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庆路
余庆路是一条南北方向的道路，北起淮海中路，南至衡山路，辟筑于1920年代初期，以曾任法国驻沪总领事爱棠的名字命名为“爱棠路”（Route Edan）。1943年汪精卫政权接收上海法租界后改名余庆路。是上海64条永不拓宽的道路之一。
余庆路沿路为上海著名住宅区，这里街道整洁，环境幽静。余庆路190号，建国初陈毅市长曾在此居住，今为市委机关幼儿园。余庆路与康平路口的爱棠大院为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1966年康平路事件发生地。余庆路80号，原唯美派诗人邵洵美五弟邵式军旧居，今为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爱棠新村146弄13号曾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旧居，也是昆仑电影公司总部。
余庆路是“落叶不扫”的景观道之一，12月是这里最美的时候，经常能看到穿着婚纱的新人在此取景。
余庆路80号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XH-J-075-V；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4805190000347 余庆路80号住宅1号楼民国 天平街道，310104805190000291 余庆路80号住宅二、三号楼 民国 天平街道
现名称/现使用单位：市文明办
地址：余庆路80号
余庆路80号
余庆路80号，是一幢3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屋顶现代建筑。这是邵式军1937年担任苏浙皖税统局局长后为自己建造的花园别墅。除了主楼外另外还有3幢洋房和一些附属建筑。别墅底层朝南有宽大的敞廊，面朝大花园，雨雪天气可在敞廊活动，夏日可在敞廊待客。花园内有平展的草坪，周围是石榴、香樟、玉兰等各种树木及花卉。从东北方向进入80号围墙大门，由单根立柱支撑着硕大的雨篷，小轿车可直驶别墅入口进入住宅，经北侧楼梯上二、三楼。底层有客厅、餐厅、书房、厨房等房间，二层有两个半圆形朝南的阳光室，为主人起居活动的大房间和卧室。二、三层楼都有较大的露台，三楼建筑东西两头各收进1间形成露台，三层楼顶是100多平方米的屋顶平台。
邵式军，清宣统元年，即1909年生，祖籍浙江余姚，世代官宦人家。父亲邵恒生有六子一女，大哥邵洵美是闻名上海滩的新潮诗人，母亲盛樨蕙是盛宣怀的四小姐。邵式军排行老五，是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本人复旦大学肄业，在大学读书时认识了老同盟会员蒋百器的女儿蒋冬荣，他们冲破种种阻力结婚成家。就是这桩婚事使邵式军一生在时事转换、社会圈子的进进出出中跌宕起伏，悲欢哀乐、阴差阳错，都和他的妻子关联在一起。
邵式军与蒋冬荣婚后住在蒋家无所事事，经蒋冬荣的舅舅吴启鼎向孔祥熙推荐，到福建省任税务局稽查官。1937年抗战爆发后邵式军返回上海，正好他岳父蒋百器在日本读书时的要好同学松井石根（此人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到上海寻找帮手，得知邵曾做过福建省税务官，邀其帮忙，所以，邵在其夫人蒋冬荣的支持下，做起了日伪苏浙皖税统局局长，成为地道的汉奸。其间大发横财，自己开办了银行、工厂、商行、当铺。就此在爱棠路盖了这幢现代式的花园洋房。
邵式军充当汉奸，引起了中国百姓的仇恨，两次暗杀未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法对日宣战，日伪营垒风雨飘摇，圈内人物纷纷寻求后路。此时，正好有一位蒋家远亲来到了邵家，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冯少白。冯少白1937年在延安参加革命，1939年调新四军，“皖南事变”中队伍被打散，只身来到上海寻找组织，当他得知自己的义兄蒋大炜时任伪税务署副署长、蒋定一任邵式军的侍卫队长，便来寻找他们。邵氏夫妇得知冯少白来自根据地，也想通过他给自己日后留条后路，表示了归顺中共的意愿。为表示诚意，邵氏交给冯少白3万法币，并派蒋大炜护送冯出关，使冯少白顺利回到苏北根据地。这以后邵式军就经常为新四军办理、购置药品、文化用品、被服装备等事宜。1941年底，冯少白受刘少奇、陈毅的指派再次到上海开展策反工作。陈毅亲笔书函表示感谢邵式军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的支持，同时希望他继续支持抗日。在冯少白的帮助教育下，邵氏夫妇决心进一步靠拢中共，又多次帮助新四军在上海采购药品，邵家也成了新四军在上海秘密采购供应站。抗战胜利后，邵决定去解放区。1945年9月，邵式军与冯少白一同驾车经青浦至宝庆，于10月初到达淮阴新四军总部，同车带去黄金数百条、现钞10多亿元，还有大批新式武器和枪支弹药，受到了饶漱石、张云逸、曾山等领导的接见，并被安排在陈国栋、宋日昌手下工作。从此，邵式军进入了革命营垒，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解放后，邵式军始任职苏北行营财政处，后调任山东省政府顾问、秘书，财政厅、省税务局科长等职。1958年因涉嫌潘汉年事件在山东被捕，1964年冤死在劳改农场。1980年，中共中央肯定了邵式军“接受党的教育、弃暗投明、资助抗日，走上了革命道路”，使他得到了平反昭雪。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余庆路80号邵宅被国民政府没收。曾为王艮仲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总部。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解放军接收，后作为部队招待所，现在为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所用。
