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黄懿陆教授：史前文明互鉴探索 ——以哈拉帕印章文字为例

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研究员、理事黄懿陆

作者简介：

黄懿陆，壮族，云南省富宁县人，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会长，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理事。出版、主编各类著作50余部3000多万字。学术著作主要有：《壮族文化论》《滇史散论》《滇国研究》《滇国史》《中国先越文化研究》《〈山海经〉考古》《人类文明溯源》《商族源流史》《史前易学》《中华布洛陀神史》《中华民族起源》《云南两万年》《中国岩画史论》《人类早期文明研究》《滇学》《云南史前史》《骆越史》等。主编《云南名人》《中华历史文化探源》《中国藏彝走廊与绥江岩画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与滇国历史文化》《中国盘古文化暨大王岩画研究》等。文学著作有小说集《龙山女》，纪实文学《风雨征程》，散文集《古林幽思》《青春忆旧》，长诗《螺蛳姑娘》《壮锦红星》等。2010年，《中国易学起源的考古证据》获第十三回世界易经大会学术论文唯一最高金奖；《中国文明起源——从1.7万年前到春秋战国的易学模式》获第十三回世界易经大会学术著作金奖。提出中华民族在发明、使用数字基础上起源，是把易学引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践行者。

史前文明互鉴探索

——以哈拉帕印章文字为例

文 | 黄懿陆

       在中国北京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未被解读的哈拉帕印章文字，是这次大会热议的话题。践行文明互鉴，无疑与两河、埃及、印度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真相密切相关。学界曾讨论过文献研究本与考古材料研究的历史存在差距。

对此，本文以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文化遗存与哈拉帕印章文字和殷商文明的互鉴问题，进行如下探索。

一、抚仙湖、哈拉帕、殷商文明简介

（一）抚仙湖水下石质建筑和北岸学山遗址简介

       1. 抚仙湖水下石质建筑

（1）抚仙湖水下考古。抚仙湖大约在340万年前形成，学术界曾在2001年、2006年、2007年进行过三次科学考察和考古调查。《抚仙湖水下考古》是三年的考察汇报，第一作者为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昆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先生为该书作序时说：“抚仙湖水下考古可以上溯到1992年”（李昆声 耿卫 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3页）。其书第七章《讨论与思考》认为：“抚仙湖水下石构件体面积分布在2.4平方千米范围内，除此之外，其它水域未见分布，这一水域水底相对较为平坦，石构体规模大小不一，且石构体缺少地震后自然垮塌、崩裂等所应有的现象。水底石构体中所发现的多个单体石构件，其上痕迹经过地质学、岩石学等专家考查，又经过数名有数十年经验的老石匠们辨认，认为其上雕琢痕清晰，比例协调，不是天然形成，当为人工雕琢构件。经初步调查，除了这些石构体、石构件外，其水底地层尚未见有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文化层。但结论不排除抚仙湖水下的发现有人工建筑的可能性”（李昆声 耿卫 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但未能引起学术界重视。2014年，我担任会长的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联合四川省文物研究院、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云南省博物馆的相关专家，进行了为时20天的水下建筑体科学考察。

   （2）抚仙湖水下建筑探索简报。针对面积约2.4平方千米的水下建筑，《抚仙湖水下考古》“将其划分为8个大区，以Ⅰ～Ⅷ表示，同时又将每个大区细化，划分为9个小区，以A～Ⅰ表示”。2001年、2006年、2014年的三次科学考察主要集中于ⅠVH区，发现“一座高台式建筑，残高19米，底边长90米，共有五级台阶，整座建筑均用石材建成”在“高台建筑物的第一级台阶石条上发现人工刻凿的符号、几何图案、人面图像和排列整齐有序的一些圆形石孔。推测这个高台建筑是一个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大型建筑物。其年代有待进一步研究后才能确定（李昆声 耿卫 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71页、第72页）。其中第一、第二台阶的上面，发现在不同的石块上刻有类似'0’'1’'’'y’d符号，以整齐的石孔和一张'人面图案’等内容”。2006年6月19日，“在一石块上发现两个类似正在放射光芒的太阳的图案”李昆声 耿卫 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71页、第72页、第79页）。此外，2007年“重点考古调查勘探的遗迹即在ⅠⅠI区、ⅡG区、ⅢC区、ⅣA区内，因遗迹在ⅡG区所占比例大，为方便测量、绘图和记录，将其定为所属ⅡG区。”石构件体长方形截面呈三角形，呈人字形屋脊状，横截面为三角形。有部分坍塌，长83米，宽14～21米，高0～3.7米（李昆声 耿卫 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88页、第93页）。

   2.抚仙湖北岸学山遗址

（1）基本情况。《中国考古学大辞典》载：抚仙湖北岸“学山遗址位于旧城村北部边缘，东南与金莲山墓地相望。2009年进行系统勘察与试掘，清理房址2座。房址有半地穴建筑与干栏式建筑，房址都直接建造在基岩上。出土铜器、骨器、陶器、石器等遗物。发掘者认为两座房址的居住者不同，年代上也有差异”（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419页）。

（2）主要文化遗存。玉溪市文物管理所长杨杰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发掘时发现山体有“一条30米裂口。……宽有四五米不等，最深的地方接近5米，快6米，有准确的勘探数据……在这一个天然豁口里面，当时的人，从其他地方运来很纯净的红土，夹一部分沙的红土，把这个豁口填平了”“豁口填平了以后，不是为了方便行走，里面有很多秘密，我们解剖了一小块，碰到了一个东西，一具完整人骨架，这个人被火烧过，祭祀的时候，可能拿他来点天灯。把他烧掉”该遗址出土的，“还有铸造青铜器用是石范”，亦即“铸造青铜器的模子。这类东西，用红砂石做内范和外范，砂石耐火，质量好，砂石上刻些图案，图案是反的，浇铸出来，图案就正了，用过模子的人都知道”（张庆国：《澄江是古代滇中的一个重要地区：访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杨杰》，政协澄江县委会：《澄江县文史资料第二十七文物专辑》，2017年，第211页）。其实，这样的地点是古代祭祀丧葬祭祀中有目的选择的风水宝地。

