》，描述的也是一个凄婉哀怨的动人的爱情故事。作为一部风靡全球的好莱坞爱情故事片，被誉为电影史上三大凄美不朽爱情经典影片之一,它的译名就很费了一番周折。电影的英文原名是《Waterloo Bridge》，若直译是“滑铁卢桥”，缺乏感染力，而且也容易让人联想到拿破仑身上去。后来编译组为该片举行征译名活动，最终吸收了一位观众的意见，借用了蓝桥上同样发生的动人爱情故事，“魂断蓝桥”，便成为影片的中文片名。从此蓝桥更驰名中外。 蓝桥介于蓝田、商洛之间，唐时设有蓝桥驿，往东南有峣关即后来的蓝田关，是三秦扼塞、豫楚要冲。唐代一些文人墨客，常从蓝桥经过，出入河南、湖北等地。唐元和十年（815），元稹再度被贬，途经蓝桥作有《西归绝句》十二首，诗中曰：“云覆蓝桥雪满溪，须臾便与碧云齐。”白居易此时也被贬为江州司马，看到此诗，于是写有《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没到驿亭先下马，寻墙绕柱觅君诗。”诗语平淡，却表现了白居易和元稹两位诗人的深情厚谊，也为蓝桥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蓝桥也是重要的军事交通关卡。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后，忠武（今河南境内）节度使周岌投降。忠武监军杨复光率军迎战黄巢部将朱温，打败朱温后，接着攻克了邓州，追逐至蓝桥而归。 唐以后蓝桥久废。明代羽士王天枝在原桥址“募铁为炼，飞控如虹，行人便之”。之后，铁索蓝桥毁于明末农民战争中。直到清康熙四年（1665）重修铁索蓝桥。重修后，桥长八丈六尺，南岸即鸡头关，北凭靠山峡又增添了两根铁链，桥两旁设有栏杆，下支巨木，来往行旅安全方便。后桥毁于何时，便无从考证。 古朴典雅塔寺桥 塔寺桥位于凤翔县城东关外之塔寺河上。塔寺桥始建于明代洪武初年，为黄土夯筑而成，且取“凤鸣岐山”之意，命为“凤鸣桥”。清顺治三年（1646），知府王钻圣、义士周承尧、贾文等募金于民，改建为石桥，有取募捐建桥之意更名为“博济桥”。道光二十年（1840），因桥倾塌重修，以桥在塔寺河上，取名“塔寺桥”。塔寺桥建筑风格既有北方之雅，又有南方之秀。桥基主轴由互相对称的四个桥墩支撑，两头最大的桥墩构成塔寺桥的两翼，南北两岸河堤约百米长均为石条砌成，十分坚固。桥面分三轨行驶。中轨宽约4米，为高出左右两轨约23厘米的石台，是人行道。左右两轨稍低，各宽2米，为车行道。这种中道行人、两侧行车的桥面设计，在陕西古代石拱桥建筑中实属罕见。 重建的塔寺桥，长约39米，高约7米，宽8米。桥面中高边低，状若弓弦。桥分3孔，中孔高7米，跨径7米；边孔各高6米，跨径5米。整个桥身，皆用长2米、宽厚各0.4米的条石砌成。为防洪水冲击桥墩及堤岸，桥柱迎水面砌有高约1.5米的箭头状分洪石台，两岸数十米内各以条石砌护。 在建筑艺术上，颇有古朴典雅的民族风格。桥面两侧，有石栏杆48根，柱顶雕刻有“猴子抱桃”“狮子喜球”“水牛卧波”“玉兔探月”“金凤展翅”等形态各异的禽兽图案。各柱下面，相互用雕刻有几何图案的长方形石条连镶。桥洞门额，南边雕有“远岸垂虹”“长堤饮马”，北边为“千秋石柱”“万古金梁”，桥东西两端，竖碑四通，东曰“通津”“利济”，西曰“正直”“平荡”，共八个大字。 如今，塔寺桥桥面加高，用沥青铺成路面。昔日的三轨桥面和有精雕细刻的石栏，已为沥青路面和钢筋混凝土栏杆所代替。 百年龙桥建楼屋 龙桥之名源于宋代。原有木桥，屡建屡毁。位于三原县城清峪河上，始建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历时11年建成一座3孔、尖顶、大圆筒形的石拱桥。因传桥下有龙潭，故名龙桥。亦有人说是因元代人有“水从碧玉环中过，人从苍龙背上行”的诗句而得名。古龙桥设计上独具匠心，历400年而未毁。桥上原来建造楼屋，别具一格，为陕西古代石拱桥的一大杰作，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圆筒式石拱桥龙桥，全长110米，其中主桥净跨57.5米，宽11米，高26米。桥共3孔，中孔大，边孔小。中孔跨径17.8米，加上尖孔部分，上下净空19米。尖形拱顶，亦称二心圆或两点圆卷拱，使其起牴角作用，这比半圆形、三心圆、五心圆等力量更强。两边各有1孔，为跨径6.85米的圆形拱洞。边孔底部高出中孔底部3.6米。桥面低于街面20米，两端以块石铺砌坡道与街面相接。桥面及两边坡道曾以石磨盘铺砌，俗称“磨子桥”。 明万历年间修建龙桥时，十分重视基础工程，深挖基槽，以柳木打桩，扎于泥沙底部，上砌以大石块，用江米、石灰等做黏合剂，使桥基凝为一体。桥基上的圆拱，用长方形料石砌筑，石块上刻有榫卯，相互嵌连，使桥身固为一体。圆形卷拱将桥的承受力分散于大圆弧上，受力均匀，故能历久而不毁。 龙桥初建时，桥上有“龙桥楼”和桥门楼。桥楼圮毁以后，两侧设有柱石栏杆。20世纪80年代政府多次对龙桥两岸护坡及桥两侧栏板进行了修复。1985年在古桥上方建成了一座斜拉式平桥，并肩负有南北通衢之能。