余庆路102-110号
余庆路110号、102号，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发生过顾顺章家属等16人被秘密处决，部分被掩埋于此的事件，这里被称为“爱棠村掘尸案”地点（原姚主教路爱棠村33号、37号）。当时称姚主教路125弄大同坊37号、33号，而33与37号必定要从姚主教路125弄进入。至于余庆路（初名爱棠路），在33、37号沿街面一段，也是案发后十年才辟通筑路，与麦尼尼路（康平路）以南的爱棠路接上，通路后才把大同坊37号定为余庆路102号、大同坊33号定为余庆路110号。据当年报道案件的报刊称：该路段白天也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漆黑一片，该里弄1930年刚建成，为三层楼新式里弄建筑，每月租金为银42两。从当年地理环境来看这里是相当冷僻的，所以当时的行动组进行活动可以做到无人知晓和极为隐蔽。
1931年，中央特科决定对叛徒顾顺章进行惩罚，将顾顺章家属等16人秘密处决。当时顾顺章的家属居住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802号，顾顺章被捕后，在汉口的同志即电告顾顺章的家属，因为顾顺章一被捕，势必有被抄家的可能，叮嘱他们立即搬离到其它处，其家属得悉后，即搬入爱棠村33、37号。中央特科行动组人员即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对顾的家属等人逐个进行处决，并在庭院挖坑深埋。11月参加行动的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捕叛变，供出了埋尸地点。11月23日，在原姚主教路爱棠村33号、37号（今余庆路110号、102号）共挖出四女三男七具尸体。在37号（即现在余庆路102号）掩埋尸身为顾维贞吴韶兰夫妇（顾顺章兄与嫂）、张阿桃（顾的岳父）、张爱宝（顾的妻妹）共四具；在33号（现余庆路110号）掩埋尸身为男佣（脸有麻皮，名不详）、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吴克昌妻子（顾顺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尸体。另外两处埋尸地点是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掩埋尸身为斯励、张杏华（顾顺章妻）、张陆氏（顾的岳母）、吴克昌（顾顺章嫂子的弟弟）；麦特赫司脱路383弄陈家巷91号（今泰兴路383弄91号，已拆除），掩埋尸身为黄弟洪（又名黄警魂）、邹志淑（女）、朱完白夫妇、王盘（亦有称王培）。
余庆路134弄-146弄
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4945190000238 爱棠新村 民国 天平街道
地址：余庆路134弄-146弄
余庆路134弄-146弄
余庆路134弄-146弄
余庆路134弄-146弄
余庆路134弄-146弄
余庆路134弄-146弄
余庆路134弄-146弄
爱棠新村建于1937年，余庆路原来就叫爱棠路，新村由此得名。是颇有现代气息的花园住宅。外观简洁，形体组织灵活，虽然是缓坡瓦屋面，但立面显得相当洗练。外墙面米色水泥砂浆粉刷拉毛，窗间墙、门框、顶层部分墙面由红色砖装饰，尤其是中部轻薄的出挑阳台板、轻巧的铁质栏杆以及醒目的转角窗，都是当时现代派风格采用的典型手法。
余庆路134弄4号
余庆路134弄4号，为任援道（江苏宜兴，1890～1980，平津警备司令。后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旧居。
余庆路134弄4号
任援道（1890—1980），字良才，号豁庵，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赴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1年归国。1924年5月，顾忠琛任孙中山下属的北伐讨贼军第4军军长，任援道在顾忠琛手下担任该军参谋长。后来，任援道回到家乡，担任宜兴履善高等小学、锐进小学校长。后任援道离开江苏赴天津，通过交通银行协理、叔父任凤苞的推荐，出任天津造币厂总务科科长。此后，获江西督军蔡成勋任命为江西银号督办。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任命为驻天津办事处处长。此外，任援道历任步兵第四十团团长、第五十五旅旅长、山东兵工厂厂长、津浦路北段交通司令、京汉路警备司令、平津警备司令等职。