这里说的学山遗址发现的“裂口”“豁口”状丧葬之地，考古学界有两种认识，一是进行“惩罚”似的“点天灯”；二是认为是“马鞍形”状的祭祀地点。这表现在《考古与文物》编辑部讨论陕西神木县石卯遗址座谈会上，朱延平先生发言说：“东亚范围的早期遗址有一个规律，古人祭祀的时候，往往选择一大一小两个山作为对象，在两山之间的鞍部进行祭祀。缺乏山体的时候就做两个山作为对象”（《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神木石卯遗址座谈纪要》，2013年第3期；陕西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神木县石卯遗址管理处：《发现石卯遗址》，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页，朱延平发言）。

情况说明，中国学界对这类的葬式的作用、功能、意义尚无深刻认识，也没有引起重视。

（二）《山海经》与世界史前文明的“汤谷”文化遗存

 1.《山海经》中的“汤谷”记载

学山遗址出现“裂口”“豁口”或“两山之间的鞍部”这样的祭祀或丧葬地点，在欧洲学者研究中，均称为“宇宙山”“圣山”或“山门”（[美] 南诺·马瑞纳托斯：南诺·马瑞纳托斯：《米洛王权与太阳女神——个近东的共同体》，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2、143、第141页、第148页）。

实际上，它们都是《山海经》讲到的“汤谷”或“甘渊”。

《山海经·大荒东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孼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袁珂：《山海经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2页）这里说的“扶木”代表生命之树，日“至”或日“出”，亦即日出没之地；皆“载于乌”，此“乌”为鸟。

《山海经·海外东经》：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袁珂：《山海经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6页）文献中的“扶桑”，指的为生命之树，说明“汤谷”与生命生长或复活有关系。

《山海经》记载的“汤谷”或“甘渊”，均为“日月所入”或“日月所入”地点，我们统称为“汤谷”。学山遗址出现的长20-30米长、高2-3、厚5-6米山脊出现的“裂口”，因为填充了外地运来的红土，其中埋葬有人体，本身就是文献记载到的“汤谷”形状，也是当时社会文化共同体期待复活，实现生命轮回的神圣之地。

根据考古发掘人员的情景描述，笔者经过现场考察之后，让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助理馆员於露根据学山遗址的“裂口”填充红土中埋人的情景推断描摹出下列图像，同时展示该遗址出土石范内范中刻写的鸟或原鸡爪图像。笔者注意到，该石范内范还刻写着“∧×∧（六五六）”的数字卦，按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易学原则，符合符号卦易经中的“坎”卦，该卦象代表水（黄懿陆  冯丽荣：《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31页）。

抚仙湖水下石质建筑与学山遗址出土“汤谷”文化遗存：

学山遗址“汤谷”葬人摹写图像	学山遗址石范和鸟爪及其数字卦
			∧ ×

从学山遗址“汤谷”葬人摹写图可以看出，泡在血液似的红土中的骨骼静静地躺着，期待实现生命轮回，死而复生。该遗址出土石范内范刻写鸟或原鸡足爪，同一文化遗存中扮有数字卦出现，说明这支社会文化共同体尊奉鸟神，而且使用易学占卜，说明这类葬式与宗教祭祀有关系。

   2.史前世界文明遗址出现的“汤谷”

“汤谷”文化遗存，亦见于国外的考古学文化。不仅是一国，而是多国。中国境内见于抚仙湖北岸学山遗址、良渚文化、大汶口遗址、广西甘桑石骨文当中；国外见于美索不达米亚米亚、古埃及、古印度、欧洲克里特文明遗址，美国、加拿大印第安人文化遗存中不同程度存在。其中尤以克里特文明、印度文明多见。不同的是，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针对这类文化遗存，国外学者不研究《山海经》，当然也不会不使用“汤谷”名词，对相同一致的文化遗存，概以“圣山”“宇宙山“或“山门”称之。

“根据对学山遗址发现'汤谷（圣山、宇宙山）内涵的推断，在两河流域、埃及、欧洲文明出现的'汤谷’（圣山、宇宙山、山门）’文化考古证据中，得到了确认。美国学者南诺·马瑞托斯在研究中，提到高菲拉科亚出土局部石棺刻制有'汤谷（圣山、宇宙山、山门）徽记，蛰伏在钺上的鸟正在'汤谷（圣山、宇宙山、山门）’当中冉冉升起’这样的情节，与学山遗址发现的'汤谷（圣山、宇宙山、山门）’是一样的。抚仙湖北岸学山遗址中的'汤谷’中有埋葬者’这是人工依托山体的自然裂口，加工形式'汤谷（圣山、宇宙山、山门）’；高菲拉科亚遗址石棺上的'汤谷（圣山、宇宙山、山门）标记，是在石棺上刻制'标记’表示死者躯体已经进入'汤谷（圣山、宇宙山、山门）’之中，以期待生命轮回，死而复生。比较研究的结果，就是揭示了生者和死者追求生命轮回、死而复生的强烈渴望”（黄懿陆  冯丽荣：《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4页）。

以下展示的“汤谷”考古文化遗存，均来自美国学者南诺·马瑞纳托斯《米洛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东的共同体》一书（[美] 南诺·马瑞纳托斯：《米洛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东的共同体》，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两河流域复活者走出“汤谷”	埃及文明“汤谷”为日月出没之所
	欧洲文明神鸟蹲于钺之上与“汤谷”之中

史前时期，没有国内外之分，相似一致的“汤谷”文化遗存，其实就是中国文献《山海经》记载中的“汤谷”。这类文化遗存，“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期待起死回生、实现生命轮回的理想载体”（黄懿陆  冯丽荣：《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4页）。

  3.哈拉帕印章文字中的“汤谷”文化遗存

（1）情况简介。哈拉帕文化是印度文明的源头，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该文化分布很广，东起阿拉姆吉尔普尔（今信德附近），西达苏特卡根·杜尔（距离伊朗东境约40公里），北抵曼达，南达马尔范、佐克和戴马巴德等地。根据碳十四年法测定，中心地区（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等）约为公元前2300～2000年。但现存于新德里博物馆陶制男性躯干、其“精细得像一种不透明的瓷的陶制手镯，鉴定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伴随这一时期出现延续到文明时期的哈拉帕印章文字，其初源性的文化遗存，也就是下面将要论述、解读的“汤谷”代表性图像，也是在公元前3000年出现（陈荣月：《印度文明的起源》，《古印度文明读本》第一章，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2页、第13页）。

