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巧巧 引言 上个世纪80年代，翟永明以《女人》、《静安庄》组诗震撼诗坛。诗中怪诞诡异的意象体系、极致的“自白式”语言方式、从女人内部升起的“黑夜意识”，既是翟永明“黑夜体”诗歌的标志，也成为新时期女性诗歌写作的风向标。长期以来，这个象征性的符号，固化了我们对翟永明诗歌创作的认识，也遮蔽了我们对一位极具创造力和时代敏锐性的写作者的全面考量。事实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翟永明就开始放弃作为标志的“黑夜体”写作。创造力和自我超越的强烈意识，推动着她不断调整写作策略。到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她经营著名文化沙龙“白夜”之后，她处理现实和当下题材的诗歌写作，拉开了与“黑夜体”诗歌的距离，体现出新的色调、语言方式和写作姿态。笔者认为，这是一位大诗人的自我突破：从自我内部升起、再否定到再重构，是一个大诗人的必经之途。 一、翟永明后期诗歌风格的裂变和“白夜体”诗歌的界定 《女人》、《静安庄》之后，翟永明于1987年在病房中写作了《死亡的图案》。在《死亡的图案》中，她又把“死亡”推到了经验的极致。当她写这组诗时，她想彻底地清洗停留在体内的太多的死亡气息。最后，她感到《死亡的图案》是这样一件礼物，“它带走了我过去写作中受普拉斯影响而过分张扬的自白语调，还有一些固有特质、不清晰、饥饿的词语和方法。而带来一种新的可能：细微的张力、宁静的语言、不拘一格的形式和题材，而后者体现了一种成熟的力量”——这是诗人对几年来“黑夜”写作的反思。随后，翟永明开始在一系列的诗歌写作中尝试新的题材和新的写作方式。 新的尝试在《咖啡馆之歌》中确立下来。语言方式的转换、意象和形式的变化，在这首诗中清晰地呈现出来。之后，在《莉莉和琼》、《小酒馆的现场主题》中，她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女性与现实的空间关系。咖啡馆、小酒馆等空间背景，带给翟永明在90年代写作中的一些新的气象——“关注中心有所改变，由我而向非我方面，意识中生活理性在增殖，原始意念在褪减，文字色彩在演变，黑色衰而白色旺”。笔者注意到，翟永明提到她的风格转变的滥觞之作，描写的都是城市生活中的崭新空间“咖啡馆”、“小酒馆”和其中的都市人物“莉莉和琼”。这些新的气象在1998年“白夜”酒吧开办后，更是风格化地呈现出来。  翟永明 翟永明说：“白夜聚集过诗人、艺术家、媒体人、艺术爱好者，……'白夜’让我的写作视界和对现实的理解都大大打开了，并且让我的写作发生了很根本的变化。从1998年到现在，我的写作可以说是非常自由和多变，这在很多时候都与我关心的事情发生改变有关。……首先就在于你观察社会的视野是完全不一样了，你不光是观察你自己的生活状况、你内心的感受，你也观察你自己周围的世界、你周围的女性世界，包括一些与女性有关的社会问题。你在'白夜’（也就是社会层面）看得越多，就会越有看法。”诗人何小竹更是总结了“白夜”过后翟永明创作风格的根本变化，他说：“作为诗人的翟永明，并没被'酒吧老板’的身份所削弱或遮蔽，她个人的诗歌创作不仅没有停滞，较之以往，更有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变化。首先是她走出了'静安庄’的主观神秘之境，开始将目光投向敞亮的现实世界。所谓'敞亮’，既是语言上的去'意象化’，也是主题及题材上的'介入现实’……这是她由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向'当代诗歌’书写者的蜕变。”这两段话不但清楚地说明了“白夜”文化沙龙与翟永明写作的深刻关联，还指出了其中变化的一些特征。 结合论者和诗人的论述，笔者认为，翟永明在开办“白夜”酒吧文化沙龙以来，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写作探索，有意识地深入下来；同时结合在“白夜”沙龙的文化互动和现实体察，形成了与被学界认为的“黑夜” 时期完全不同的写作风格。重点表现在： （一）空间和视点的位移。“黑夜”时期，翟永明的空间意识是内部世界，是极度主观之“我”的内在精神空间。《女人》组诗，发掘了女性内宇宙的“黑夜意识”， 淋漓尽致地书写了一个具有巨大能量和无边黑暗的女性内宇宙空间。《静安庄》组诗，也抛弃了“乡村书写”的传统写法，此处的“静安庄”已经不是现实的乡村，而是诗人内部空间的外化。可以说，“黑夜”时期翟永明的诗歌是女性内宇宙空间书写的典范。与之相结合的那个抒情主体“我”，成为这个内宇宙的化身，成为被外部世界看的对象。“白夜”时期（笔者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白夜”开办前后的时期，定义为翟永明的“白夜”时期），诗人的空间意识发生根本的位移（虽然内在空间是基础）。她的关注重心不再是内宇宙，她“打开了自己”，通过“白夜”这个媒介空间，看到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外部世界。对外部空间的发掘成为翟永明与现实沟通的愿望与方法论基础—这个外部空间与翟永明生活的现实紧密相连，按照翟永明的说法：是一个“重伤的城市”。