古龙桥卧龙饮涧，新龙桥飞虹空悬，两桥相映，成为三原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独具一格的天然桥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桥梁中，除了浮桥、索桥、梁桥、拱桥等各种桥型外，古代的能工巧匠们，还利用天然地理条件和自然特殊材料，因地制宜，因材致用，创建了许多梁，显示了古桥工们的无穷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 用巨石、冰块等自然材料创建的桥梁，在陕北、陕南和关中都有。韩城县东北禹门外，用冰作桥，曾渡送官兵。距府谷县东30里黄河上的天桥峡，每年冬天积水成冰，积冰成桥，桥“阔十二丈五尺，中阔七丈，下阔八丈，共长九十丈”，可通车马。在汉中地区，原褒城县的褒河上有一座“天生桥”，“大石横亘江中，举足可渡，天然生成”。略阳县“天生桥”，距“县西六十里有石长七丈、阔二丈，横大涧如天生然”。 在陕西旬（古时称栒）邑县职田镇东南7公里处的马栏河支流牙里河上，有一座隔水卫石桥，奇特宏伟，鲜为人知。石桥是一座巨石，长约160米，宽15米，高25米。巨石中心底部有一个下底长6米，上底长约5米多，高6米的梯形石洞。牙里河水缓缓从石洞流过。巨石上部半腰一侧，有一条长约160米，宽约3米的道路。庞大的巨石宛如一头巨大的河马，横卧在牙里河上，形成了一座横跨南北的天然桥梁。 旬邑县始设于秦，以境内山地盛产栒木得名。秦栒邑县设在今旬邑县织田镇，县东南有甘泉山，甘泉山建有甘泉宫，为秦汉帝王避暑胜地。由甘泉宫经栒邑、泥阳可至北地郡义渠。隔水卫石桥即位于甘泉宫、栒邑途中。唐宋时由耀州至甘肃庆州，牙里河是必经之河，隔水卫石桥就成为这条道路上的交通要津。隔水卫石桥南段有唐时“百灵寺”，寺院宽宏，香火兴隆，过往商贾、香客、行旅都沿“隔水卫”石桥经过，兴盛一时。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由当地村民发起，周围各镇山民和过往商贾200余人捐资，对石桥进行修葺。加宽、修平了了石桥半腰的道路。我们曾发现立在桥北的一块《重修隔水卫石桥路碑记》，记载了这次修葺石桥的原由和详情：“……县东三十里牙里村西，有巍然峻起者，名曰：隔水卫。上劈小径以通行人，路道狭小，恐步失足。居是村者见多有陷溺之忧，窘步之惧，以欲疏凿修平，而寥落数家财力不给，故欲为而复止有年矣。今合村共议窃愿客商、君子各捐有余之资，以勷利济之务，将建桥路宽广……” 重修后的“隔水卫”石桥，人畜通行畅达无阻，来往商贾、游人既方便又安全。即使大雨滂沱，河水暴涨，石桥也安然无恙。 于今，隔水卫石桥，依然巍峨峻起。虽早已失去桥梁功用，但隔水卫石桥仍为当地乡民所用，隔水卫石桥周围，群山环抱，奇峰林立，幽静宜人，是盛夏避暑之地，已成为旬邑一景。 正在消失的古代关隘 关隘地处战略要地，控制交通要道，是国防的核心，道路网的枢纽，国家边界的标志。也是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古代独特的交通设施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国古代建筑宝库史上的一朵奇葩。 古时，雄踞于古代陕西中部久负盛名的东函谷关、南武关、西散关和北萧关被称为秦地四大关隘。这些历史名关连接着漫漫交通要道，汇聚于古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京都长安。这四关之中的地域，因群山环抱，四面关隘，而得名关中。秦汉以后，由于四方关隘均设官吏把守管理，行人车马过关，都要检验过所凭证，使关中久治平安，稳如泰山，多次避免关外的烽火战乱。 函谷关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位于今河南省灵宝市北30里处的王垛村。据史籍载，周武王伐殷，出函谷大会诸侯于孟津，即设专门管理函谷关塞的职官。函谷关因关在峡谷，深险如函而得名。它西接衡岭，东临绝涧，北濒黄河，南依秦岭，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是东去洛阳，西达长安的咽喉要道，素有“天开函谷壮关中”“自古函谷一战场”之说，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函谷关也是我国古代集大成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著书《道德经》的地方。 潼关，东汉以前并未设置关城，东汉末，曹操为防御关西兵乱，于建安元年（196）始设潼关，并同时废弃函谷关。 潼关，建关在这四关中最晚，却为关中四关之首，居中华十大名关第二位。东汉以前并未设置关城，东汉末年，曹操为防御关西兵乱，于建安元年（196）始设潼关，并同时废秦在河南灵宝县创建的函谷关。潼关关城始设于汉，在港口以南源上，即今杨家庄附近。隋大业七年（611），移关城于今杨家庄南城北村一带。