这就说明，印度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相当于中国文献中黄帝生活时期的年代。但是，这支文明大约延续了千年之久，到了公元前2000年，印度文明不知所终，消失原因仍然是学术界的一个不解之谜。

印度文明遗址当中出约2500多枚印章，其中的文字符号至今无人能解。该文明在公元前2000年突然消失，消失原因至今也没有搞清楚。

（2）哈拉帕印章出现大量“汤谷”文化遗存。但是，这个奇异的文化现象至今无人觉察，在印章文字的介绍或探索当中，至少笔者没有发现过这种情况，欧洲学者在研究“圣山”“宇宙山”“山门”的研究中，也没有指出印度文明存在这类文化的介绍，当然也没有相应的例子可证。

实际上，该文明的哈拉帕印章文字中，存在着大量的“汤谷”文化遗存。通过比较研究之后，我们还发现这些印章文字、符号可以自证这类文化遗存发展、形成及其来龙去脉。

哈拉帕印章汤谷完整图
局部 图像

哈拉帕印章图像中，羽状者站在长着生命之树的“汤谷”当中，显然已经复活。前来迎接这位王者的以牛角为冠的人物，其身后的不明动物，显然是复活王者的坐骑，而图像下角的7位羽状应为“汤谷”复活者的卫队。图像上角出现一些关键性的印章文字。

在哈拉帕印章文化中，存在大量“汤谷”文化遗存，它们是解读该社会文化共同体来龙去脉的基本印记，亦属史前文明时期社会文化共同体族徽似的传统性印章。

（三）甲骨文“帝黄奭”与今中国境外出现的“奭”字

 1.“帝黄奭”的甲骨文

“帝黄奭”者甲骨文两条，《续》五、九、二“帝黄奭三犬”条，收入《甲骨文字典》（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17年版，第1476页）。《合集》3506“戊戌，帝于黄奭二犬”条，收入《<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韩江苏 江林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51页）。

其中，《续》五、九、二条如下：

甲骨文字形	释文
	帝黄奭三犬

黄奭者，帝也。

甲骨文言之凿凿，板上钉钉，权威定论，似难撼动。

《<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介绍：“黄奭是商王祭祀的重要对象，他受到侑、燎、 、帝等祭祀”。而且，其“在商王中的地位，与高祖、先王一样”，而且“商王对黄奭进行祭祀时，带有求雨的性质”（韩江苏 江林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51页）。

据此可见，黄奭在殷商时代具有“高祖”“神”“帝”“先王”的性质。根据这样的判断，其生活的年代，仅凭甲骨文的记载，我们搞不清楚这个字的来龙去脉。因为没有比其年代早的文字可以比较研究。目前殷墟出土最早的文字为甲骨文一期，从董作宾的“贞人断代”看，第一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盤庚、武丁，年代约公元前1334年～前1275年)。倘若“黄奭”为其先祖，则应早于这一时期，距今3300多年。倘若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殷商起始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87页）。

按照殷墟考古文化遗存年代，属于中晚商时期。文献记载殷商早期八迁，其后又有五迁，故研究殷商早期数迁是千古之谜，学术界虽然已经做出很大的努力，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要探索殷商先王“黄奭”，就必须寻找到更早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需要探索早商文化何在。它的起源地到底在哪里？找到殷商时期的早期文化遗存是重中之重。

2.国内外“奭”字比较

黄奭之名，中国境内不仅见于殷商时期甲骨文、彝铭，而且见于商末周初的广西发现的甘桑石骨文（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甚至在印度文明时期的哈拉帕印章文字当中，也可以见到：

众所周知，甲骨文只能算是中晚商的文字，并非早商文化，而早商文化何在，商代八迁之前，抑或盘庚迁都之前，学界并没有搞清楚。所以，在早商文化没有确定，要说甲骨文中的“黄”字“奭”字的起源问题，并非易事。现在没有办法，说到黄字的起源，只能以司马迁“黄帝”有土德之瑞。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故以之为姓。而甲骨文出现“帝黄奭”有名有姓。

在笔者最近的研究中，也发现广西出甘桑石骨文记录有“姓黄的人”的记录，说明“奭”字亦与黄姓有关系。那么，哈拉帕印章文字出现的真是甲骨文“奭”字的祖源字吗？反之，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甲骨文上“帝黄奭”之“奭”是否其早期的形状？仅凭当今考古发现的资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说得清楚这样的问题。

当然，不排除很多学界人士包括普通读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哈拉帕印章文字发现地并非当今中国版图，这个字可能与“帝黄奭”之“奭”字有关系吗？

可是，这些考古文化遗存出现的时候，有国家地域之分吗？有亚洲、非洲之别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地讲：当然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地球上生活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只属于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谁都可以自由来去，勿需像今天一样，有边界、有警察、有庞大的军事力量护守，出去需要护照，而且还要经过特殊部门去办手续。总之，史前时期要出国、要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根本不会如今这样必须循规蹈矩，去申办合法的出国手续。

站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去看待哈拉帕印章文字了。

二、解读印章文字符号

（一）哈拉帕印章文字的起源

1.早期印章文字符号与鸡卦符号的关系

以上铭文时间断代为公元前3000～前2600年。它们是哈拉帕印章文字出现之前最早的铭文代表性符号，看似简单，但了解、挖掘其内涵，涉及到2500多枚具有代表性哈拉帕印章文字的译读并其与有着紧密的关系。1922年至今，尽管考古发掘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迄今为止，哈拉帕文明只是向世人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大量遗址、文物依旧沉睡地下，等待后来者唤醒和发掘。特别是哈拉帕文明的文字尚未破译，许多珍贵的材料依然无法被充分解读，其历史演变过程也不清楚，这也是当前哈拉帕文明考古工作的重点课题。特别是这些“印章文字绝非婆罗迷字母系统，也不同于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它的年代必定比人们的想象更为古老”（陈荣月：《印度文明的起源》，《古印度文明读本》第一章，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8页、第6页）。

2019年5月15日，在中国北京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之后，哈拉帕文明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巴基斯坦学者阿卜杜博士介绍，多数出土印章的图纹中都印刻着一串串形态各异、类似于象形文字的符号，这极有可能是哈拉帕文明时期祭司、贵族甚至商业阶层使用的文字，可惜能够揭示哈拉帕文明谜底的印章文字至今尚未被破译。尽管现在大多数学者倾向认为哈拉帕文明为南亚原住民达罗毗荼人所创造，但是学术界仍然期待着不久的将来，随着更多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诞生，哈拉帕文明终将打破缄默，向现代人讲述四千多年前关于人类始祖的那些故事，帮助现代人找回人类共同的源初记忆（张任重：《哈拉帕文明：南亚次大陆远古文明之谜》，《光明日报》2019年7月11月第12版）。