与之相适应，诗人的抒情主体“我”，褪去了“被看”的光芒，成为“我看”。“我看”，意味着主体视点的位移，可以是对“自我”和“他者”的观察和体验。文本的主体角色下沉，诗人不再是歇斯底里地“自白”者，而是在更深的角度关照世界的、更冷静成熟的观察者和陈述者。其抒情性也由“个人化”转向艾略特所谓的“客观化”。 （二）主题和题材的转变。与外部空间的发掘和“我看”相适应，“白夜”时期的诗歌主题和题材也从纯粹精神化转向现实生活——重点转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生活。在不断寻找新的诗歌风格匹配诗人内心已然发生的深刻变化的过程中，“白夜”文化沙龙增强了诗人的现实感，诗人籍此获得了面对真实生活的强大感受力。“白夜”酒吧的经营，让作为诗人的翟永明有了一个现实的身份。这个身份促使（甚至逼迫）她不能置身事外。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而微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比如“工商局、税务局、劳动局、文化局、派出所、街道办事处，这些“国家化身”的部门，你作为诗人可以回避，但作为酒吧经营者，却绝对无法回避。如果说“黑夜”时期是诗人自我封闭，打造“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青春期精神家园“静安庄”；那么，都市生活空间“白夜”酒吧文化沙龙，打开了诗人内心与外在现实沟通的窗户。如果说“静安庄”对应的是内宇宙和精神化题材，它的重点在“静”和“安”；“白夜”这个空间对应的就是城市和生活化题材，它的重点在“现实”和“变化”之中。 “白夜”时期，诗人对生活的本质有了更深刻地理解。“生活就在窗户外，生活就在人的灵魂里，生活将使你的写作避开福斯特称之为'艺术宫殿’的陷阱，而直达思想的核心和事物的精神-就像泥土和青草一样简单和富有诗意” 。而与诗人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都市生活，成为诗人白夜时期“城市书写”的重要基础。这部分将在下面专章论述。 如前所述，关于翟永明前后期诗歌风格的“黑白裂变”，已有相当多的论者意识到。比如李有亮论述得十分确切：“关注中心有所改变，由我而向非我方面，意识中生活理性在增殖，原始意念在褪减，文字色彩在演变，黑色衰而白色旺。”---涉及到了诗歌的视点、抒情主体、题材和文字色彩等诸多方面；还有翟永明的好朋友、诗人何小竹更进一步认识到翟永明诗歌进入“白夜时期”：“白夜让她走进了现实。'走进现实’首先表现在她的诗歌上。早期的《女人》、《静安庄》这类带有'黑夜意识’标签的纯内心独白式的诗歌，被她'白夜时期’的写作永远隔绝在了过去。”为了更清楚地呈现诗人前后两期诗歌风格的裂变，笔者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至“白夜”开办前后（主要是“白夜”开办后），翟永明持续创作的，空间意识从内部精神世界转向外部现实，视点从“被看”位移至“我看”，主题和题材的“生活化”，自觉于“城市书写”以及由此带来的意象体系和文字色彩巨大改变的诗歌，界定为“白夜体”诗歌。希望籍此，将执着于诗歌写作和追求诗歌风格变化的诗人的后期创作，纳入到一个较为整体的体系中去观察和研究，并由此生发出更宽广的内涵。 当然，界定并不包容一切，也并不是将诗人的“黑”、“白”进行二元对立。事实上，黑白相生，只有长期处在“黑暗”中，方能显示“白夜”的意义，“既是最初的'黑夜’，也是黑夜中那光明的一点”。而诗人的名字“永明”，也意味着“白夜”。有意思的是，有论者将翟永明后期诗歌风格的转变界定为“永明体”。虽然她是为了呼应古代齐永明年间四声八病的诗歌声韵运动形成的、开一代诗风的“永明体”，但无形中，也突出了“白夜体”对诗人开创新的诗风的重要性。“永明”=“白夜”，是诗人的自我与外部现实空间“白夜”产生密切关联和精神暗合的表征。“白夜体”中的“白夜”，既是现实生活中由翟永明经营的著名的“白夜”酒吧文化沙龙-它是个人公共领域和城市公共领域的交集空间，也是诗人对诗歌艺术追求的新的领域；同时，它还是一个城市的缩影和象征，是诗人与现实建立密切关联的出发点和归属。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诗歌就是翟永明的“白夜体”诗歌 二、“白夜体”诗歌中的“城市书写“ 如果说，“黑夜” 时期的诗歌是内向和精神化的书写，与之对应的空间是与世隔绝的村庄“静安庄”；那么，“白夜体”诗歌中的书写是由内而外的“城市书写”，与之对应的空间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白夜”。 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十分强大，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对于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下的中国诗歌怀着天然的亲近感。诗歌的“诗意”被天然地认为出自“山水”、“田园”或者“咏怀”。