唐武则天天授二年（691），潼关又从塬上北迁到源下，沿河辟路，也就是现在的潼关。 潼关雄踞秦、晋、豫三省要冲，号称“公鸡一鸣闻三省”。 潼关,它因其北带渭、洛水汇黄河抱关而下之要；南依秦岭，有潼关十二连城禁固而诸谷之险；东、南山峰连接，谷深崖绝；中通羊肠小道，险扼峻极。诗圣杜甫在《潼关吏》一诗中曾以“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道出了潼关的峻险和雄奇。 西周建国后，虽还未设置潼关，但一条连接长安的东大道成为宗周镐京与成周王城间的车马大道。设置潼关后，潼关道是横穿古代中国腹地连接长安——洛阳的轴心大通道，交通地位居诸驿路之冠。 潼关是关中的东大门，潼关自一设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事频繁，风烟滚滚。今日登上潼关城，不禁令人有凭吊这座古战场之感。 东汉末年，曹操与马超战于潼关，马超据关隘抗曹军，后曹操凭其智谋巧妙地夺取了潼关。北周末年，杨坚在洛阳篡位立隋时，曾密遣杨尚希扼守潼关，以解其西顾之忧。唐中叶安禄山反唐攻占洛阳，进逼潼关。唐玄宗听信杨国忠谗言，遭叛军埋伏，虽官军奋勇抗敌，还是失败丢弃了潼关。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惶逃离。安史叛军就是沿潼关道攻陷长安。唐末黄巢起义军也是由潼关十二连城进兵，攻破潼关，直入长安。潼关道也戏称亡唐之路。宋代“靖康之变”后，潼关为金所占，金朝后来为蒙古军队逼迫，迁都汴京，将兵力完全集中潼关附近。有人曾对蒙古铁木真说：“金廷居汴将20年，所持以安者，唯潼关、黄河耳！”后来，当蒙军包围汴京时，首先夺取潼关。元朝末年，朱元璋攻破潼关，从而平定陕甘。 抗战时期，以潼关为代表的黄河河防战役，日军轰炸、炮轰潼关近八年，用了炮弹、炸弹上万颗。飞机轰炸、隔河炮击、渡河与反渡河等战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潼关军民同仇敌忾，展开了潼关保卫战，正如潼关城一块横匾所书：“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使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始终未踏进潼关，潼关真正成为不倒的雄关！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在潼关洛阳段机动作战，开辟了豫陕鄂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散关也称大散关，为周朝散国之关隘。位于秦岭北侧今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它不仅是秦蜀驿路上的重要关隘，也是古代关中的西大门。 大散岭是大秦岭西段向西北分出的支脉，是清姜河与嘉陵江的分水岭，居于岭上最高处的大散关控制着陈仓道北端，是古代秦岭南北兵家相争的必夺之地。散关汧水、渭水萦流其间，山川之汇，扼南北交通要冲，“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荆襄，西控秦陇”，为秦、蜀往来的咽喉要道。 峭仞奔霆会益门，乱峰中袅一丝行。 更登大散岭头望，无数群山此处迎。 当年胸怀大志，年少气盛的诗人李白，离别故乡，仗剑云游，一路跋涉，穿越秦巴大山来到大散关，即将进入关中长安时的这首亢奋心情之诗句，也表述了大散关的险峻和重要位置。 通过散关达于汉中、巴蜀的散关道，也是古代秦蜀间早期开辟的交通要道。它是秦蜀诸栈道中保持驿路地位时间最长的一条交通干道。散关道在唐代辟为驿路。散关道也称故道或陈仓道，古代中国统一王朝，无论京都定都长安还是开封、北京等地，散关道都是京师连接川、藏、云、贵大西南各省的交通纽带。 历史上，散关道上屡次发生战事。楚汉相争时，汉王刘邦取信韩信之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自汉中，经散关，由故道，出陈仓，还定三秦。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统大军出散关，经故道，夺取汉中。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兵散关，围陈仓20天，终因粮尽而退返。南北朝分裂割据时期，散关成为各路兵家争夺的主要军事目标。宋时，金兵南下，进犯陕川，宋将吴玠、吴璘兄弟聚兵扼险于散关固守，打败金兵多次进攻。南宋绍兴元年（1131）吴氏弟兄与金兵在此又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屡立战功，名垂千古。 大散关因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是关中四大关隘之一。古往今来，文人墨客、达官政要都曾到此经过和游览，并留下许多令人铭记的诗篇。