可是，学术界没有意识到，解读哈拉帕印章文字，需要掌握了解迄今为止中国云南省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布依族、彝族、纳西族、白族、佤族、傣族、苗族、哈尼族等仍然施行的鸡卦巫术占卜知识，更要了解、掌握和研究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石质文化遗存及其周边的考古文化遗存方面的研究资料。其中，了解“汤谷”祭祀与鸡卦占卜的知识是关键。“汤谷”这个名词来自《山海经》，其中讲述类似形状的祭祀地点，是史前时期所有文明遗址当中都出现过的考古文化遗存。国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类文化遗存与鸟或原鸡占卜密切相关。研究哈拉帕印章文字，并且需要解读这些文字，在熟知“汤谷”文化遗存内涵的前提下，必须依托源远流长的鸟或原鸡占卜巫术的基本原理，将其作为一把打开进入哈拉帕印章文字大门的密匙，才可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其中广阔的文明天地，认识到印度文明是怎么出现和产生乃至消亡的来龙去脉。

因为，早期哈拉帕铭文与鸡卦占筮术有直接关系：

哈拉帕鸡卦符号1	哈拉帕鸡卦符号2	哈拉帕鸡卦符号3	哈拉帕鸡卦符号4
抚仙湖学山遗址鸡卦符号	殷墟甲骨文鸡卦符号	壮族鸡卦乾卦	壮族鸡卦坤卦

    

      1. 普及鸟或原鸡占卜知识

《全上古三代文》载：“黄者士精，赤者火荧。爵者赏也。余当立大功乎。黄雀者集也。”文字记载来源《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二引《春秋考异邮》：“黄帝将兴，有黄雀赤头立于日旁。黄帝曰”。对于这段话，《艺文类聚》九十九引作：“黄帝占曰：'黄者，玉精。赤者，火荧。雀者，赏也。余当立。’”这里说的“黄雀占”，讲的就是早期使用鸟卦占卜或原鸡占卜。河姆渡遗址出土“距今七千年”的“兽骨刻制的鸟（双头三脚鸡）应该是个公鸡”（[日]百田弥荣子著 范禹译：《中国传承曼荼罗—中国神话传说的世界》，民族出版社，2005，第11页）。

《史记·帝孝武本纪》记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敬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亦有相同的转载。

具体占卜方法：《资治通鉴》载：“汉武帝元丰二年”条胡三省注称：“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跟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也。”显然，这是张守节记录的传抄。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记之较详：“南人以鸡卜。其法以小雄鸡末孳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祷祈，占而扑杀之，取腿骨洗净，以麻线束两腿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处俾两腿骨相背于竹梃之端，执梃再祷。左骨为侬，侬者我也；右骨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视两骨之侧，所有细窍，以细竹梃长寸余者，遍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一十八变，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远骨者多凶。亦有用鸡卵卜者，焚香祷祝，书墨于卵，记其四维而煮之，熟乃横截，视当墨之处，辨其白之厚薄，而定侬人吉凶焉。昔汉武奉越祠鸡卜，其法无传，今始记之。”

《<山海经>考源》研究，史前文明时期，考古研究发现普遍使用鸟或原鸡占卜。远古云南抚仙湖北岸学山遗址出土石范内范，同时刻制鸟或鸡爪图像，伴随数字卦“∧×∧”坎卦出现，亦即进行“汤谷”祭祀，进行死而复生、生命轮回的礼仪活动时，一定会伴随有鸟或鸡卦的占筮活动。

（二）“帝黄奭”之“黄奭”同源

1. 甲骨文黄与奭字同异比较

2. 中国早期“黄”“奭”亦即“黄帝”研究

（1）黄字的甲骨文结构有四种形状：一为箭头、方形、∧形符号结构；二为箭头、圆形、∧形符号结构；三为箭头、圆形、∧形符号结构；四为箭头、田形、∧形符号结构。其中，箭头、∧形符号是共性。

其一，黄字箭头符号研究。参照发现于广西甘桑石骨文对于箭头符号的解释，箭头符号代表行进、进入、往前的意思（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第438页）。以下其二的研究，涉及箭头符号起源时间尚早，迄今亦有30万年之久，而且与鸟符号“∧”同时出现。倘若其与迁徙有关系，则这类对该符号内涵的解释有据。这就表明，黄姓先驱是一支迁徙、行进、进入某地域的社会文化共同体。

其二，黄字∧形符号研究。国外考古学者研究，史前考古文化遗存多见鸟女神，而且多见“∧”形，伴随箭头形符号、方形等符号，约公元前3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就开始出现（[美]马丽加·金芭塔丝著、叶舒宪等译：《活着的女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46页）。可见“∧”形符号历史悠久，是冰河时期遗留32种符号之一（[加]吉纳维芙·冯·佩金格的《符号侦探：解密人类最古老的象征符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扉页）。美国学者马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展示考古证据多见“∧”形符号，其书记载：“可确认的最早供奉鸟女神的神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6千纪早期，出土于阿切莱恩，位于希腊北部的塞斯克洛遗址，1973—1974年由作者连体丹尼尔·施马布库、山·文等人一起发掘。在遗址的中心，我们发现几个顶部相连的神庙。神庙包括两间：陶器工场和仪式圣殿。祭坛上供奉着鸟女神（完全或单纯地由圆柱形颈部和有喙的头部构成）。神庙的陶器上饰有大量的鸟女神的象征符号：∨形、鸟喙、∧形和平行线”（[美]马丽加·金芭塔丝著、叶舒宪等译：《活着的女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这里说的“∨形、鸟喙、∧形”均与鸟女神关系密切，而“∨”倒过来则“∧”，二者不过是可视角度的关系，可见“∧”是鸟的象征性符号，此即史前社会文化共同体对鸟的称谓的考古证据。《骆越史》提出：“埃及的骆鸟称之为'∧（六）’”，并以其地一致的考古证据进行论证（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意大利撒丁岛属于泽瑞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出土一个蛇状鸟形人，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似为陶制品，柱体状，以鸟头和尾巴构成不对称∪形“汤谷”状。鸟头部分高高昂起，不协调的尾部呈“∧”形，粗硕身躯类长蛇，躯体直立两个的“∧”形，二者之间，间隔直立粗壮男性生殖器（[美]马丽加·金芭塔丝著、叶舒宪等译：《活着的女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三个“∧”，都是偶数，在中国易学数字卦中这个数字结构吻合符号卦的坤卦，代表阴、女性、月亮、地，而伴随出现的男性生殖器则代表男人、太阳、奇数、天。在这里，“∧”既代表数字，又具有代表名词“鸟”的称谓。这些阴阳易学理念，都集中在鸟首蛇身∪形似的“龙”体出现，说明“龙”与占卜有内在一体的密切关系。在殷墟甲骨文、金文当中亦是这样一致的情况。对此，笔者《中华布洛陀神史》论述甚详（黄懿陆：《中华布洛陀神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其三，黄字箭头、圆形符号研究：箭头符号，以上已有涉及，此略。圆形符号代表日月，学界应无异议。在这里，笔者有言在先，倘若在哈拉帕建立文明的社会文化共同体系迁徙而来，其迁徙地必定与日月阴阳之神的诞生地有紧密关系。以下，我们还会涉及这个话题。

