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的出现溯源至秦始皇的思想政策。

秦始皇焚书坑儒，原只为禁绝民间之议论，是一个思想控制之政策，而非出于学派垄断之谋，因此民间固无藏书，但官方所藏仍多，可是在随后项羽火烧咸阳之际，就连秦官方之先秦藏书亦为焚毁，于是儒家经典与儒学的传播同时消失。

而汉初则以刑名黄老之学为政治措施之指导原则，这是杂糅道家、法家之学的一套政治哲学。儒学虽仍被挤压，但已处于一个缓慢复苏的过程中，而因历经秦火战乱，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只在学者师徒父子之间口耳传授，并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文字写成，后又出现学者对儒学做专门研究，所依之典籍为西汉文字新编之儒经，故可称为今文经学。诸如《尚书》出于伏生口述而成，《仪礼》则出于高堂生，《春秋公羊传》则分别出于公羊氏和胡母生。

而与之相对的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武帝至元成之世，中央集权加强，思想必须一统。

于是擅长帮闲的文人们为文多依经立义，论证君权神圣，专制合理，而这又要以先秦典籍的绝对化神圣化为基础，所依儒学经典多为汉初形成的今文经，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终形成颇具规模的学术重整运动。而完成此伟大拍马工程最为神勇且名声最著者当为董仲舒和刘向二人。

而在此经学大盛之期，竟有刘安的另类且出色的杂家之作《淮南子》，实属难得。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武帝时，其力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经典为经，而他的《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同为汉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

既欲古文今用，难免牵强附会，董文自不免与经典若即若离，注意逻辑的演绎和论说的从容，汉代文章至此从纵横驰骋变为坐而论道。

董仲舒主要职业之一为授课，其授课有一怪癖，喜下帷讲诵，不少弟子竟莫见其面。其二为皇家顾问，朝廷如有大议，便派使者及廷尉张汤亲临其家咨询。

董仲舒优而闲，未免生事，常以《春秋》中灾异之变推阴阳错行的规律。恰逢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被主父偃偷稿告发，算命算到皇家头上，当然应判死刑，后武帝又下诏赦免，经历一番死生悲喜刺激之后，董仲舒老实多了，再不敢妄言灾异，后以75岁高龄而寿终。

刘向（前77-前6），沛人，刘邦之兄楚元王刘交之四世孙，是继董仲舒之后的又一位经学大师，其影响虽无董仲舒大，但在著述方面则远胜于董。

刘向堪称多产作家，《隋书.经籍志》录其作六集，且其学博而杂，曾修订了《战国策》，编纂了《说苑》和《烈女传》，而后者则成为所谓的烈女贞妇的学习范本。

同为经学大师，但在释经方面，董仲舒好发己意，而刘向则开了引经据典的风气，故其文不免有繁琐、迟缓之弊。

刘向千古名文自是他的《谏营起昌陵疏》。其先写孔子尚薄葬，再写始皇厚葬误国，全文娓娓而谈，一气呵成，如文曰：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其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有余，石椁为游棺，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载！此文直批成帝糜费厚葬、剥夺民力，勇气可嘉，难怪其曾三次下狱，幸而被免死才得以善终。

刘安（前179年-前122年），刘邦少子刘长之子，武帝之叔，袭封淮南王，其博学能文，工于辞赋，为人风雅，喜欢读书操琴，而不喜欢骑马射箭。

他在封国中招纳四方宾客、术士几千人，集体编纂了《内书》、《外书》、《中篇》以及探述神仙黄白之术的二十余万言。其中内书共21篇，世称《淮南洪烈》，又称《淮南子》，其思想以道家为主，兼采各家，不仅以百家之说讲哲学政治，也讲社会历史、人文风俗，乃至神话传说、寓言故事。

《淮南子》内容之庞杂，固然与集体创作有关，亦与刘安借以维护藩王自身利益有关，武帝独尊儒家，而淮南则兼收百家，其意不言自明。

《淮南子》在文学、史学都有一定的地位，难怪后人曾评其奇异超出《离骚》，其奔放可与《庄子》、《列子》相比，其精密则如《春秋繁露》。

刘安之父刘长力能扛鼎，相当骄悍，后因谋反遭文帝流放，于凤翔绝食而死。

刘安则喜文厌武，武帝亦颇好文学，对这位博学多才的叔父甚为尊重，对其所作《内篇》也喜爱非常。

刘安位尊处优，本应知足，但其血管中却流淌其父叛逆之血，早怀异心。

前135年，天上彗星现，有术士预言天下将乱，可起兵，刘安便异想天开，武帝无太子，诸侯王可在乱中夺得皇位，他便加紧打造兵器，积聚财富，招纳各种人才，准备谋反，可正当他犹犹豫豫、尚未起兵之时已被告发，落得自杀身败的下场。

书卷气太浓之人绝对不适合搞政治，书读多了，难免迂腐而多幻象，再兼心思缜密，优柔寡断，判断往往失误，就像这位在文学史上留下美名的刘安，却只能在政治上添段颇具悲剧色彩的笑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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