余庆路134弄4号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我东北，垂涎华北；蒋介石消极抵抗，节节退让时，善于投机钻营的任援道1935年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这是任援道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头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2月12日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在此民族危亡时刻，志士仁人共赴国难，而任援道却独有打算，他利用权术收编了镇江鱼雷学校的三艘炮艇及部分官兵，收编了太湖里的部分游击部队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一万多人马，投靠到“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的帐下，先任绥靖部长，后任“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下辖7个师，1个独立团，很快成为维新政府中的一个实力派人物。他的倒行逆施，受国人唾弃。
任援道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的上海会谈，会后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组建伪政府。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40多人参加，组织起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40年11月22日，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到达青岛，参加“汪、梁、王”青岛会谈，结束后即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任为委员，并担任“警卫组长”，这大概是他握有兵权的缘故。1月29日，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任援道从“维新政府”要员一变成为汪伪政府中的巨奸。1940年3月31日，任援道被任命为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所辖部属一律不变。4月4日，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群丑弹冠相庆，任当然十分得意，并组建了绥靖军军官学校，亲任校长，培植亲信。
任援道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在汪伪政权中先后任伪职有13项之多，几乎兼全了汪伪政权各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汪伪国民党中委、汪伪中央政治委员、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汪伪军事积分委员等，主要实职有：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主席），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牢固地确立了他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
任援道靠反共卖国起家，在抗战初年，他搜罗了一帮人马，建立了武装，并把他儿子任祖萱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41年将其安插在伪第一方面军任教导旅旅长，不久又提升为伪第二军第四师师长。李士群任伪江苏省主席时，任还将儿子推荐为伪省政府十个成员之一。1941年5月伪开始“清乡”，任援道作这汪伪政府清乡委员会的委员，他推荐儿子任祖萱为清乡委员会中的“招抚整编委员会”委员。任祖萱是个典型的吃喝嫖赌俱全的公子哥儿，他的部队在宜兴驻防过，据宜兴老人讲，军纪极坏，以“清乡委员会”、“招抚整编委员会”的名义搜罗零散武装与武器，在许多交通要道设卡收税，给宜兴人民造成极大危害，留下极坏的影响。
任援道在汪伪《时代丛书》上发表《国府还都周年纪念感言》，对汪日勾结极尽吹捧，痛骂共产党和一切抗日分子，并说抗战是“痴心妄想”、“误国殃民”、“罪难擢数”，要大家都像他那样“从事和平”则“复兴是繁荣之成绩”早已“蔚然可观”，鼓吹“和平反共建国之大业”的“美好”前景。1941年以后日伪建立稳固的后方，在占领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扫荡”，任援道的伪第一方面军极为卖力，他以伪海军部长的身份抽调海军舰艇配合，封锁重要交通河道和太湖等重要湖泊，成为日军的主要帮凶，杀害了许多抗日志士和无辜的群众。1942年6月1日，任援道陪同褚民谊代表伪中华民国政府访问日本，觐见日本天皇裕仁，翌日会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对主子点头哈腰，极尽奴颜婢膝。鼓吹“大东亚共荣”，卖国求荣的巨奸嘴脸毕露。
余庆路134弄4号