其四，黄字田形、∧形符号结构研究。“∧”形符号已经阐述，其涉及彝铭“姆六甲”女性鸟神名字，此略。“田”形符号，其四亦涉及彝铭“姆六甲”女性鸟神名字。因其在甲骨文中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寅、癸十天干中，为首字，还应予说明。“田”字符号，这就可能意味着:这里以“田（甲）”结构“黄”字，其与10进位制的易学理念有关系。而且学界认为：“数字从'1’到'0’与十进位法，都是源自印度”（陈荣月：《印度文明的起源》，《古印度文明读本》第一章，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可是，学界都不知道，“0”“1”符号，却起源于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石质建筑当中（黄懿陆：《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第210页）美国学者研究：苏美尔人把天称为“安”，把地称为“基”（[美]约翰·B·诺斯 戴维·S·诺斯：《人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46页），这不过是记音的关系，应该理解为“安”“基”的天地称谓，应该就是中国“天干地支”思维模式中“干支”亦即“天地”的早期称谓。倘若如此，则“田（甲）”形应与数字文化或起源，抑或以鸟或原鸡占卜计数的巫术祭祀有关系。

所谓“数字从'1’到'0’与十进位法，都是源自印度”的说法，在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塔型建筑面前，不堪一击。为什么呢？在2006年6月19日的抚仙湖水下科学考察中，已经发现“'0’'1’符号”，记录在《抚仙湖水下考古》当中（李昆声 耿卫 张涛：《抚仙湖水下考古》，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遗憾的是，《抚仙湖水下考古》虽然正式出版了，但关注的人不多，知道的也不多。以下，是远古云南抚仙湖石质塔型建筑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的“0”“1”文化遗存：

中国云南抚仙湖水下文化遗存“0”“1”	哈拉帕印章文字“0”“1”

 抚仙湖水下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在塔型建筑上的“0”“1”符号，石质载体呈扇形，距离水面8.6m,长：77cm，厚度26cm。其扇形宽的部分57 cm，窄的部分40 cm（黄懿陆：《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第210页）。

哈拉帕印章文字中的“10-01”符号为迁徙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作品，非原始地符号。另一个类似“1001”的符号，其实该“0”非0。因为两个“0”当中还有一条斜形线条（/）。而这线条与鸡卦爻线无异。应理解为该社会文化共同体施行的是鸟或原鸡占卜，倘若两个“0”与三条斜线结合，则应代表鸟或原鸡占卜可以插入其股骨洞窍上的爻。而且两个“0”代表鸡子，是原鸡必须经过蛋孵化之后才可生成。据此，这个“0”与代表“卦爻”的考古文化遗存，应该就是印度大鹏金翅鸟的化身，也是印度梵天金蛋创世神话、亦即宇宙卵元素的源头。而后的盘古夫妻的卵生神话也与此有关系。这样的判断在哈拉帕文字中还有另外的证据，其中有三种类型的文字符号可证。一是圆圈内有鸡足，二是圆圈内有鸡卦象，三种圆圈外长处鸡卦符号。但倘若以“0”“1”为依据，追根溯源则与远古云南出现的抚仙湖水下文化遗存有着一母同胎的紧密关系。

经过比较研究，可以确定甲骨文“黄奭”之黄，与哈拉帕印章文字的早期符号有直接关系，而且哈拉帕的“奭”字结构可能是始源性文字。

（2）“奭”字研究。甲骨文的“奭”字不是早期文字，这是甲骨文年代确定了的。比如彝铭中的“奭”字、甘桑石骨文中的“奭”字，均与甲骨文“奭”字不一样。甲骨文“奭”字被认同，是因为我们需要比较研究，同时需要有一个读音，否则，不借助比较相同的汉字，我们就对这样结构的字没有参照。故汉字对“奭”字的解释，不能作为“奭”字的内涵。甲骨文“奭”字早期结构为三：一为箭头符号，二为两个圆形符号，三为“∧”形。三者组合成为人两手提着日月之状。

其一，箭头形符号，我们在解读甲骨文“黄”字时，已经有过详细解读，可见二者结构具有共性。

其二，两个圆形符号，代表日月，其代表意义亦已涉及，看来这个符号与“奭”字结构符号一致。

其三，“∧”形符号，与上述“黄”字结构符号一致，代表意义一致。

（1）甲骨文“帝黄奭”亦即黄帝。从上述探索来看，可见“奭”字前身就是“黄”字，“奭”其实在“黄”字基础上演绎形成。根据哈拉帕印章文字与甲骨文“黄”“奭”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黄奭”就是黄帝。因为除此之外，哈拉帕印章文字中还出现“这样的文字，应与甲骨文早期“帝”初始文字有紧密关系。

