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9月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19日通电，其中转述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中“我军抱不抵抗主义……”；“不抵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后成为各方集中声讨的目标。 “不抵抗”一词，最早出现于1928年“五三惨案”后5月10日的蒋介石日记的文本中。而18日前日军和东北军的相互谍报刺探，和18日前后东北军与南京政府的反应，是致使日军3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后推出傀儡皇帝溥仪成立满洲国的主因；当今各方谓“不抵抗政策”，实际上没有这个“不抵抗政策”的文本。后张学良承认于9月18日在电话中向沈阳东北驻军下达了口头的不抵抗命令，亦没有“不抵抗命令”的指令文本。现以“不抵抗政策”谓当时因“安内攘外”导致的对日军一味退让，这个战略策略却不是张一个人制定的。 事变前，据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的“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处机要室主任”洪钫载，蒋介石于8月16日”铣电“致张学良谓： 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携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媞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曾有“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
还有其它论述张学良一生都带着蒋中正命令其不抵抗的电报文随时放在身边。“刘维开”称，除了洪钫的回忆外，包括其他相关人的回忆档案馆库藏的档案及蒋中正个人资料等，几乎没有其他资料证实此电的存在，而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 时任东北军第七旅（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军）参谋长赵镇藩说：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8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参谋厅（厅长荣臻）副官处处长杨正治（别字安铭）载： 在“九一八”之夜日军炮击北大营时，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假三经路蒋斌家召集高级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张偕于凤至和赵媞正在前门外中和茶园听梅兰芳唱《宇宙锋》。当告以日军侵占沈阳，张始从戏园赶回来接了电话。张重申了蒋介石“铣电”（同年八月十六日蒋拍给张的电报）的内容，大意是：如日军侵入，应避免冲突，一切忍让，勿逞一时之愤，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以待“国联”处理。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8月16日电报指令后，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来源请求]：“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但同时张学良对日本步步紧逼深感不安，多次向蒋请求对策。1931年8月24日张学良未直接向蒋寻求指示，而是致电陈群请其代呈。陈当日将张电文中公事部分完全转发蒋： 特急南昌蒋总司令钧鉴。密顷接汉卿电称，近来对日外交性情紧迫，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彼方谓为满蒙），势甚积极，不可终日。弟曾尽力设法以谋疏解，终鲜效果，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荷蒙鉴誉，转呈总座，至深佩感。近数日来，情况益紧，……日人方面属有意动作，现已揭开面目，必将另造事端以为借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为此事，日夜焦虑，我兄卓识尽筹，对日外交研究有素，当此危急之时，我方应用何法以为应付，尚祈详赐指示并请密陈总座决定方策……总座明烛，几先对此必有良谋，亟望与外交方面负责人员切实商讨，指示遵行，不胜企祷。
9月8日张学良又直接向蒋介石发出齐申电: 限即刻到，不得停留，南京总司令蒋钧鉴。日人于朝鲜暴动案发生后，百计寻事，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为中村失踪之事，由驻沈总领事严重交涉，语多挟制，东京方面陆军人员尤为激昂，显有借端侵略状态。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点详查，良不能亲自回辽，万分焦急。……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对张的屡次询问，至今尚未发现蒋电文回复，而东北步兵第二旅旅长何柱国称： “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过于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张学良下的一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刘维开称，而9月12日蒋中正如果到石家庄见面，仅有餐后六时前约五六小时的空挡可以行动。不过以吴忠信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行程需要5个小时，五六小时是否能够来回南京与石家庄，值得怀疑。而何柱国言明，蒋张会晤于12日上午，并在《忆张学良将军》中又载：“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张回到自己的车上，蒋的专车即开走了。”蒋会晤完毕从石家庄返宁至晚6时会吴忠信至少有6个小时，与吴忠信由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行程5个小时相干。由蒋秘书编纂的蒋介石《事略稿本》亦载： （1931年9月）“十二日 上午。批阅。会客。后天保城浙军纪念塔前。与夫人及孔氏甥等野餐。……下午（6时）。吴忠信持粤方汪兆铭等复电来见。”
在1947年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称： 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
- 事变时，张学良承认在九一八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荣臻，总结九月十八日深夜的报告：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上午同记者谈话时表示： “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张学良，同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于1951年7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交代材料，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应变：“会同总司令部留守参谋长容臻急电北京，想张学良总司令报告并请求应付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张学良则是在1991年重获自由后对电报论坚决否认，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且郭维城在1934年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渗透至张学良指挥体系担任责任，要“回忆”1931年的往事不会是亲身经历。而透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得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 张学良在战后曾解释：“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事件……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从前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是国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实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是看情况自己去办，等于中央不负责的。因此不能将九一八事变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 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称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40]。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该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9月20日蒋介石电令烟台驻军第一十七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 烟台，刘师长勋鉴。哿辰电悉。日军侵鲁，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中（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中正，养午。
9月22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并多方要求中国军、警与日军避免冲突，施行不抵抗政策。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孙科及汪精卫则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 12月15日，蒋介石因自九一八以来施行“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之“不抵抗政策”，至三个月后东北大量国土被日军占领，在倍受粤系指责的压力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遂“宁粤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中央政府，孙科赴南京出任中央政府行政院长。 自12月15日东北军开始守锦州，失去地方资源的东北军只得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孙科由于从南京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旋辞职下台。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图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继任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不出一个铜钱，虽然张学良表面同意抗日，实际东北军无法组织起大规模抵抗，只能逐渐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术。 最终，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和南京政府的隔岸观火，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短短半年便将东北军势力全部驱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