全国抗战的形势逐渐发生变化，早与军统与戴笠搭上关系的任援道觉得死走一条道不行，狡兔三窟，于是与就近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有着微妙的联系，与忠义救国军“互不侵犯”，为自己留下了活路。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南京政府作鸟兽散。在此之前，任援道接受了重庆国民政府苏浙皖三省总指挥陶广的建议，率军归顺重庆国民政府。8月12日，蒋介石委任他为先遣军总司令，负责京（南京）、苏（苏州）一带治安，所有伪司令官原统辖之军警、保安团队以及江苏省、南京附近各种部队统归其指挥。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京、沪，他交出部队，兵员都拨归国民党部队补充，蒋介石委派他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而任援道却销声匿迹地住在上海愚园路私邸（愚园路483弄愚园坊20号）。此后时局稍稍安定，汪伪群奸纷纷落网。他深知罪孽深重，更知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担心自己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有朝一日会受到惩治。于是以200根金条贿赂有关方面，举家前往香港，在九龙弥顿道中段热闹市口开了一家酒楼。徐铸成先生1948年赴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时，在一友人处见到任援道夫妇，任援道因同徐铸成先生为同乡，任邀请徐先生光顾其酒店，徐先生怎肯与汉奸交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援道顿觉香港也难以立足，于是又举家远飞加拿大定居。1980年死于加拿大，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余庆路146弄11号
余庆路146弄11号，建于1940年。曾为大中华造币厂副经理住宅，现为深圳市政府驻沪办事处。
余庆路146弄13号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XH-J-072-V
现名称/现使用单位：爱棠新村
地址：余庆路146弄13号
余庆路146弄13号
余庆路146弄13号，一直以来被称为陶行知旧居，其实这处住宅不是陶行知的，而是属于任德宗、周宗琼夫妇的，抗战胜利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顶下了位于“爱棠新邨”13号的这幢花园洋房，作为公司的办公地点。作为这处花园洋房的真正主人，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们。
1910年，周宗琼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家庭。1933年，高中毕业的她回到家乡江津的一所小学任教并出任校长。1937年，周宗琼结识了在重庆天成厂工作的任宗德，并与他结为夫妇。第二年，天成厂破产。周宗琼和丈夫两人，带着厂里遣散的部分机电设备，看准时机，入股了四川合川的胜利酒精厂，负责筹建重庆化龙桥营业处。很快，两个人便凭借着自己的辛勤努力，建成了属于自己的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1939年初，党组织要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想要租用周宗琼的房子。早就盼望能与共产党有所接触的周宗琼，立即答应。从此，周宗琼这个党外人士，开始毫无保留地支持和配合党组织的工作。1939年夏天，为了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活动提供经费，周宗琼夫妇自筹资金开办了一家独立的国防动力酒精厂，所得收入为《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和革命活动提供了大量经费。也就是从那时起，“国防动力酒精厂”成了《新华日报》的“金库”，周宗琼成了“能干的老板娘”。1943年秋，周宗琼在老家的韦家院坝修建了一栋房子（韦家院坝16号）作为酒精厂的办事处。因为地处偏僻，这里很快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和部分党的地下工作的联络点。周恩来也经常在韦家院坝向有关人员作形势报告，会见社会各界人士。在这里，周宗琼拿出上百万的经费支持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和出版发行《民主》周刊。1944年，周宗琼还在大溪口开办了和泰面粉厂和昆仑锯木厂。厂里的工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成员，他们以企业职工的名义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需要，部署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要在上海等地抢建文化桥头堡。陶行知从周宗琼手中取得三千万法币，创办了一家出版社，由郭沫若命名为大呼出版公司（后因政治原因，改公司名为“大孚”），陶行知任总编辑，沙千里任总经理，周宗琼任董事长。任宗德、周宗琼夫妇还出资支持中共领导的电影事业，组建了昆仑影业公司。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孚出版公司从重庆迁到上海山东路（今山东中路）227弄。陶行知先生从重庆回到上海后，立即投入了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为了工作和隐蔽的需要，他迁居到了余庆路146弄13号三楼，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因脑溢血在此病逝。