基本结论：哈拉帕“奭”字，系在以鸟或原鸡占卜基础上，以鸟的称谓“∧”和阴阳日月结构形成。

因而初步结论，史前文明时期，“黄”字就是“奭”的初始文字，“奭”字亦即“黄”字的结晶。哈拉帕印章文字起源于5000年前，吻合中国学界认可的黄帝传说的生活时代，则哈拉帕5000年前的印章文字中的“奭”字，延续到3600年的殷商时代，而且在神权政治、经济、文化上以鸟为尊、城市布局等方面直接接轨，关键是“帝黄奭”的印记在殷商王权中已经留下深深的印记，其一脉相承，故判断黄帝一族，不仅是殷商先王，还可能就是这支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嫡系祖先。

三、从哈拉帕印章文字看“帝黄奭”和殷商早期文明的迁徙

（一）哈拉帕印章文字“奭”透露出的迁移信息

1.“汤谷”为祭祀圣地，举行以鸟或原鸡占卜的巫术占卜仪式

迄今为止，出土2500多枚印章，其中代表性的文字、符号已经由国外学者归纳集中为表，基本收入《哈拉帕文明全档案》《左祖右社与阳城》两部书中（亚布  韦达：《哈拉帕文明全档案》，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亚布：《左祖右社与阳城》，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总体444个代表性文字或符号，都突出与“汤谷”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表现祭祀圣地，以鸟或原鸡占卜为主要筮法的“汤谷”文化遗存

解读以上“汤谷”文化遗存：

（1）图像不一致，呈三结构：一为∪状汤谷；二为∪状谷口图像不一致，左为鸟或原鸡占卜形成的卦象，右表现的是鸟或原鸡之足。以说明举行祭祀或动，施行的是鸟或原鸡占卜巫术，说明汤谷的文化遗存所在地为祭祀圣地。

(2）出现汤谷、日月和∪状谷口分别有两只飞鸟。表现出以鸟或原鸡占巫术在汤谷圣地举行祭祀活动。

（3）呈汤谷口分别出现两只鸟或原鸡之足像，其右边有一个“Ⅴ”形，这是当时鸟称为“∧”的证据。说明数字“∧”具有名词的代表意义。

（4）呈汤谷状，谷口有“∧”的文字，代表祭祀汤谷使用鸟或原鸡占卜巫术。汤谷底部代表根源，表现出三条直线，表示数字三，奇数为阳，亦有表明∪状汤谷祭祀，根源于祭祀太阳在原来祖籍地的意思。

（5）汤谷口两边，一为鸟或原鸡之足，一为两个卦象，透视出使用鸟或原鸡占卜，因使用两足，故占卜得出两个卦象。

（6）汤谷出口两边分立鸟或原鸡卦象，中间穿插两个鸟或原鸡之足构成“∧”形，上下分别出现6条短直线，表示用于占卜时插进鸟或原鸡股骨洞窍当中的竹签。该汤谷以图像形式 ，讲述了施行鸟或原鸡巫术占卜过程中，所需竹签与股骨的关系。

（7）汤谷口两边，分别出现飞鸟，谷底则有两个圆圈，代表日月，表明汤谷是太阳、月亮出入之地，吻合《山海经》的记载。

（8）汤谷口左边为鸟或原鸡之足，表明祭祀使用鸟或原鸡占卜巫术。汤谷以线条描绘表示，谷口右边与鸟或原鸡之足处有一圆圈，表现汤谷休憩的日月已经升起来，下面串着的圆圈表示日月正在沿着汤谷升起来。倘若谷口为太阳，则串起来的圆圈就是月亮。反之，亦如此。  

以上“汤谷”文化遗存，揭示了汤谷祭祀需要进行鸟或原鸡占卜的内涵，以说明“汤谷”的作用及其举行祭祀时，要祈祷神灵护佑，以便死者实现生命轮回，死而复生的理想追求。

2.体现缅怀祖籍地，强化固守本土观念的“汤谷”文化遗存

祖籍地汤谷在两山之间呈现∪形状的地方，其表现方式彼此形状不一，或方形、或山形、或不规则形、或变形，通过展示不同形状的汤谷文化遗存，体现出与祖籍地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以无尽的情思缅怀故土，告慰祖先，传承后代，而祭祀施行鸟或原鸡占卜巫术，是迁徙到哈拉帕其地社会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意志。

主要文化遗存如下：

第一，有三个结构，一是类日形的上下结构，代表日月；二是大的方形框代表土地；三是大地当中出现∪形“汤谷“状，意在说明天下之大，但凡立于天地之间，就要祭祖。值得注意的是，方框形状“汤谷”下面，就是一个甲骨文祖字，亦即“且”形。而祖籍地就是最早出现“汤谷”的地方。祭祀“汤谷”，就是祭祖，就是怀祖，就是祖先的居住地，亦即祖源地。

第二，以方形表示“汤谷”状，方形“汤谷”就是祖籍地。这个祖籍地，以甲骨文“祖”字替代。

第三，不规则“汤谷”形状。其开口处，一是甲骨文“祖”字，一是两个鸟或原鸡占筮形成的卦象。这个“祖”字，亦即甲骨文字。

第四，是标准型“汤谷”符号，开口处各有一个甲骨文“祖”字。表示“汤谷”符号已经公认是祭祀祖先的代表性标志。

第五亦即甲骨文“祖”字，中间为鸟或原鸡占卜之后形成的卦象。

第六表示，祭祖仪式需要在农历十五的日子里举行。这里出现的“祖”和“十五”的文字，都是标准的甲骨文。

第七，两个甲骨“祖”字构成的标准化“汤谷”符号，在“谷”底之处，出现了一个“族徽”。这个“族徽”的解读，我们将在以下专门叙述。

第八，标准化的“汤谷”口分别为两个鸟或原鸡之组。“谷”底亦出现代表祖籍地族徽似的标准符号。

哈拉帕印章约发现2500多枚，所有印章文字当中，几乎都出现“汤谷”的文化遗存，或是“帝黄奭”之“奭”字。譬如摩亨佐·达罗古城一座公署遗址中，署内各房间分别都出现印章，共有12枚（亚布  韦达：《哈拉帕文明全档案》，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184页）。其中10枚：即HR164、HR350、HR1575、HR116、HR629、HR1121、HR1365、HR99、HR2674、HR2682出现“汤谷”符号。另一枚HR167分别出现“帝黄奭”之“奭”字和“汤谷”符号；HR2674没有“汤谷”符号，但出现“帝黄奭”之“奭”字。而“奭”字本与“汤谷”文化遗存密切相关。此外，HR1400唯有“×∧”的数字，这个数字则与“汤谷”占筮计数有直接关系，显示的是六个五相加，或五与六相乘的关系，表示一个月30天的意思，这就说明“汤谷”祭祀还与天文学的诞生有内在关系。

