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原磊石山上作《哀郢》 屈原《哀郢》行经路线考 彭仁满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对屈原在顷襄王之世的放逐去向，写《七谏·哀命》对《哀郢》进行了解读。 “哀时命之不合兮，伤楚国之多忧。”这实际是解读《哀郢》之题是“伤楚国之多忧。” “内怀情之洁白兮，遭乱世而离尤。恶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浊而不知。”解读的屈原被迁的原因是“遭乱世”“世溷浊”，屈原在楚都不能容身。 “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离。”解读屈原南到了沅湘结合部，说明屈原“民离散”指的是君臣离散，也说明屈原“东迁”到的就是东南方向的沅湘结合部。 林庚先生从文本出发，认为“哀郢”并不是“破郢”，郢都并没有被秦攻破，证据是屈原的“哀故都之日远”，说的不是故都的陷落。尤其是乱词部分“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他认为《哀郢》的原因是屈原表述想回郢都而不能回的感情。所以《哀郢》全文，主要是说屈原的流放路程和自己忠贞却遭流放，想回郢都为国尽力却不能回的愤懑之情。 本人觉得其言可信，分析基本到位。如果屈原写的是公元前278年的郢都东迁，理有描写对秦军的愤怒之词，还会写楚王东迁的情景，但没有出现。从“辑齐扬”开始，我们看到的就只有屈原一家人的一条船在“浮”“顺流”“上洞庭而下江”，可见林庚先生的分析没有错误。 同时我们可以将九年推到他写作的那一年，就是公元前269年，屈原远离楚都27年，27年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还记得“西浮”“顺风”那么多的水流细节？为什么27年中只写了江介遗风和荒芜的两东门之事？从史料来看约公元前271～264年楚顷襄王二十八至三十五年，楚子思于寿春南兴建芍陂，引水灌田，不忧水旱。说明并无大事发生，此年屈原74岁或71岁，还会想回朝作为？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楚国“还阳”的节点，屈原的愤懑之情如何发得出？屈原还会在此年沉江？明显以278年的东迁来解《哀郢》的东迁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实际上屈原《哀郢》发愤懑之情，跟顷襄王不理朝政有关。 根据荆楚网《楚国大事记》：“约公元前291～288年，楚顷襄王八至十一年。客歌于郢中，始歌《下里巴人》，属而和者数千人；既歌《阳阿薤露》，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微，属而和者不过数人。顷襄王好色，不使风议，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 这样的一个楚王，屈原不愤懑有可能么？ 据此推断，《哀郢》有可能作于公元前288年冬至287年春。 那么屈原此年到底身在何处呢？ 1、 从《哀郢》来看，郢都发生了“百姓之震愆”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公元前296年，“怀王死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屈原作《大招》哀悼怀王。《太史公自序》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屈原列传》曰：怀王“竟死於秦而归葬。……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件事情才符合屈原一家人东迁的背景。直接导致“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由于史料中没有记载怀王回国是公元前296年哪一个月，故而东迁的时间有专家定为前295年仲春。