及至当代，被广为推崇的一些诗人，比如顾城，被称为当代“童话诗人”、“山水诗人”；海子的诗，以“麦田”为象征的“乡村”书写方式深得人心，以至于他去世之后，形成了诗歌写作中的一股“麦地狂潮”。伊沙曾经写过一首诗《饿死诗人》讽刺这种现象。他说： 那样轻松的 你们 …… 诗人们已经吃饱了 伊沙是较早认识到当代诗歌缺乏“城市书写” 的诗人。那么多城市中的诗人，都跑去“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而且，伊沙认为，这些诗人的乡村书写是无效的，是“轻松的复述农业”；他们身在城市，却凭借惯性去“复述”农业，是虚假的写作；真正的诗人会首先关注自我生存的空间。从某种程度来说，伊沙的发现是敏锐、深刻的，他也在自己的诗歌中建构“城市书写”的立场。当然，他的“城市书写”更多强调与“乡村书写”阴性气质相反的“阳刚气质”、“雄性气质”，主要是在诗歌语言上的革新。 “城市书写”需要城市的“窗口”—“窗”是媒介、是空间，连接着内外。翟永明的白夜文化沙龙就是这样一个媒介，它奠定了翟永明“城市书写”的基础，成为“包住事物核心的那个空间”。诗人以“白夜”为坐标，敏锐地感受到中国城市的巨变。作为一个深切关注现实的诗人，深知诗歌的诗意不是只在自然山水之中，更在生活的时代和“此在”之中。翟永明对当代诗歌的“城市书写”有很自觉的认识和清醒的表述。她说：“人们首先认为'诗意’与人间烟火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实际上，在我看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诗意，每个时代最重要的气质就是这个时代的'诗意’。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现代化、城市化都是目前这个时代的气质。”诗人清醒地坚持自己对当代诗歌诗意的感知，不断挖掘城市主题和题材。笔者认为，翟永明“白夜体”诗歌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自觉的“城市书写”。中国新诗中“城市书写”的写作、批评和研究尚不充分。而“白夜体”诗歌无论是对城市生活、城市空间的发掘，还是对城市人生活和精神状态以及与城市有关的“现代性”问题的书写，都是当代新诗“城市书写”的典范。 （一）“白夜体”诗歌中关于城市生活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社会生活在计划经济的“计划”下，井井有条却又单一乏味。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没有多大差别，世俗生活也在各种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日常化”的过程中被挤压为零。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政治权力改变直接干预生活的方式，政治化的生活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慢慢隐退，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世俗生活开始恢复活力，城乡差别慢慢凸显。 从1998年到当前，诗人翟永明在经营“白夜”酒吧文化沙龙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一个城市的巨变：从世俗生活的结构性变化（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生活变迁）；代表都市文化的酒吧、咖啡馆从“无”到“兴盛”；城市中“红男绿女”的都市生活和精神状态，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她在《玉林西路的左岸生活》、《以白夜为坐标》等随笔文章中谈到1994年的玉林还是几条街外加望得到绿色的田野，没有人想得到它很快会成为一个繁荣、新兴、开放和享乐的街区，并由此辐射到整个城南。“'白夜’和据此不远的'小酒馆’，是最先在玉林西路扎下来的小酒吧”，随后，诗人看着“玉林西路从只有三个酒吧，发展成十几家个性不一的酒吧一条街。也看着这条街，从入夜后黑灯瞎火，变为霓虹闪亮，鬓影摇动”，最后，“以白夜为坐标”，城南的“红色年代”、“空瓶子”、“音乐房子”等成都著名的酒吧相继发展并兴盛起来。 “白夜体”诗歌直接书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重现的酒吧生活、咖啡馆生活的诗包括：《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组诗、《小酒馆的现场主题》、《酷咖啡馆之歌》、《浇-与克非、周瓒、孙怡在酒吧共饮》等。 “诱惑力”或者“兰桂坊” 还有“红番部落” 像夏夜的蚊虫 叮满 这个城市的面孔 瘦削的街道伸展咽喉 整夜倒进去 川流不息的夜生活 其中，“诱惑力”、“兰桂坊”、“红番部落”都是成都最早出现的、也是最有名的几个酒吧之一。它们是现代城市“夜生活”的形式和主要内容。 