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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写过陈忠实老先生对朱先生的偏爱，把他当做白鹿原上唯一的圣人来写，并且让从不屈服人的男主角白嘉轩，在朱先生的面前也局促不安、唯唯诺诺，一再在心中认定他是一个圣人。 总体来说，朱先生代表的是儒家传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首先是一个学者，是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人和杰出代表，是编修县志的八位先生的主事者，是《白鹿原》书中出现的先生当中名气最大、声望最高、学问最好的。他无意于仕途，做着儒者的本职，传道、授业、解惑，喜欢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注重人文教化，是最理想的传统文人形象。 朱先生保持着极大的独立性，他并不出仕做官，也与各级官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多任省城及县里面的官长请他出山，他都谢绝。这种不为富贵动心的姿态，正是最理想的文人品格。但是对于需要他做的事，他并不回避，若是事关天下苍生与民族命运，他必定一力承担，在得知日寇正在攻打潼关，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他慨然投笔从戎，要以年迈的身躯支撑起民族的脊梁。他们八君子发表宣言，毅然决然奔赴战争前线，正是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义英雄。 朱先生保持着清醒的独立思考意识，对于时局和人心，他能够冷静的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国与共的争斗中，在民族存亡是第一矛盾的时候，他总说不要兄弟打架；在和平成为国人渴望的时候，他决定把县志上“共”字后面的的“匪”字改成“军”字。这也说明在他的心中有了是非曲直的判断。他虽是文弱书生，但是在枪口下多次营救百灵和鹿兆鹏，那份坦然、自如，以及内心的宁静，不禁让我想起鲁迅先生。 朱先生并不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问题。黑娃是被人嫌弃的白鹿原弃子，是打家劫舍的草寇，但是一接受招安，决心学做好人，朱先生立刻放下成见，收他为徒，教他安身立命之学，让他涤净身上的匪气、痞子气、军阀气，从而变成了一名儒将。他还竭力促成黑娃、白孝文回乡认祖归宗，以宽阔的胸接纳回头的浪子。他没有刻舟求剑式的固执，也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是以为有教无类的明师。 他可以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瘟疫、干旱造成的大饥荒袭来的时候，他能够不顾自己的名声，做起了赈灾施舍的总负责人，保证了参与者都没有享受特权，也没有中饱私囊。于是他的这一壮举，被陈忠实老先生在书中反复称道，称这是拯救白鹿原上黎民众生的一大善举。他重开白鹿书院，让荒废已久的书院修葺一新，重新响起朗朗的读书声，让即将委顿的斯文重新被拾起并得以延续，让许多原本没有条件读书的贫苦人家的孩子有了学习圣贤精神的机会，也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于是朱先生就像一位救苦救难的菩萨，不光救助白鹿原上人们的物质世界，也拯救世人的精神世界，并且借助八君子抗日宣言，让这精神感染了大江南北。 但是出于文学的需要而对人物进行的塑造，有时候就有点过了头，比如朱先生看着晴朗的星空，突然说出“今年成豆”的短句子，而果然当年大豆取得了大丰收，这有点神乎其神。好在作者紧接着又说，其他年份对照朱先生家跟风种地的再也没有应验过，把朱先生从算命先生的身上拉了回来。 到小说的后半部分，已经把朱先生当作神一样来描写。若说他劝白嘉轩不要占那么多地，不要雇用长工，白嘉轩听了他的话，在土改时没有被划为地主，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尚可以解释的话；他死后不用砖拱墓室，也是因为看到乱世不宜太过奢侈炫夸的话，那在墓室之中留下一块砖，在上面写上字，告诉红小兵适可而止，当红小兵摔了砖头，方才显出中间的夹层，露出另一行文字“还要折腾多久”，进而吓退了红小兵们，这已经是把朱先生当做袁天罡、李淳风来描写了，已经完全脱离了之前对他大儒形象的塑造，也打破了他之前“不语怪力乱神”的人设。正所谓爱的太深，反而失了分寸。 朱先生编印了《白鹿县志》，最后放在墓室当中，枕在头下的情形，何尝不是陈忠实老先生的自况。所以后来他写出了《白鹿原》，取得了成功之后，才把“写一部棺材中当枕头的著作”的论调抛了出来，进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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