陶行知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陶行知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余庆路146弄13号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昆仑影业公司的“总部”，昆仑影业公司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巅峰，人们熟悉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著名影片都出自于此。当时，中国电影史上的风云人物史东山、蔡楚生、陶金、白杨等都曾在这幢房子里聚集，以他们的艺术才华，为中国银幕留下了许多华彩乐章。
余庆路182号
余庆路182号，曾为王艮仲寓所。王艮仲曾经作为国民党的高官，但同时为共产党服务，有着传奇的经历，曾被汪道涵同志戏称为“江南大侠”。
王艮仲1903年7月18日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大团乡（现属上海市）。1919 年，在上海浦东中学求学时，适逢“五四”运动兴起，王艮仲受到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启蒙。其时，军阀混战、外强入侵、民不聊生，他少小的心灵中就立下了爱国、救国之志。后曾去东吴大学附中、东吴大学和国立东南大学攻读。1924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作为学生会主席的王艮仲，因邀请共产党人恽代英等到学校讲演，组织、参加支持“五卅”运动，被学校劝退，后经黄炎培先生帮助转学到南京就读，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
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秋，正是全国爱国人士响应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实现国共合作之时。他受国民党多方委派，从后方来到沦陷区上海，做敌后斗争工作。他认真地和共产党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宣布：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和共产党合作。他通过朋友找到当时名震一时的共产党员林钧，合作建立了淞沪青年抗日工作团，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加以培训后，由林钧带领，前往浦东袭击日军。此后，队伍又夜渡东海，转战浙西，屡建奇功。王艮仲利用国民党的各方力量，减少阻力，尽力支持帮助南汇地区新四军游击队，弥补队伍供给、枪械不足等困难，并从中协调关系，互通信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任江苏省农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的王艮仲，为了不被日伪分子控制，采取分行先期停业，资金调转后方，职工遣资疏散的办法，成为防止受日伪控制的上海唯一一家银行。
1944 年，抗日战争胜利为期不远之际，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议、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政务处处长的王艮仲，日夜思虑着如何尽快重建饱经战火创伤的家园。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他毅然辞去一切职位，从重庆回到上海，创办中国建设服务社，举办多种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致力于文教、经济、农村建设和民主运动。与中共地下党员合作，联合上海、北平各大学教授，创办《中国建设》杂志和《中国建设》北平版。《中国建设》杂志编辑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引导群众从反对内战到支持解放战争。他以南汇为基地，创办设立中国建设农场和浦东地方建设公司，开辟浦东交通事业。在南汇海滨租田一千亩，组建集体农场。他的“新农村”建设在上海滩轰动一时，媒体竞相报道，受到各界广泛赞扬，黄炎培、郭沫若、阳翰笙等知名人士，以及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都曾前去参观。曾经家有良田3000亩的他，创造了浦东地区乃至上海的多个“第一”：自己出资修筑浦东“第一条公路”（原沪南公路），组建“第一个公交公司”（现浦东巴士公司的前身），并引进“第一个电信公司”，办起了“第一个合作农场”（即现东海农场鲜花港和棉花种子厂地址），被誉为“浦东王”。曾历任中国建设服务社理事长、中国建设出版社社长、上海剧艺社社长、浦东地区建设公司董事长。