根据笔者分析，定296年更加合公元前287年“合纵”的时代背景。如果是前295年又跟前287年的“合纵”背景相冲突了。 屈原“遵江夏以流亡”，这个江夏合写说明是江水分流夏水的相交之地，不是围绕江夏打圈子，而江夏在郢都附近的夏首之处，而下游处汉口是汉、夏、江三水相合之地，故而称夏口，就像汨罗江入洞庭处称汨罗口一样。 仲春时节多东风、东北风而言，夏水段落是东北方向，容易逆风，而长江水到洞庭是东南流，很多河道是西南流，容易获得顺风。故而屈原诗歌中多次出现“浮”“顺流”的字眼。加上屈原中途改变了东迁的主意，而“运舟”向先祖故地熊湘而行，于是就“上洞庭”，落脚之地就是“大坟”。 对于“江夏”的地域概念《坤舆典第八十三卷舆图部汇考四十一唐十五》云：“江夏郡东至寻阳郡六百里。南至巴陵郡七百里。”可见唐代江夏的概念还在巴陵（岳阳）北。屈原在江夏处选择长江道而行也符合“遵江夏”的概念。配合后面“上洞庭”，但此洞庭不是洞庭湖，而是洞庭之野，或者是屈原心中所认定的洞庭山（《拾遗记》确定的磊石山）、熊山，说明屈原是从岳阳北“江夏”抵达汨罗渊洞庭。 “出国门”先“发郢都”“去闾”离开家，带着家人。具体时间是“甲之晁”，出发地是“郢都”，首先的目标是“闾”，到家中。“去闾”就是接了家人离开老家，所以“民”指屈原的随从和自己的家人，因为屈原通篇并没有描写民众离散的情行，说的是自己一个人的事；随从跟随屈原到南方，也是跟家人离散。《楚辞》中没有看到屈原思念家人的作品，说明家人此次跟在身边，这是郢都之事。 入江后“楫齐扬”，“齐”说明是众人下浆，随从、家人同行无疑。“楫齐扬”的人则是屈原带来的船夫，帆船的可能性很大。也说明屈原的三闾大夫待遇和特权并没有取消，“迁”有可能就是异地任职了。在江夏连接处前面有一节向东行的逆风江道，不齐楫是走不动的。正好说明是东风为主，风阻较大。 路上屈原在船夫的桨声中，“哀见君而不再得”，望着岸边高大的“楸”树而声声叹息，然后泪流满面。可见这是悲伤怀王的举动，怀王已逝，想见到他已经不可能了，顷襄王他还是有机会相见的，但事实上没有见到。屈原在悲伤中，过了夏首又向西浮，回头看着龙门消失不见。在漫长的水域中，他心绪不解，不能释怀，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到哪个地方去。 地图上看从郢都进入江夏两水交接处，过了夏首后，有个弯道，西南而流。屈原“过夏首”“西浮”。对此句徐文武《“夏首”今何在》详细考证为：“在荆江的盐卡、木沉渊一带，是一处由东向西转向的'曲江’。乘船经过这一段荆江时，船头正好是折向西行了。屈原所谓'过夏首而西浮’正是真实地描写了荆江的盐卡、木沉渊一带江流走势。” 为什么屈原称为西浮？此节是向西南方向而行，是顺东北风之故。顺风顺流，所以这节河流正好。本人认为徐文武考证可信。 “将运舟而下（北）浮兮，上（南）洞庭而下（北）江。”“运舟”指必须调转船头改变往东方向，从旧河道西垂直向北（下），从北而浮（旧河道东），浮就是顺风，先北，后转向西南方顺风而“浮”（故道一节），又垂直向南“上洞庭”，这节河流正好到了东部长江入洞庭之野的河流段落。不过此处上就是南方，下就是北方。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地图均为上南下北的构图，可证。说明屈原已经到了今天洞庭之北。之后又“而下江”就是北向，到夏浦，背之又顺江南行。 很多研究者对上洞庭而下江不解，因为后面出现“背夏浦”。看完这张图，应该豁然开朗。“上洞庭而下江”的正确释读应该是顺江向南到了洞庭之野，又北上顺长江而行，这节图片上河道有两次这样的回合。第一次说了上洞庭向南，第二次说了“背夏浦”向南。朱熹注：“时未过夏浦也。故背之而回首西乡，以思郢也。” 楚“鄂君舟节”没有出土之前，难倒了很多学者，舟节的记载而言是“上江，通四水”，“徒（涉）江，入湘，就誓，就洮昜，入耒，就郴，沅、澧、油。”上江就是南江，先秦并没有洞庭湖，只有洞庭之野、洞庭山。所以这节江，是江夏与巴陵的分界地，北为江夏南为巴陵，就是屈原“背夏浦”而进入的上江就是南江，今天的北洞庭水域。从江（北洞庭）入湘（南洞庭），先秦无洞庭湖，说明北洞庭就是“徒（涉）江”的江流水域，专家翻译成上江，是正确的。