关于忙 为什么出现忙人 “比水快” 为什么忙？ “批发和零售 以及…” 为什么来到这里？ “发条 铃声在响” 制度、规则、股票 上网、荣誉、建设 更少的时候：因为爱情 和爱的变种 现在是周末：40度的伏特加 加冰 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白酒 共同浣肠 除了在座的一位 素食主义的年轻信奉者 做生意（“批发零售”）、“制度”、“规则”、“股票”、“上网”等具有现代城市特征的词汇，是这些周末饮客的谈资和现代“忙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伏特加和白酒——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的酒精，挥发在城市的夜晚、周末；还出现了一些“现代生活方式”的“主义”——素食主义，而且是年轻人——从中可以看到城市现代生活多元化的滥觞。 另一首引人注目的诗《洋盘货的广告词》，书写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怪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影响下展开的—近现代时期如此。及至当代，改革开放恢复了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无论是出于长期封闭语境下对西方文化的渴望和好奇，还是出于全球化形势下的西方文化演变的战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中西文化交汇下出现的一些 “奇观”，在诗人敏锐的眼光下展现出来。这首诗书写了大部分小区、地产、楼盘喜用洋名，且在广告词中极尽炫洋之词，诗中几乎全部挪用成都报纸上的房地产广告语： 香榭丽都 “置信于你将信”： 500年前 达·芬奇曽于这样的河畔 画下蒙娜丽莎的第一笔 500年后 成都人以文艺复兴生活 为蓝本 体验 …… “在三千余年的金沙遗址旁” 有诺丁山现场 国际新区 名叫米兰香洲 30万常住人群 20万城市新贵 适合业态：法国酒吧 英伦书房 美式咖啡馆 韩式烧烤 日式料理 …… “在成都 有这么多楼盘 它们分别姓欧 姓美 或姓日韩 成都人不必跋山涉水 不必买机票 倒时差 劳筋骨 一天之内 就能把西方玩完” “半山卫城”、“戛纳印象”、“香榭丽都”、“托莱多”、“菲森特”等等洋名，和“在三千余年的金沙遗址旁”的“诺丁山现场”，形成一种时空的错位。何言宏说：“读这首诗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代行政区划和城市街道的命名，什么'朝阳公社’'东风大街’'反修路’'永红路’'向东路’，等等，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文革语言’被置换成如诗所写的这些时代性语言罢了。”从建国以来全面“反资反修”，到改革开放全面“崇洋媚外”，短短几十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时代语言的变化、城市境遇的尴尬，在这首诗中直观、真实地展现出来。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澳门大学教授王笛 在白夜酒吧讲座 “白夜体”诗歌中的城市生活也不仅仅限于成都。以“白夜”为基点，诗人不但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来白夜，自己也是多游历于世界各地的大城市。在《纽约2006》三节组诗中，诗人描绘了国际大城市纽约的布鲁克林、川菜馆、时代广场、百老汇、华尔街、二十一世纪等城市地标；游弋在这些地标中的是国际政治、移民游行、成功学、道琼斯指数、名牌、吹牛炫富、恐怖袭击等等现代话题。这首诗的容量特别大，借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写出了现代大城市繁复生活的重要构成，成为“白夜体”诗歌“本土性”城市书写的大背景。在翟永明看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正在朝着国际化大都市前进，川菜馆向国际大都市的进驻；国际大都市的道琼斯指数、名牌炫富、恐怖袭击等问题，也正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她在这首诗中探讨了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各种问题。 （二）城市的“红男绿女”：都市欲望的“化身” “白夜体”诗歌中的人物，多是都市中的“红男绿女”——以至于有论者认为翟永明后期的诗歌有点类似日本的“浮世绘”，浮华世界的人物描绘。 “黑夜”时期，翟永明诗歌中的人物主角是抽象的“我”--女人，男人也是作为女人的抽象的“对立面”。“白夜”时期，她的诗歌的人物主角发生了变化：“我”还在，但已经不是抽象的极度主观化的“我”，而是一个旁观者或者“红男绿女”中的一个；而男性也不再是作为抽象的“对立面”而存在，而是现实中的、和女性一样的“欲望动物”。