解放战争期间，王艮仲凭着自己与国民党巨头陈果夫、顾祝同、李济琛的关系、国民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身份，周旋于国民党特务和各部门之间，掩护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逃离魔爪，成功脱险。1948年，他以自己秘书的身份带即将受到迫害的共产党员吴晗从北京到上海，安顿在家里，而恰逢北平市党部的书记长吴某也到上海，硬要住他家里，于是王艮仲把他们一个安排在楼上，一个安排在楼下，虽然胆战心惊，但终使吴晗安然无恙。王艮仲还尽其所能资助过不少抗战中牺牲的烈士的子女；帮助和引导有志青年求学或走上革命之路，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这种义举，在解放以后，被汪道涵同志戏称为“江南大侠”。
1948年5月，共产党发出号召，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家大事，王艮仲表示坚决拥护，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从“与共产党合作”发展为“受共产党领导”。同年他去香港，与共产党派驻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相见，表达了接受党领导的愿望。
1949年初，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民主人士黄炎培。为协助黄炎培离开上海，经王艮仲筹划，在黄炎培离沪前几天，他向外界传言，说他将再邀黄炎培去南汇农场参观，使特务放松戒备。在黄炎培离开上海的那一天，由黄炎培带着家属坐汽车去永安公司，从公司东面进入，从公司西边走出，随即登上王艮仲接黄炎培的汽车，迅速驶向与党组织约定的地点，登上轮船，经香港前往北平。
1949年4月，王艮仲潜离上海取道香港，5月间安然到达北平。随即他前往北京饭店拜访寓居于此的黄炎培先生。适逢周恩来同志在场。在黄炎培的介绍下，周恩来与王艮仲亲切握手，并惊讶地说了一句：“早就听说你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在随后的攀谈中，周恩来对他嘘寒问暖，关心有加，并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互相支持。通过民主党派，共产党可以听到自己听不到的话，团结到自己团结不到的人。你还是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吧。” 总理一番真诚坦率、意义深远的教导，让王艮仲再次领悟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长期合作的道理，一旁的黄炎培马上说你就加入民建吧，他欣然接受并很快加入了民建会，从而定下了后半生前进的方向。 和周总理的这次相逢，可以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横下心来，矢志加入民主党派，跟共产党走。6月上海一解放，王艮仲又南下上海，把自己亲手创办，投入不少资金和心血的公司、农场等实业，着手收拾了一番，或交公，或结束，告别过去，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7月，王艮仲再次奔赴北京，经周总理正式任命，就任政务院参事，并兼任民建会的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为民建和中华职业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曾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主建国会常委、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校友会名誉会长、理事长等职务。
离休以后，王艮仲依靠自己海外朋友多关系广的有利条件做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工作。2013年6月1日王艮仲在北京逝世，享年110岁。
余庆路190号
优秀历史建筑编号：XH-J-081-III；不可移动文物编号：310104945190000140 余庆路190号住宅 民国 天平街道
原名称/原（曾）使用单位：住宅；现名称/现使用单位：市委机关幼儿园
地址：余庆路190号
层数：3层；结构类型：砖混结构；建造年代：1936年；保护类别：三类
余庆路190号
余庆路190号，原为土家湾孤儿院，是一幢具有现代风格的花园住宅，该建筑分主楼和附楼，主楼三层，附楼原二层。主楼入口处通过柱子架空一角，形成入口门廊。建筑形体简洁，外立面无过多装饰，基本呈现现代建筑风格。柱身的几何装饰图案及室内楼梯、铸铁几何花式栏杆则体现了装饰艺术派的影响。最吸引人的是楼梯的彩色玻璃窗，据说是孤儿们自己绘画的，一条条鲜艳的热带鱼，快乐地在水草中游荡，据说此宅原为宋子文一处房产。原上海市长陈毅和柯庆施都曾在此居住过。现为上海市委机关幼儿园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