北洞庭在江的概念中。从屈原“上洞庭”而言，上江就是徒（涉）江入湘，徒（涉）则有南向之意义。 《汉书·地理志》记载:“湘水北至下隽（岳阳）入江。”就是在岳阳境内入江，中又记：“北地郡，秦置。”“上郡，秦置。”上郡，就是南郡之意。上称南下称北大体是战国至汉的判断方位。《水经注》：“湘水左（西）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也。右（东）属微水，即《经》所谓微水经下隽者也。西流注于江，谓之麋湖口。”麋湖就是今天的漉湖，在磊石山西北，麋湖口是新墙河入湖口。今天的入湖在楚时就是入江。“鄂君舟节”的“上江”就是南江的概念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屈原《涉江》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济江湘”的问题。“上江”之称就是解开这个地点的密匙。 洞庭是黄帝张乐的洞庭之野，是河网密集的平原地带。湖南地质考古专家们均已定论。童潜明教授也考证汨罗是东洞庭湖的沉降中心，并称之为汨罗湖（实南北朝之青草湖）。《楚辞》中找不到一个湖字，也可证明此地并没有湖，只有沅、湘、江。湖最早出现在南北朝阴铿的《宿青草湖》中，洞庭湖最早出现在初唐宋之问《洞庭湖》中。磊石山是青草湖的地标，说明青草湖的前身是沅湘合一的区域。《荆州记》：“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百里，日月出没其中。”张修桂先生说：“舟节铭文水流交汇不及入湖，与《庄子》、《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所载—致，互为佐证，则先秦两汉时代的洞庭平原景观，客观存在，无可怀疑。”楚时没有洞庭湖，那么《山海经》所记：“湘水入洞庭下”中的洞庭就是洞庭山。《拾遗记》将磊石山称为洞庭山，是很有道理的，今天的概念也是湘水从磊石山下入洞庭湖。不正好说明磊石山就是洞庭山？“入洞庭下”不就是洞庭山下入江？ 2、 屈原的目标是“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去”可以解说为离开，当然也可以解说为到和方向。这个所居在洞庭东部，顺着长江南流“上江”东岸线而来，所以称来东；终古之居，就是先祖所居之地，这就是“熊湘”。即罗子国的熊山（磊石山）和湘山（黄陵山）之地（详论见本人《熊湘山考》），自己最后自沉的“首丘”。蒋骥云：“熊湘实此。” “上江”西南流，风为东北风，顺风顺水，逍遥而来东，十分吻合。如果继续向东北而行则是逆风而行，何有逍遥而来之感。岳阳也在郢都之东，方位也并没有错误。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 我的灵魂时时都想着归去啊，哪会片刻忘记返回故乡？这个返说明是要向北而行，说明他到了南方。因为要返的地方是江夏。“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他背对着夏浦而西思郢都国事和家乡，哀伤着故都一天一天离得越来越远。此句意思方向感很强，背对夏浦，向南而行，这是从北向南走。如果是向东北而行，则是“面夏浦”，屈原解说是相当清楚的；说明屈原“下（北）江”后又进入了“上（南）洞庭”的江道，到了目的地“大坟”。 “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大坟本义是坟墓，特指在坟墓上封土成丘。引申为堤岸、高地、高大等。这个登上岸，就有结束此次行程的意义，那么到了终点，这就是先祖故居之地，所以称为大坟。暗指到了洞庭磊石山这座洞庭山了。磊石山今天海拔90多米，屈原时上有龙神祠，下有纪念黄帝的小招堤。地理特征也非常符合这个“大坟”，还形如熊耳。传黄帝张乐洞庭之野时，登上此山作韶乐，十二只雌雄凤凰在东边凤凰台上应律侣。而此句屈原在汨罗渊写《怀沙》末段有“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之句，则也是对此地的呼应。 “登”充分说明他在此地下船。