红男绿女，“闻香识舞”，在都市的霓虹灯和酒精、大麻的刺激下，演绎着爱情和金钱、欲望的故事。 《酷咖啡馆之歌》和《浇-与克非、周瓒、孙怡在酒吧共饮》，写的是在咖啡馆、酒吧等特定的现代都市空间中，几个女人的谈话。翟永明诗歌中的女人走出“黑房间”，来到“欲望都市”，在这里，她们美丽（《我坐在天边的一张桌旁》）、寂寞（《烟花的寂寞》）；她们追求自由、抽烟饮酒至深夜；她们话题开放（《酷咖啡馆之歌》、《浇—与克非、周瓒、孙怡在酒吧共饮》《我醉，你不喝》）；她们欲望充沛，“苹果牌 雅诗兰黛／打字机和化妆品”两样都想要（《给女诗人》）。诗人在酒馆、咖啡馆等特殊的空间，安放了现代都市女性的夜生活和另类情感。都市女性的生活已经摆脱了“静安庄”时期女性与生存空间的决绝对抗模式。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女性内心的不安和情感需求在咖啡馆、酒吧的酒精和音乐中得到释放。 甚至，在女性的话题里，出现了非常前沿的话题：同性恋-—这是城市人物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 酷咖啡馆：三位女人闲聊天 她们谈的不是什么男人—— 而是女人与女人的情感 那是酒酣耳热、夜深心驰时的语言 “三分之一的女人从未对同性动心” 另外的女人都有过未遂的试验 “我承认，当我对男人绝望透顶 我的目光转向红颜” 这些书写，与诗人在“白夜”多年的夜生活有关。一些与女性有关的心理问题、社会问题，从白夜的“红男绿女”中真实地呈现出来。“白夜体”诗歌中的女性也不再是进入“静安庄”的、“以死亡的气质，在黑暗中也能看到／蝗虫的眼睛”的千疮百孔的神经质女孩，而是具体、生动地被唤作“丽达”的城市女性，同时也是充满欲望的迷失“动物”。 与这些寂寞、美丽、充满欲望的都市女性相伴随的，是现代城市的男性，他们是大忙人、西装笔挺的“空中飞人”；他们是艺术家、经纪人、策展人。他们在酒吧大谈“制度、规则、股票”等当代词汇，他们谈时事谈生意、吹牛炫富来欢场寻欢： 一杯烈酒加冰端在 一些男人的手里 正如 一些烈焰般的言辞 横在 男人的喉咙 他们中间的全部 渴望成为幻觉的天空 偶尔浮动 显现、发射出美学的光芒 当“红男绿女”相遇，“当你从背后上去／她宽衣解带的姿态／不是神话／她／倒一杯酒／灌醉了你这只天鹅／诱奸你时／她也叫丽达” 。 值得注意的是，“白夜体”诗歌中的男女，摒弃了我们心里对诗歌人物超脱的想象。他们是世俗饮食男女、都市欲望化身。在处理这样的男女关系时，诗人也对“黑夜”时期诗歌中男女间的坚硬对峙进行了“破冰”处理。“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的关系变成了男女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对手也是朋友，是眼里的“妙人儿”也是永远不能相互抵达的“异类”。这种关系的书写，表现出诗人对两性关系的书写面向更为日常化的、现实化的转变，是诗人的成熟以及更开阔、更富有现代意识的眼光所至。同时，诗中人物的话语方式发生变化：从“黑夜”期歇斯底里的“独白”转向“白夜”期与“他者”的平等的对话或者潜对话。人物指称也从“我和你”的二元对峙中，加入了第三人称“她”或者“他”，人物多声部的和鸣，形成了“白夜体”诗歌“城市书写”独特的戏剧效果。 比如《出租车男人》这首诗，它以一个出租车司机为视点，通过他在深夜一点到凌晨五点，与不同的女性“她”的对话和潜对话，将城市夜生活和妓女这一个特殊的群体的生存状态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四点钟： 来了如此可怕的记忆 多么年轻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认识了你 我离开黑暗 掀开我的T恤 一点也不在乎 破晓的跃跃欲试 我想成为你从不知道的部分 除非你说：我生气了” 五点钟： 像一只猫的嗫嚅脚步 出租车 终于贴近她的身躯 年轻的脸 荡漾着碧绿 他所认识的女人 全都涌入一个肉体 三点钟： “与我同桌共餐 她眸子中现身的美 也在唱也在跳 我们怎么区分 爱人与被爱 谁更愉快” 出租车和光怪陆离的夜晚场景，“独白”与“我和你”、“他和她”的对话交织的语境，人物心理的外化、生动的肢体语言，与流逝的时间一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戏剧效果。而城市中的“红男绿女”就是这些“生活戏剧”的主角。 （三）“城市书写”的隐喻 有论者认为：“”翟永明突破风格化的双重尝试,在为中年写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的同时,也宜告了她是如何陈述一个迷津在燃烧中消解成废墟的全部过程。”她认为，翟永明的写作风格的转变，是“在怀疑、揭穿过种族神化、英雄美学之后,向一切平庸的事物妥协,让小市民的文学革命推翻古典贵族气质的浪漫主义精神,让犬儒主义哲学和市民禅宗消解了诗歌神圣的意义”。笔者当然理解这位论者对诗歌的形而上的“贵族”追求。姑且悬置每个人诗学观念的不同，让我们回到诗歌文本本身。笔者看到，对翟永明写作风格的转变尚存在十分不同的理解。一个诗人题材、主题的改变，不能代表诗人的精神和对诗歌的追求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犬儒主义哲学”等等大而不当的概括。