据传“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授《道德经》一卷。曹操过大散关留下了《晨上大散关》“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坠谷间”的诗句。唐代王维《大散关》诗 “危经几万转，数里将三休”等，特别是宋代大诗人陆游描述大散关的诗最多，影响也最大。陆游一生游历群山，作诗无数，但他一生唯一的一次亲临抗金前线，力图实现自己爱国之志的一次军事实践，就是在大散关。其中陆游《书愤》就是写被罢官六年, 退居于山阴家中，已是62岁的老人的陆游回顾往事：亲临抗金战争的第一线,北望中原,收复故土的坚定如山、豪情壮志,值得纪念的经历。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今散关岭上，一座五间二层敌楼，横锁关上。敌楼上有大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大散关”三个行草大字，古朴凝重，浑厚遒劲。敌楼北墙上是巨幅山水画《大散关图》，为游人展示了古大散关的风采；南墙上是工笔重彩画《抗金图》。 武关坐落在今陕西省丹凤县城东约80里的谷涧间。 远在春秋时已设置“少习关”，战国时改为“武关”。秦、汉、隋、唐，是京都咸阳、长安南部的雄关要塞即南大门。故关址周匝约3里，板筑土城墙，略呈方形，东西各开以砖石砌券洞门，西门额凿有“三秦要塞”，东门为“武关”二字。武关古塞北依陡峭的少习山，东西南三面武关河环绕，扼秦楚之交，据山川之险，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清人顾栋高诗曰:“武关一掌闭秦中,襄郧江淮路不通。” 历史上的武关道金戈铁马，征战频繁。正如清谭嗣同《武关》诗云:“横空绝磴晓青苍,楚水秦山古战场。”春秋战国时期，秦楚诸国多次兵出武关进行征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四次出巡东方，其中两次通过武关道。农民起义首领陈胜的大将宋留，曾率兵攻入武关。秦末汉初，刘邦领兵破武关，战蓝田，入关中，占咸阳，灭秦朝。汉景帝时，大将周亚夫神速通过“武关道”而平定了“七国之乱”。唐代郭子仪整兵西出武关，吐番闻风而逃。李自成义军屯兵商山，出武关，攻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白莲教、太平军、义和团攻入武关，震撼朝廷。1932年，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红三军，激战于武关西之寺底铺，击败军阀刘镇华部，胜利北上。 武关道是古代长安经蓝田、商州通向南阳邓州、荆襄以至江南的交通要道。由于它在军事上的特殊作用而备受重视。唐代，其交通地位仅次于“大路驿”潼关道。唐贞观、开元年间，大都长安与江淮之间的交通往来，除贡赋物资及笨重行李，要取道黄河、汴水和渭河漕转外，官民商贾往返多利用商山路的便捷条件，故有人称武关道为“名利路”。唐王贞白《商山》诗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白居易在《登商山最高顶》诗中描写：“高高此山顶，回望惟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唐以后武关道失去国道地位，但作为一条西北与东南地区相联系的捷径道路，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武关古隘不仅是军事要塞，而且风光绮丽，气候温润，古来就有余光反照、笔山鹿鸣、龙潭古寺、砚水鱼妖、石桥古渡、白岩仙迹、蟒岭神芝、玉泉串珠武关八景，武关胜塞也被列入全国名胜辞典。历史上，历代文人骚客驻足武关时，无不留有佳作传世。据不完全统计，古人写武关的诗词多达上百首之多，这些诗词，犹如一坛酿藏了数千年的醇酒，至今还散发着中华文化的芬芳。 唐李涉的《再宿武关》：“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入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写作者二次罢官出京过武关时的见闻感受，抒发去国离乡的愁苦情怀，气势磅礴，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元稹的《西归绝句》：“五年江上损容颜，今日春风到武关。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树满商山”。抒发诗人被贬地奉召还京途中，在武关读到好友李复言和白居易书信的兴奋欣悦之情。杜牧的《题武关》：“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山墙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长卷夕阳中。”