在这儿屈原西望洞庭原野，北望长江，西望沅湘合流。正合他如下之语：“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离骚》）”说明他从沅湘合流之地出发，到九疑就重华。进一步说明屈原居住的地方就是磊石山这个地方。“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湘君》）”长江与沅湘合流顶托，故而长江安流，正跟平江之名来源一样。“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怀沙》）”“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沈流。（《惜往日》）”此两句就直接说明了汨罗渊。而磊石山东就是屈原自沉的汨罗渊。 东方朔《哀命》诗记屈原到沅湘后“测汨罗之湘水兮，知时固而不反。伤离散之交乱兮，遂侧身而既远。”解读这个沅湘结合部在“沅湘之玄渊”之汨罗（渊），磊石山周边水域的罗渊。后世确定为屈原区境内的河泊潭至磊石山。此句更指明了此次的“上沅湘”乃与顷襄王的放逐有关。 那么到了汨罗他居住在哪儿呢？《哀命》云：“处玄舍之幽门兮，穴岩石而窟伏。从水蛟而为徒兮，与神龙乎休息。何山石之崭岩兮，灵魂屈而偃蹇。”此节解说屈原居住之境，有神龙出没，是座石头山。这山在屈原区汨罗渊，就是磊石山。此地有龙窝，也有翻流水，洞庭湖第一座洞庭龙神庙诞生之地，中国第一座屈原庙也在此山。 “念私门之正匠兮，遥涉江而远去。”说明屈原九年后从磊石山涉江，就重华。“念女媭之婵媛兮，涕泣流乎于悒。”说明屈原《离骚》写于《涉江》之后。“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没身而不反。”说明屈原在高丘凤凰玉笥山下投江。 后来晋王嘉《拾遗记.洞庭山》记载屈原隐居、沉江、立庙。《长沙府志》直接将此标题改写为《屈原隐居洞庭山》。“洞庭山浮于水上……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乃赴清泠之水。……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懂些屈原历史的人一看，就明白洞庭山说的就是磊石山。屈原正是自沉磊石山下的汨罗渊。这是《山海经》之后，第一个把洞庭山落入地方之山的记载。比《水经注》洞庭山、君山、艑山并列不确定而记的记录早100多年。比后汉书也早100多年。 唐代后则将洞庭山名号落入君山，是因为有了地质大变化后，形成了洞庭湖的名号而来的。从楚有“上江”之称来看，洞庭山的位置也在磊石山。从《山海经》洞庭山距夫夫山东南一百二十里的地距来看，磊石山也正好。夫夫山基本可以推断为天井山，因其北为望夫山，大概因夫夫山而来。两湖平原立体地图中天井山形如“夫夫”，立在中间。说明《拾遗记》记磊石山为洞庭山，并不错误。“湘水入洞庭下”，今天湘水也正好入磊石山下而入洞庭湖，说明洞庭的起点就在磊石山，故而后世称磊石山与洞庭相通。 屈原在此洞庭山隐居、在此山下沉江，楚人当然率先在此山上立庙。这很正常和真实，后来唐代开始对屈原尊封，皇帝敕封磊石庙（屈原三闾祠）为昭灵侯，这正是认定磊石山就是洞庭山。 汨罗江南边的黄陵山，是可以确论的湘山，汉书《地理志》有“湘山在（湘水）北”的记录，汉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赭湘山二妃祠的记载，北魏有郦道元《水经注》唯一一座黄陵二妃庙的认定，有张缵《南行赋》黄陵、赭山的统一认定论，唐有韩愈以上三者统一而录的《黄陵庙记》。所以《一统志》记：“黄陵山一名湘山。”而唐代之前是没有文献认定君山为湘山的，记君山为湘山是宋代的《方舆》。湘山确定为黄陵山，磊石山理所当然就成了熊山。形如熊，也形如熊耳。“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黄帝过“上江”登上的第一山当然是磊石山。说明屈原先祖熊绎所封“熊湘”就是岳阳到长沙的区域，而罗子国地是其中心地带。屈原在此起崇国之情，居住在此也理所当然了。 两千多年来从来就没有人正确论证过熊湘山，所以就注意不到这个“大坟”之地是《哀郢》的落脚之地，全因把陵阳当成了地名。 