诗人对城市的书写，并不是诗人沉湎于城市语词的狂欢和精神的迷失。很多论者也指出，翟永明后期诗歌的视点发生了位移，“我”从“被看”位移到“看”。“她的诗歌创作大致经历了'看我/被看———我看/我看世界 ’的变化，即诗歌的言说中心和基点由'我’到'世界’的位移。……由于第三人称( '她’'他’等) 的引入，'我’再也成不了中心，也充当不了界定世界的法则。我/他关系在更大的程度上表明: '我’站在'我’的位置上( 但不是中心) 观察'他’。” 从“被看”到“看”的转移，建立起诗人与现实关系的主体性。“我”主要是一个现实的观察者，站在“白夜”，观察通过白夜到来的城市生活和饮食男女，不避讳城市的光怪陆离、生活的暧昧复杂和人物的空虚骚动，“看”让“我”有了观察者、记录者和想象者的身份。在这样的观察和记录中，城市的“光怪陆离”、“红男绿女”只是表象。透过诗歌的隐喻之笔，诗人表现出与城市相关联的现代性的焦虑、反思和批判。 《现代主义》一书的编撰者布雷德伯里教授曾经指出：“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为文学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观点；在文学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种隐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城市的发展密切关联，现代城市的核心既是文学的题材来源，也是关于现代性的隐喻。在“白夜体”诗歌中，城市书写的背后是诗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和批判，它根植于诗人的现实关怀，其中有困惑、焦虑和无力感，却不是如一些论者所言是迷失于废墟和形而下的狂欢。 《在春天想念传统》（之一）、（之二）、（之三）和《在古代》这几组诗特别值得关注。其中，在对城市的书写时，诗人返身古代或者传统，在古今之间创造出一种特别的张力。“在春天，当一树假花开放至酡颜／我想念传统 那些真的山／真的水 真的花鸟和工笔／那些使少女脸色美丽的颜色／来自于植物 那些美／得于气”。也许有人认为她这些诗是在写传统，写古代的“诗意”，事实上，诗人处在城市“假花”包围的“真实”之中，传统中真的山水、花鸟、少女之美却是在想象之外。诗人并不是要描写传统的山水，而是借古喻今，她的立足点是城市的花鸟、山水。她用描写传统山水的笔来写出今天的城市遭遇，这是这个时代的“诗意”。翟永明说：“我们生活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即便是山水、花鸟、明月、清风，也都是经过现代化、城市化的伤害。”诗人认为，今天即使写到自然、山水，也必然会写到城市，它的物质与人，它的现代化对自然和山水的伤害—这是非常清醒地对城市化、现代化的反思。而“城市书写”的诗意就在这看似毫无诗意的“痛感”之中。 在古代 青山严格地存在 当绿水醉倒在他的脚下 我们只不过抱一抱拳 彼此 就知道后会有期 现在， 你在天上飞来飞去 群星满天跑 碰到你就像碰到疼处 它们像无数的补丁 去堵截 一个蓝色屏幕 它们并不歇斯底里 因为已经没了一个山水的净土和未被处理的自然，人不可能自欺欺人地去描述一个所谓的传统的、自然的山水。古代与现在的对比，强化的总是现代的“疼处”、城市的“补丁”。对古代或者传统的想象越是山水、诗意，对当前现代化、城市化的痛感就越强烈，这就是诗人所谓的“在最无诗意的现实中寻找到的'诗意’”，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根植于现代的诗意和城市化的隐喻。 和这类古今对比曲折地表达城市痛感的诗歌不同，“白夜体”诗歌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直接表达对城市现代化、高科技化的怀疑、批判和嘲讽。比如，书写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现代医学、互联网之类新事物的《第八天》、《艺术》、《想未来》、《变性》、《飞行》、《传奇》、《英雄》、《对影成三》及《橡皮的皮、网虫的虫》。这些事件和现实正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诗人的批判意识建立在反讽的语气之中。反讽、反思和对未来不可把握的荒诞感受，构成了这一类诗歌面对现代科技、医学和互联网发展的一些较为丰富和微妙的复杂态度。比如《第八天》开头写到： 第八天 我们创造了生物神话 第八天 科学家取代了上帝 上帝以七日创造了世界，在“第八天”人类取代了上帝，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这其中的生物伦理完全混乱，荒谬无比。诗人面对一个荒诞的新世界，苦笑、困惑、焦虑与反思，形成了文本内部与现实间的紧张的张力。“当资本主义也推动不了繁华／青草就变黑／薄荷变酸／日暮也待在原地／伤花掉进寂静里／每一个现代国家也都驻足在／流过血的寂静里”。