诗人由武关触发怀古之情，诗中雄心壮志的激情、无可奈何的痛苦、忧国忧民的深沉以及敬仰先贤、感伤自己的情感，具有感人的魅力。宋寇准的《秋日武关道中》：“行尘漠漠起西风，来往征轩似转蓬。驻马几多愁思苦，乱蝉衰柳武关中”。写政治家寇准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随举出巡到商洛县，留经武关时的情境和心境。 雄踞于关中西北、六盘山下的萧关，其故址位于今宁夏固原东南30里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为抗御匈奴南进，就已设关。 这座雄关一经设立，关塞内外就风烟弥漫，战火不断。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不时南犯，迫使秦国为保障关中地区安全，在此屯兵把守。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入侵朝那（今固原东南），由萧关南下，一把大火毁了回中宫。骑兵直进到陇县、凤翔一带，这次进犯，关中受损甚大，于是汉文帝派卢卿等三位将军分别驻守上郡、北地和陇西。委任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董赤为将军，率领大军阻击匈奴，迫使老上单于终于退兵。从此，汉派重兵把守，加强萧关和关中内陆的防守。此时的萧关已成为关中西北部的屏障和门户。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刘彻率大队人马北出萧关，开通了萧关道。匈奴单于也曾派使者来长安商谈亲和。魏晋以后，关中多事，萧关皆为人车马往来孔道。 唐武则天称帝后，也未放松萧关的防守，派魏元忠为萧关大总管，以防备突厥进犯。唐神龙元年（705）废弃他楼县又置萧关县。唐至德元年（756）年后，被吐蕃吞没，关中再一次受到威胁。唐大中十三年（859），经过一翻拼杀，唐又收复了萧关县。明代为防御鞑靼进犯，又大大强化了萧关道的防守。 由此可见，萧关确为控扼要地，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向关中进犯的一条主要通道，被历代王朝所重视并在此修筑边塞重镇。 千百年来，萧关道上不仅弥漫着滚滚硝烟，也曾布满了商贾、行旅和使者的步履。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其北路就有一条由中渭桥渡渭水，沿泾河西北行，经今礼泉、淳化、彬县、长武等地后，越甘肃东南，过萧关，再进入河西走廊。这条畅达的“丝路”，是南接渭水北岸、东通三晋和西通河西走廊的大道。 历史上一些出入萧关的文人墨客也曾讴歌吟咏，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河西节度副使崔希逸战胜吐蕃，唐代大诗人王维逢使出塞宣慰，在萧关道途中作了《使至塞上》的有名诗篇：“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早已成为千古绝句。 唐人陶翰《出萧关怀古》：“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悠悠五原上，永眺关河前。”气势轩昂，歌唱英雄气概。 明人李汶《甲申防秋有感》“萧关倚剑又年华，鹿鹿川原走传车”。从诗中可知，明代的驿路已改在萧关道上。 清人徐乾学《陇山歌送许天玉之官新安》“萧关朝那还北地，酒泉张掖连凉州”。诗中道出了萧关的重要地理位置，清时的萧关仍有驿道通过。 由于历史的变迁，关中的范围逐渐缩小，函谷关、萧关早已划出今陕西境外，这样，今日之关中，实际仅指潼关和大散关之间的地域了。 陕西除了这久负盛名的五大历史雄关外，秦直道上的鬼门关、石门关、凋灵关、沮源关；古蜀道上的峣关、斜谷关、鸡头关、武休关、七盘关、阳平关、潭毒关；万里长城上的镇北台、镇羌堡；丝绸之路上的陇关、大震关等等，都是重要关隘。其中，五丁关耸立在陕西宁强中部，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出于战国时期秦惠王伐蜀，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故事。关下的金牛峡，石怪谷深，为蜀道一险。武休关坐落汉中市留坝县境内，实则是河水冲刷而成的一道隘口，两岸山崖壁立陡峭，形成两山夹水、中空一线雄险的景致。七盘关号称“西秦第一关”。 从无到有的民国公路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开始办邮政，至宣统三年（1911）邮政局、所、基本普及各州县、主要村镇，持续了两千多年古老的驿传制度终归衰败。