（二）哈拉帕印章文字透露出“帝黄奭”社会文化共同体迁移信息

1.追溯祖籍地的哈拉帕印章文字

哈拉帕印章文字符号很多，且较集中在一处出现9个的，当数朵拉维那古城南门门楣上的印章文字符号，“上面写着9个字，其中有一个字重复4次，这是哈拉帕文明出土的，排列最长的印章文字体系，或许它对哈拉帕印章文字的破译工作会有重大帮助”。所说9个字连用的印章文字图片，分别在《哈拉帕文明全档案》和《左祖右社与阳城》两部书中出现。前者有图片，后者有摹写文字符号（亚布 韦达：《哈拉帕文明全档案》，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2版，第61页；亚布：《左祖右社与阳城》，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117页）。

2.摩亨佐·达罗遗址博物馆门楣的印章文字

哈拉帕朵拉维那古城南门相似一致的符号联系不断出现，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族徽似的印记，但是，当年的创造者要告诉我们什么内容呢？每一位研究者不可能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样非常重要的情况，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样多文字符号的例子，还见于摩亨佐·达罗遗址博物馆，其门楣上的印章文字符号则是清楚的，共有10个。其中，该博物馆选用了朵拉维那古城南门上的3个族徽符号。

针对研究实践得出的结果，笔者将摩亨佐·达罗遗址博物馆门楣的印章文字调整如下：

以上文字符号，笔者对3号、4号印章文字符号进行了位置调整，因为二者都可以视为“汤谷”符号，而这样的符号，在世界各地文明遗址都出现过，所以容易区别，它们并非不可以解读的符号，而是《山海经》记载中的“汤谷”，或是欧洲学者研究的圣山、宇宙山或山门文化。

（三）抚仙湖水下石质文化遗存是解读世界文明之源的密码

在抚仙湖水下遗址，五层19米高，地层长90米的祭祀石质塔形建筑的第3-4层，还雕琢着一些符号，其中有日月图像，还有月亮旁边出现代表女性生殖器的三角性，此三角形凹凿，与其锐角对接的三角形由两个阳雕男性生殖器官交合锐角处，阳雕构成三角形对接为“”形状。其中黑色三角形表示凹凿，白色三角形表示阳雕。

以上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的出现的这样一些三角形对接阴阳元素，不断出现在哈拉帕文明遗址的印章文字符号中。譬如上面的三个相似一致的圆形符号，就包含了这些元素，可以说是共同的元素或相同的综合性符号。

经过比较，可知哈拉帕文明印章标志性的符号与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密切相关。而抚仙湖北岸学山遗址出现的“汤谷”实景与鸟或原鸡占卜文化又与哈拉帕文明印章出现的“汤谷”文化内涵密切相关。显而易见，哈拉帕印章内涵揭示出来的真相，就是作为世界各个文明遗址出现的“汤谷”文化遗存具有一致性，这样的一致性不可能离开抚仙湖水下遗址之根而派生出来，彼此应有一个同源共脉的关系，抚仙湖水下遗址，或是没有源头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欧洲文明及其玛雅文明之根。所以，哈拉帕文明印章文字符号，唯有依托抚仙湖水下遗址及其周边文化遗存对照研究，才可能把这一密码解读出来。而哈拉帕文明印章中的“汤谷”文化遗存，对研究解读哈拉帕文明来源印章文字堪称重中之重。故该文明遗址以出现“汤谷”文化遗存的标志为多，以致构成哈拉帕印章创造者的族徽性的标志。

解读符号代表的内容：

其一，“渊源性符号”亦即族徽似的标志性符号，上面已做解读，此略。

其二，““汤谷”形与鸟或原鸡占卜性符号，我们在研究“汤谷”文化遗存时，已经了解经过“汤谷”进行生死轮回、死而复生的祭祀仪式时，需要施行鸟或原鸡占卜，这三个符号既起到“汤谷”标志的作用，还代表了进行占卜需要鸟或原鸡股骨操作的图像说明。弯曲部分代表“汤谷”的形状，仿鸟或原鸡足是说明占卜以足上的股骨作为占卜用具，用爪形表示，其中横线表示占卜需要使用插上竹签，以方便计数结构卦象。

其三，“鸟或原鸡占卜性符号”，表示使用鸟或原鸡占要使用足部以上股骨的意思。

其四，“祭坛式数字符号”，三角形代表男女性生殖器，代表数字，代表阴阳，从对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塔型建筑表现天人合一的“日月人”图像中科可以研究出来。而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三角形还具有代表祭坛的作用。两个图像中，三角形一个出现两条直线，代表的应该是数字的意思；而旁边一个类鸟形的符号下，还有一个“一”和“八”，应该代表数字。在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的“日月人”图像演示中，就有古体“八”字，可以判断分别以日月图像的弧形代表这个数字。

（四）哈拉帕印章“奭”字系列研究

1.哈拉帕祖源“奭”字1解说：

（1）哈拉帕印章文字图见二人并列，双手横排，类扁担状，中间出现“祖”形符号，甲骨文解读中解释为“祖”字，有男性生殖器的意思，也作根源之祖的意思解。这正是“奭”的祖源字，我们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塔形建筑金属器雕琢的太阳、月亮图像时，构成月亮图像的就是两个男性生殖器官，其锐角处还构成一个阳雕三角形，与一旁月亮右上角凹凿三角形构成阴阳三角形对接状，表现揭示出来的内涵即人类男女之祖的意思。故可知道，哈拉帕印章“祖”字以阴阳之祖两个人表现，加上一个甲骨文体“祖”字，亦即构成“帝黄奭”之“奭”的祖源字。

（2）就甲骨文而言，只能猜测“祖”字来源

《甲骨文字典》解释“祖”来源时说：“诸形均像盛肉之俎，本为断木，用作且肉之荐，后世或谓之，'枕俎’”。接着，徐中舒先生以圆木横剖面还原了这个过程（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17年版，第22页）。但是，徐中舒先生这个解释完全在于猜测、想象，而且没有道理。