应该说，这一类作品的现代性批判，扩充了诗人自我的“诗意”范畴，在更自由的选材基础上，建立起个人诗意与深广现实的深刻关联。 与“城市书写”相伴随的，不仅是题材和诗意的现代隐喻，更在意象和色彩等方面，指向深层次的隐喻。 “黑夜”时期,翟永明诗歌的意象、色彩和结构方式这里不再赘述。黑房间、黑太阳、黑裙、黑色风景、黑色梦想、黑乌鸦、黑蜘蛛等等庞大的、表达内心世界的黑色意象体系，贯穿了“黑夜时期”的诗歌，成为文学史上标志性的存在。但是，诗人没有一味去强化既有身份和符号，特别是当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刮起一阵“黑色旋风”之后，诗人冷静地反思了她前期诗歌和女性诗歌黑色的“喧嚣”，开始有意识地变化诗歌的色彩谱系。在《颜色中的颜色》中，她将目光投向“白色”：“一些白色在降落／一些白色在发光／一些白色在牙齿上……我看见的白色远离喧器”。白色越来越多地走进她的诗歌，象征着诗人在远离喧嚣的白色世界中，内心的紧张开始得到释放。 “白夜”时期，在诗人城市的主题和题材中，诗歌的色彩感受更为丰富，隐喻空间也越来越扩张，不再仅仅是“黑与白∕我聆听什么样的智慧∕黑与白∕开出强劲的花朵”的黑白交替，更增加了桃红、红色、鹅黄、紫色等鲜艳的色彩。她笔下的女人，不只是穿着“黑裙”走进“黑房间”，还有《乡村茶馆》里三个乡村茶园里的女人“拿着三团毛线∕一团粉红∕一团翠绿∕一团鹤黄”的喜兴的颜色；《鱼玄机赋》中与众不同的才女的颜色“比起那些躺在女子祠堂里的妇女∕她的心一片桃红”；还有《马克白夫人》“光彩斐然∕她身穿紫衣亮相∕一双炫目要吞掉这个台下世界”的霸气女王颜色。丰富的女性、变化的色彩，使得翟永明“白夜体”诗歌如同白夜文化沙龙，在黑白装置的城市空间里面，上演着一幕幕多姿多彩的人生剧目。多彩的颜色生动、具体，不再是抽干水分的抽象符号，而是现实场景和心境的当下再现。同样，与“黑夜”时期诗歌意象的身体化、动物化不同，城市书写的意象选择中大都带有现代化、城市化的气息和特征，而且大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苹果牌手机、香水、酒精、楼盘、整容医院、阿司匹林；飞机、飞行器、鼠标、网吧；遗传密码、分析报告、行为艺术、基因实验室等等充满现代化气息的物象，是她后期诗歌意象的主体。 色彩从“单一”到“繁复”，意象从“内部”到“外部”、从“精简”到“杂乱”，一方面彰显了诗人处理城市题材的能力和态度，另一方面也隐喻了诗人感受到的现代城市的拥挤和重压：“一个重伤的城市血气翻涌／脉搏和体温在起落／比战争快／比恐惧慢／重伤的城市／扔掉了假腿和绷带／现在它已流出绿色分泌物／它已提供石材的万能之能。”在多姿（意象）、多彩（颜色）构成的城市烟火的背后，形成了诗人的城市形象：一个符号学的舞台，一直不懈地传播各种形象符号、新的潮流、文化准则、个人身体，除去这些城市符号和尘世风趣的幻象，其实，城市如“我”“吐出的一口浊气，什么也没有”。现代城市的欲望和空虚交织衍生的荒芜是她真正的落笔之处。至此，诗人完成了城市书写的隐喻。  翟永明在白夜酒吧朗诵诗歌 表面上看，翟永明狂欢一样的城市语言、色彩、意象的修辞，是诗人诗学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迷失。事实上，在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诗人深邃的城市文化批判意识。“黑夜”时期的写作最后陷入黑夜的虚无，面向现实的“白夜”时期，诗人找到了与现实的深刻关联：“白夜”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空间，以此窥见城市文化“解放性的多元化”背后暴露的若干现代性的问题。 （四）“白夜体”城市书写的意义 许多人看一个城市，喜欢站在城市高楼上“俯瞰”。比如，到上海要爬到世贸大厦，到台北要登上101大楼。俯瞰的视角自然提供一个开阔的眼界，与之相适应的是“看见整体”、“俯视众生”的权力感和支配力的满足。俯瞰把一个城市丰富生动的大街小巷、亭台楼阁简化成一个个僵硬的线条、路标，把原先的人流车流和楼宇的波澜都静止为画面。当城市成为“城市地图”，城市空间就被单面化，城市也就被抽象和简约化了。“白夜体”诗歌拒绝了这些抽象和简约化了的城市“俯瞰”，“白夜”置身于城市空间之中，“白夜体”城市书写呈现出丰富、具体的“在场感”和“当下性”。 关于成都这座城市，很多诗人都写过。它是“外省人”的“巴黎想象”，是现代城市中的“古典趣味”。比如宋炜认为“我未来那要命的前途／一切不可知的东西／都和我此时有关：上成都……”于坚笔下的成都更是充满了古典的诗意： 啊 那个秋天我回到祖先的故乡 成都 诗人的天堂 行吟江湖上 天地莽苍苍 还有树才写的成都： 一杯茶淡了 泡黄了黄昏 琉璃瓦，满屋顶 一线细水打凹石板 这些诗人对城市的想象，仍然是关于“锦官城”的想象，如安琪言：“请来到锦官城／请将一壶浓茶越泡越淡。”这些想象与其说书写的是城市，不如说书写的是诗人的内心情结。他们通过诗歌、茶这些文化事物（也是成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过滤了一个城市的车流、街道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吵吵嚷嚷的声浪，于是，复杂的、生活的、闹嚷嚷的城市被转变成一个抽象的安静的文本，他们并没有投入这座城市，相反，他们在自己的诗歌中逃离了成都。 