综观《楚辞》明确沅湘结合部的有《离骚》《湘君》《湘夫人》《怀沙》《惜往日》，独写沅水的是《涉江》，只涉及湘水的有《渔父》。因此也说明沅湘结合部的磊石山一带就是屈原的常居之地。所以贾谊司马迁才依据“沅湘之玄渊”“沅湘分流汨兮”“罗渊”确定了一个屈原自沉的汨罗渊。《拾遗记》也云屈原隐于沅湘。 “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一见这片安乐的土地悲心又起啊，可怜大江两岸还传承着古朴而独特的遗风。平乐，说明这片土地并没有过战争的骚扰，历史上除了发生在屈原之后的秦灭洞庭、五渚的一次记录，楚史及其它史册中再也找不着罗子国地有战争的记录。说明这片土地自熊绎起，就是楚国牢固控制的后方基地。《湘阴县图志》记：“黄帝封子张渤于罗。”罗地早在迁罗1500多年前就是楚人的先祖之地，后三苗到此，禹帝灭三苗，剩下零散部落。熊绎受封时，此地部落均已“率服”熊绎，固而周王作顺水人情封了熊绎这片包括洞庭东部的“荆蛮”之地，都丹阳。 而洞庭西部都是楚国后人陆续“占”下来的，这就很说明问题的，这也是楚文王敢迁罗于此地的底气。介，此字始见于商朝的甲骨文。本义是铠甲。后引申指特立；也引申为特异的意思。也通“界”。江界，就是江与沅湘（洞庭山）之界这个地方。就是上江与湘水交界之地，汨罗的地理特征就相当符合了。 相关史料记载： 南郢之邑，沅湘之间，民欲信鬼而好祠，祠必歌乐鼓舞，以娱诸神。屈原放逐，愁思沸郁，屡见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因作《九歌》。楚人信奉之鬼神多而杂，既有太一、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也有风伯、雨师、司命、司祸、地主，还有高辛、轩辕以至伏羲、女娲。楚贵族常求巫、问卜，死后下葬必置镇墓兽等仪具，意在驱鬼辟邪。 这就是“遗风”。当然包括了三苗巫风和“江传二女游（张说）”的端午竞渡等风俗，不上岸居住下来了解情况屈原不可能有此语，而此语在“陵阳”之前，说明此地才是屈原居住了九年的地方。 亲历过高山峻岭的屈原，没把海拔才90多米的磊石山当成山，于是把它叫成大坟。说明屈原到此磊石山没有名字，因为先祖屈瑕之关系，屈原不愿意提罗，《楚辞》中也不见罗山、罗水，但却是屈原心目中认定的洞庭山。 嘉靖《湘阴县志》有记“萧婆镇前后有屈潭”。今在沅江屈家潭区，其镇更名肖波镇，潭东不远就是沅水草尾湖，位于磊石山西北十一公里处（沅江水域）后改称屈家潭，相传是屈原家人及后裔居住于此的地方。跟《哀郢》登“大坟”后了解民情风俗，并居住九年相对接；可以证明屈原《哀郢》去“闾”的意图就是接到了家人，一同到了磊石山这个“大坟”附近。汨罗地区发现的大量文物以楚文物为主体，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至少说明，《九歌》之中大多数作品在汨罗渊写成或完成，其中《湘君》《湘夫人》《山鬼》《河伯》等有地理特征和文化特征可证。 3、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意思是当陵阳仙到此河网密集之地啊也不知道南渡到何方。这个南渡是继续向南行走的意思是无疑的，反映的是屈原想离开这个地方，却面对浩淼的沅湘水域不知所措。《长沙府志记》：《水经》曰：青草湖，亦谓之青草山也。或曰：湖，北连洞庭，东近磊石，茭苇生焉。故水涸，则青青弥望，非青草之谓也。《常德府志》记：“洞庭湖，一名青草湖，其相连诸湖，唯此独大，则洞庭亦其总名也。”说明沅湘交合之地的青草湖有着阔大的水域。南渡，这是表达屈原在此呆了九年，有了离开这里向更南的方向行走的想法而已。 关于陵阳，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只说“陵”，一作“凌”。作波神解，就是水仙。刘向所作《列仙传·卷下·陵阳子明 》：“陵阳子明者，铚乡人也，好钓鱼。”这里陵阳是姓，此姓至今还有，此句说明陵阳地，旧名铚，后来因为陵阳子明仙人改铚山为陵阳山，改铚乡为陵阳。这都产生在汉代刘向之后的事情，说明屈原时代并无安徽陵阳地名，屈原怎么可能穿越未来而写陵阳地呢？