甲骨文“祖”字，唯有两种形式，其他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变化：

一般认为：“在甲骨文中，对两代以上的男性，称字为'祖’，而且不计其辈行的区别（殷王除外）。在女性祖先方面，对自祖母以上的长辈在称呼上区别辈分的情形也即为罕见，而均称为'妣’”（[日]落合淳思 著，刘幸 张浩译：《甲骨文小字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 第154页）。年代上，哈拉帕印章文字早于殷墟甲骨文一千多年，而哈拉帕印章文字说明，早期对男女祖先，均称为祖，就像现在女性有“祖母”的称谓一样。哈拉帕印章文字出现两位人像代表男女，抬着祖先神牌或灵位牌走向该遗址所在地，就是祖先神有男有女的证据。

研究可以肯定，“祖”的初始文字应该就是“”形，代表男女祖先的意思。

这个字，恰好出现在哈拉帕印章文字当中：

（2）祖先与“汤谷”文化密切相关，证据以史前云南最早。在哈拉帕遗址出土的“”字有多种形式，而且均与祖源性的“汤谷”有密切关系：   比较之后，出现在哈拉帕印章上的“祖”字，才是最早的文字。而且，该遗址比殷墟甲骨文年代还早出千年之久。这个早期“祖”文字组合说明，两个并列行进的人，代表了一个群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说的是这支社会文化共同体来自其祖籍地，也是祖先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祖”的原始意义亦即如此，绝对不会像徐中舒先生所言起源于“刀俎”之“俎”的判断。

在哈拉帕遗址出土的“”字有多种形式，而且均与祖源性的“汤谷”有密切关系：

远古云南出现的“汤谷”为实地情景；而哈拉帕为艺术性的符号文字。其起源地及传承性不言而喻。

2.哈拉帕遗址不断出现祖源性祭祀“奭”字

（1）祖源祭祀性“奭”字。这里出现的是一个人向前行走图像，两手下腰部横贯一幅鸡卦象，说明人类始祖时兴阴阳鸟或原鸡占卜，乃是当时祭祀使用的占卜工具。

（2）祖源性“奭”字2。人形呈肩下手提担子似挑着两个圆圈，代表的是日月，说明这是一支讲究阴阳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不管迁徙何处，讲究的阴阳文化，最高神主亦即太阳和月亮，因此肩必担之。

（3）祖源“奭”字3。其义与前面一个图像、内涵一致。不同的是，此像为男性，代表黄帝为男性。而且，双手下以线条构成甲骨文“丙”字，笔者《中华布洛陀神史》力证当时发音为“丙”的字，代表当时语言“飞”的发音。因为在甲骨文中，鸟的翅膀均为此形，在云南怒江福贡县碧罗雪山岩画中，出现数字卦和这个字，同时由飞翔升空的图像，据此判断为“飞”翔之发音的文字。笔者使用越人后裔之一壮族语言判断，经询问当地藏族语言，发音“丙”的内涵，亦有飞翔的意思，二者可以互证（黄懿陆：《中华布洛陀神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古三代文》有“黄帝作黄雀占”的记载，亦与这样的判断吻合（黄懿陆：《中华布洛陀神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值得注意的是，此字作为“帝黄奭”之“奭”祖源字之一，人像呈现生殖器官，亦与黄帝为男性的传说一致。

据此而言，此人像构成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帝黄奭”之“奭”字。而且这个文字亦应与黄帝有紧密关系。

四、研究哈拉帕印章文字启迪新思考

（一）黄帝文明直接与殷商文明接轨

哈拉帕印章文字起源于5000年前，吻合中国学界认可的黄帝传说的生活时代，则哈拉帕5000年前的印章文字中的“奭”字，延续到3600年的殷商时代，而且在神权政治、经济、文化上以鸟为尊、城市布局等方面接轨，关键是“帝黄奭”的印记在殷商王权中已经留下深深的印记，其一脉相承，故判断黄帝一族，不仅是殷商先王，可能就是嫡系直接祖先。研究哈拉帕印章文字，呈现明显的强烈的祖籍地指向意识，这就等于黄帝文化直接与商文明接轨，源头直接指向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岸上的文化遗存。这是一个超出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的新课题，也是学术界始料不到和难于接受的问题。

 （二）史前文明互鉴可以拓宽学术研究新视野

史前时期，人类其实是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在这样前提下诞生的史前文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经过上述比较研究，笔者认为我们的史前文明研究一直受到汉字文献的禁锢，学界一直立足现代中国的版图去拓展我们研究的思路，完全无视版图之外的史前文明遗址是否与史前中华文明起源有联系，这就把史前中国的历史文化排除在史前世界出现的文明之外。倘若我们相信文献、特别是相信汉字记录的史前史，那么怎么去解释哈拉帕文明印章文字中“帝黄奭”之“奭”字解读之后的真相，又怎么去理解远古云南出现抚仙湖水下遗址人工雕琢在石质建筑上面的文字符号与图像?

（三）夏文化的研究

倘若5000年前的黄帝文明直接与殷商文明接轨，则文献记载的夏王朝怎么去研究。研究哈拉帕印章文字说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祭祀文化、强大的军事力量、神权和王权政治，都可以在哈拉帕文明当中寻找到答案，故可以认为，殷商文明早期文化要到这些地方寻找。殷商早期8迁或13迁，并不一定都在现在的中国版图之内。创造哈拉帕印章文字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消失于公元前2000年，吻合于夏文明起源的年代，若是认同哈拉帕印章的主人迁徙之后直接进入商文明，那显然与传统认知思维当中殷商王朝是在夺取夏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献记载不符。不管基于什么思考，基于甲骨文“帝黄奭”之“奭”与哈拉帕印章文字“奭”字的出现，显得一母同胞的关系，这就很难解释。这样的问题是客观存在，也是需要学界更多学者积极参与探讨的新课题、新领域。

研究范例告诉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视野绝对不可以局限在现有的中国版图之内，既然文明可以互鉴，研究当然不能先入为主，仅仅立足于当代中国本土。既然认同人类命运社会共同体，便不需要回避史前时期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去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能会对拓宽研究的新思路和产生深刻的新认识。

在文明互鉴前提下，结合抚仙湖水下岸上文化遗存研究哈拉帕印章文字，我深深感到有了实实在在的祖先显灵的感受；因为研究哈拉帕印章文字，可以寻找到在年代和文明程度方面和初始文字方面，吻合于哈拉帕印章文字记载的黄帝时代的历史真相！

责任编辑：王占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