在这个意义下，翟永明的“白夜体”诗歌中的“城市书写”表现出特别的意义。“城市书写”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怎样抵达一个城市？如果说，“城市书写”有几种抵达意义的方式，比如：城市想象、城市传奇，诗人们或用高高在上的俯瞰去把握一个城市的整体，或用地图式的描绘对城市做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叙述；那么，“白夜体”诗歌城市书写的基本方式就是“城市行走”：用“行走”式的体验和笔法呈现出实实在在的空间感。法国思想家德赛都认为，对于一个城市的书写，不在于描述城市和城市生活，而在于从城市日常生活中去了解城市的空间实践。“行走”构成了德赛都看待城市的一种姿态和立场。他用行走区别于高高在上的俯瞰，将我们投入到城市之中，而不是逃离于城市之外。“当建筑意义上的城市与社会群体意义上的城市结合起来，城市和城市空间就变得鲜活生动。”当诗人把自己也投入其中，行走在城市的空间之中，透彻而又深刻地抚摸了现代城市的肌肉、筋骨、内脏，完成了对城市肌理和灵魂的认识和书写，才能使得城市空间“诗意盎然”。 以“白夜”为坐标，诗人“行走”于酒吧、咖啡馆、更衣室、女子澡堂、盲人按摩院、出租车，街道、医院、书店。“小酒馆”、“ 白夜”、“ 红番部落”、“ 红色年代”等酒吧和咖啡馆，里面活色生香的各色人物，乐队的鼓声、歌声，碰杯的声音、交谈声、哭声、笑声；更衣室里面对镜子观察自己的人；女子澡堂里的胖女人、美女人以及她们不厌其烦的唠叨；出租车司机和城市夜场的舞女、妓女；盲人按摩院的布置、手法、针灸还有欧师傅和他的爱美的老婆…城市在这里不再是地图上的坐标，诗人不再做地图上、书本上的旅行，她到达城市深处的方式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如德赛都的“行走”，凭借踏实的脚步，让城市空间连接起来成为一个丰富生动的人间。同时，每一次的城市“行走”，诗人都投入了自己的认识、感情，完成了一次穿越时间、情感、认识的空间之旅，使得她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当一个诗人自觉地面对生活的外部空间，不论好坏，她都感觉与它血脉相连，城市的痛感就是她的痛感，那么，在她的诗歌中，无论是城市生活描写、城市文化批判都让人觉得有温度、有深度。其实，这是诗人主动摒弃“黑夜”时期与外界生活空间隔绝导致的虚无，面对现实的“行走”，让诗人更加踏实、成熟，思考和写作也更加自由更加富有质感。所以，她说“我们不再害怕黑夜来临／我们不再害怕尖叫／我们不再害怕梦／把所有的黑夜格式化／把所有的黑夜扁平化”。 三、余论 笔者为翟永明后期的诗歌创作命名为“白夜体”，是在考察了翟永明生活方式和生活城市的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发现了其中一个与她后期生活和写作有着密切关系的城市文化空间—“白夜”酒吧—的重要性。它既是一个城市现代化生活的缩影，也是诗人精神和写作追求的安放地，同时还是诗人世俗生活的部分经济来源。这个三位一体的空间，在诗人写作风格的裂变中一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承前启后的作用。诗人前后期写作风格的裂变十分醒目，前期的“黑夜”和后期的“白夜”，不但能从时间的链条上，对诗人诗歌风格的分野做出划分，更能从语言和内涵两方面界定诗人从生活方式、视野到写作的根本转变。虽然，有时候界定并不能完全阐释出一个诗人的所有。 基于前面几部分的论述，笔者给“白夜体”诗歌的界定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白夜”酒吧文化沙龙成立以来至今，翟永明致力于城市书写的诗歌。与黑夜时期相比，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空间的位移，从发掘内心世界到发现外部世界尤其是城市、都市空间；二是视点的位移。从“被看”到“我看”的转变；三是主题、题材的生活化、都市化；四是现代性的追求和“城市行走”的意义。 由于笔力所限，笔者在此篇文章中还有一些未能完成的部分。比如，“白夜体”其实是一个较有包容性的概念，她还包括翟永明的散文创作，其散文创作的“白夜体”特点更是十分醒目。笔者拟在另外的文章中对“白夜体”散文进行论述。对“城市书写”的界定，还有待今后对当代新诗写作的“城市书写”做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更为具体、准确的论述；关于“白夜体”诗歌中城市现代性的批判也并未深入下去；还有对“城市”和“都市”这些概念的辨析等等，都有待系列文章去逐步探讨。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3期  本期编辑：Ja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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