1914年全省驿站撤尽，驿传制度废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民国八年（1919）10月，张藩、张鼎、贾晋、刘宗向、苏兆祥等人，发起成立“西堂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并拟定《租路修路简章》。这个公司因有租路、修路的筹划和任务，被称之为陕西最早的公路建设管理机构。 民国十一年（1922）1月，陕西省路工局成立。2月陕西第一条公路西安至潼关公路粗通。虽然是粗通，先天不足，但是，它为陕西公路交通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和希望。后来公路建设管理机构不断变化，撤销路工局，曾成立长潼汽车局、省道局等。 民国十九年（1930）8月陕西省公路局成立，接管了西潼公路，第二年又成立了西潼护路队。从此，陕西的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初步开始进入从无到有的初级阶段。虽然，后来省一级的公路建设管理机构名称不断变更，陕西省公路局改为陕西省汽车管理局、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陕西省公路管理局。但是，不管管理机构怎么变，还是围绕修路、管路工作开展。截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民国二十五年（1936），陕西的公路建设管理机构，集中全省工程技术力量和工匠、民工，先后修建了西安至兰州、西安至汉中、汉中至七盘关、咸阳至榆林、绥德至宋家川、西安至荆紫关等多条主要干线公路，形成了陕西公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 陕西公路建设，在民国的38年间（1912—1949年），相对说，虽不如经济发达省份那样快速，质量也不太高，但是，已经建成的5000多公里公路对于促进全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保证国际援助物资的中转和后方军用物资支援前线，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建国后陕西省公路建设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也给后人留下了永不能忘记的，为陕西的现代公路起步和初建，立下奠基之功的张藩、张佐周、赵祖康等杰出人物的英名。 常规发展到跨越发展的当代公路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陕西省的公路恢复、建设和管理，开始步入新的发展历程。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的69年，我把当代公路的发展分为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29年，是陕西公路建设的常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经历、克服了50年代恢复改造困难，极“左”路线影响，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干扰破坏，经济落后和人的思想的局限等等因素，陕西的公路建设，在常规发展、按部就班中进行。 新中国成立初到1957年底，陕西的公路建设基本处于恢复改造旧路，新修县际简易公路，加强公路养护工作的阶段。全省原有公路基本恢复，公路通车里程达到7000多公里。 从1958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干线公路、大型桥梁和沥青路面及二级公路，加快县乡公路建设，步入建设以国、省干线公路为骨架，以县、乡公路为支线的全省公路网络时期。陕西油路建设经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初步发展，到70年代初，建成沥青、渣油路面400多公里，到1975年形成了建设高潮。70年代末，全省建成以西安为中心，连接10个地、市的油路网。1974年，国道310连云港天水公路西安经临潼至渭南段，建成二级公路，开启全省干线公路二级公路建设之先河。到1978年底，陕西全省公路总里程上升为38417公里，是1949年5000多公里的7倍多。但是陕西的公路路网密度小，路面铺装率低，等级标准低，缺桥少涵，配套设施不全，公路服务水平低，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陕西的公路建设步入了快车道，由常规发展转入了跨越式发展阶段。这是第二阶段。广大公路人，解放思想，敢为人先，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智慧。 1986年在全国公路建设上第一批利用世行贷款、采用国际招标、实行工程监理，1989年12月建成西安至三原一级公路。1990年12月年建成陕西第一条高速公路——西安至临潼高速公路。自此以后，陕西的高速公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四车道到八车道，从平原到山区，从山区到沙漠，穿越秦岭“天阻”，飞跃高原苍茫。5条高速公路沟通秦岭南北。2007年建成的双洞长18.02公里秦岭终南山特长隧道，创建设规模世界第一，中国公路隧道之最，并获中国科技一等奖。2003年建成国家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榆林至靖边高速公路，为全国新建沙漠高速公路制定标准，提供经验。公路交通人，观念更新，理念先进，路越修办法越多、招数越稠，路越修越绿色环保低碳，路越修越精明老道会干，路越修标准越高。2003年全省建成高速公路突破1000公里，2007年突破2000公里，2010年突破3000公里，2012年突破4000公里，2015年突破5000公里，至今已建成5400多公里高速公路。实现高速公路“三步走”战略前两步目标，位居西部省份前列。制约陕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交通“瓶颈”已被打破，过去的公路交通短板，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竞争优势，成为国家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陕西富民强省的重要基础。目前正在向2020年陕西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目标迈进。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已成为陕西现代化建设的靓丽风景线和名片。 国省干线公路以路网改造为先导，以提高养护质量为中心，以文明示范公路为重点，全面提升公路整体服务水平。推进以修建二级公路为重点的干线公路改造改建，实施县道油路改造、新建工程及乡道新建、改造工程。农村公路以“四好公路”为目标，通村到户，有力促进了新农村的建设和扶贫脱贫工作的开展。 陕西公路人发扬“铺路石”精神，开展评选“双十佳”（十佳道班和十佳养路工）活动，开拓进取，艰苦奋斗。打造“三心公路”品牌，秉持“三个服务”理念，按照全省干线公路网和农村公路网规划，实施“美丽干线公路”安保工程、危桥险路整治工程、养护管理示范路工程以及乡乡通油路、村村通油（水泥）工程，公路建设、养护、管理、经营、科技和精准扶贫工作取得突破性、创新性进展。 被人们号称陕西“一号公路”的沿黄公路，北起榆林市府谷县墙头乡，南至渭南市华山莲花座，全长828.5公里，将陕西北部的农业、能源、旅游与关中地区乃至晋陕之间的产业和发展联动，具有生态、观光、旅游、文化、城镇发展诸多功能的南北大通道。这已成为陕西追赶超越的又一靓丽的风景线。 改革开放40年，陕西的普通公路和农村公路整个面貌焕然一新。截至2017年底，陕西公路总里程已达174395公里，是改革开放前1978年底38417公里的4.5倍多。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84.82公里。通村公路114979公里。 毫无疑义，已经通车里程达54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为三秦大地的经济和社会跨越发展，起了无可替代的助推作用，使三秦父老和普通百姓便捷、舒适出行，犹如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想到哪就能到哪。 同样，也毫无疑义，数倍于5400公里的陕西普通公路和农村公路，为三秦父老和普通百姓，提供了更直接、更方便、更顺心的出行和服务，特别是为农业、农村和农民，实现现代化，脱贫致富，全面奔小康，铺筑了一条条快车通道。 如今“车在路中行，人在画中游，安全又舒畅”已真正成为人们的一种视觉享受。 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人走得多了就有了路。”一代又一代工匠们、筑路者、公路人，在地上本没有路的地方，走得多了，才修筑了一条条简易的道路、普通的公路、绿色人文的公路、现代的高速公路，人们只有行驶在路的上面，才能最终达到理想的境界和目的地。 今天当我们行驶在陕西宽阔、舒适、绿色的现代公路大道上时，你可否记得那些早已过世的、牺牲的、退休的为陕西公路的拓荒、建设、发展、设计、科研做出贡献的功臣的名字：张藩、张佐周、赵祖康、徐良成、张学华、刘昶、周华俊、王宏儒、李成才、张仲良、张维光、西学伟、邓林祥、袁雪戡、曹森…… 他们的美名应和历史同在，和大路同在！ （丁晨，原陕西省交通作协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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