所以后来解陵阳为地名者，是错误的。 汨罗湖（青草湖）正是九水汇入长江的入口，分支而来的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是“浩浩沅湘”。登上磊石山，可看到楚江分明的景象。所以刘向《九叹》之《离世》云：“惜往事之不合兮，横汨罗而下濿。乘隆波而南渡兮，逐江湘之顺流。赴阳侯之潢洋兮，下石濑而登洲。陵鬿堆以蔽视兮，云冥冥而闇前。”此诗在汨罗后将陵阳解说为阳侯，就是陵阳侯，水仙、波神。地点在汨罗和江湘交际之间，这个地方正是大坟磊石山之地，跟屈原《涉江》的出发地在汨罗“济江湘”正好一致。 西汉·扬雄《反离骚》云：“陵阳侯之素波兮，岂吾累之独见许。”这是跟屈原时代最近的语境，说明陵阳那个时代与水而说就是仙人。南齐·谢朓《将游湘水寻句溪诗》也云：“既从陵阳钓，挂鳞骖亦螭。”此陵阳不可能说谢朓从湘水跑到安徽去钓鱼吧。说明他们理解的《哀郢》“陵阳”也是这个故事。从语境上而言，汉至南北朝解说屈原的“陵阳”都在说是仙名而不是地名。 宋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说：“前投丹阳郡，有陵阳仙人。陵阳，子明所居也”。对照刘向“铚乡人也”，说明陵阳旧名就是铚乡。后人不认真索源，误会至今。洪兴祖是仙和地并列而说，但后世多跟地说却不跟仙说，是没有考虑历史已经穿越了1000多年的结果。 清代蒋骥首次将“陵阳”解为地名，并确定为今安徽省南部青阳县以南的陵阳镇。蒋氏认为“《哀郢》从郢至陵阳也。”但是，安徽的“陵阳”，离“夏浦”八百余里。而他视“背夏浦”南向、“顺风”“顺流”而“浮”之西南向而不察。故蒋骥的安徽“陵阳”说，完全是背道而驰。 赵逵夫先生说：可以肯定《楚辞》中的陵阳在江西省西部。赵逵夫先生的江西“陵阳”，距离“夏浦”的路程更远，约有一千二百里水路，舟船也难以通行。既与《哀郢》诗文不符；又与他自己的论点相悖，也不能成立。况且他也没有仔细分析屈原“运舟”改变方向是为了上（南）洞庭。而东行，逆风。屈原怎么“逍遥而来东”？ 林庚认为，“《哀郢》正是屈原九年放逐于鄂渚之后的作品”。这一“鄂渚说”，与《哀郢》《涉江》的内容比较接近。当然，从《涉江》的诗文看，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在鄂渚的江南，岳阳的“上江”也在鄂渚之内。《哀郢》云：“背夏浦而西思”，背就是背北而面向南。上洞庭后如再到湖北，又是逆东北风而行，屈原又怎能“逍遥而来东”？ 钱玉趾提出：“《水经注》说'江夏有西陵县’，西陵在今湖北黄冈西北。西陵之阳可能也称陵阳。”此说与巴陵说类似，巴陵之南也可称陵阳。所以把屈原的陵阳仙人派到西陵根本是不正确的。 游国恩认为，“陵阳现在不可考，并夹注：'有人说即安徽青阳县南十里的度阳当大江之南，庐江之北但屈原行踪未必至此’”。马茂元更否认“陵阳”是“地名”说：“旧作地名解，认为是屈原这次行程的终点，误。”的确，考古工作者在安徽青阳县境内的陵阳一带未发现过战国楚墓及楚居民遗址。 综合专家们的观点，实际上我们应该听从汉代南北朝文人们的定论。陵阳是姓，是仙名，怎么不可考呢？陵阳地名之争，可以休也！陨阳汨罗之争也就成无稽之谈了！ 陵阳不是地名，屈原上岸的地方就是大坟，这是诗中明显记载的一个登陆地点，位置在“江介”，按《水经注》就是磊石山。按汉书《地理志》在岳阳与汨罗分界线不远，最高的地方就是磊石山。继续分析，磊石山继续加分。 实际上真的要按地名解说，陵阳也可以直接解说为巴陵之南，简称陵阳，或者就是此大坟之南，这不是大坟么？陵墓之南，也可以称陵阳。说明是屈原走到了大坟之南看南渡，不是向南而行么？屈原后面也明确了：“江与夏之不可涉”，就是不能涉了，说明北方和湖北他不可能再回，也充分说明他在南方。 “淼南渡”是此处广阔的水域。当也可解读为挡，这就是挡陵阳之波到时。这里是屈原笔下的“玄渊”、“浩浩沅湘”之地，当时此地并没有陷落，故而洞庭只有此处有一个巨大的渊，就是潇湘之渊，南北朝时叫成青草湖。南渡是向南的渡口，此处凤凰山磊石山就存在着与黄陵山之间的南渡，后来因屈原故宅称为了南阳渡。公元前689年，罗子国居此，就称迁湘水之阴，可见罗城北的罗水就是一大片湘水，这就是江南之地，也是湘南之地。 “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连大厦荒废成丘墟都不曾想到啊，又怎能再度让楚国两个东门荒芜？但很多专家又把这个东门扯进了郢都，说是郢都东门，把落脚地扯回了北边。让屈原又回了一次湖北，为《涉江》“济江湘”找到理由；屈原在磊石山此地难倒不能“济江湘”？岳阳是湖南北大门，罗城、麇子城又何尝不可以称之为楚国的东门？ 据考古报告，长沙楚城始建于战国时期，说明罗子国迁入此地时，长沙是其边垂。吴起变法后，为解决小国移民问题和粮食问题，通过罗子国地才打通了长沙及其南土。有专家认为长沙城建于怀王上任前后，所以屈原到达此地罗子国城市中心有上移倾向，罗氏贵族大多进入长沙。另根据罗城考古报告，今罗城城墙也是战国产物，但在城基下发现的文物大多是春秋时期的，说明罗国春秋城战国时代荒芜过（屈原到此城史近400年），后来又进行了重建。罗城也正是南郢的第一东门，楚国南统进入湖南的第一大门，言其东门也不为过。这也就是屈原留下来的理由，决定守在这个东门，并重建这个都城，这绝对就不是一种巧合。如果要说成是两城，罗国地还有一个公元前594年前后的麇子城在巴陵，屈原来此相隔也有300年了，也可能荒芜。所以这句话，写的罗子国地是最有考古依据的。 “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心中久久不悦啊，忧愁还添惆怅。“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郢都的路途是那样遥远啊，长江和夏水不可涉。这是说江夏已经难回，并不是说这次回到了江夏。这是屈原思念故都之语，他太想回去了，但又回不了。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忽然间就被放逐，不被君主信任，至今九年多了而回不去。思绪也就到了现实，说明屈原此时已经居住在此“江介”的大坟之地九年多了，那么时间就是公元前287年。 4、 “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至“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这一节是直接点名批评楚顷襄王的。 为什么屈原会出现这样的愤怒呢？ 史载：约前291～288年顷襄王客歌于郢中，始歌《下里巴人》，属而和者数千人；既歌《阳阿薤露》，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微，属而和者不过数人。顷襄王好色，不使风议，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 正是这样，屈原在九年历程后才会大骂顷襄王胸无大志，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说明屈原已经对顷襄王彻底失望了。 “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尾声：放眼四下观望啊，希望什么时候能返回郢都一趟。“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鸟儿高飞终要返回旧巢啊，狐狸死时头一定向着狐穴所在的方向。“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确实不是我有罪过却遭放逐啊，日日夜夜我哪里能忘记我的故乡！ 此结尾很明显地表达了屈原虽然找到了先祖故地，如果不是先祖故地他也不会在此一呆九年了，但还是希望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终老，这就是东方朔所言屈原：“生于国长于原野”的国都之地秭归。 综合而论，屈原《哀郢》的走向而言，是先向正东，而后顺风“浮、上、背”基本等都是西南行走方向，除了出门入江夏前用了“辑齐扬”是逆风向东外，全诗再没有体现逆风而行的艰难，故而不可能北行，就是没有经过夏水向北。“上洞庭而下江”之后也没有体现逆风之行，说明他们没有进入汉口，而是直接从城陵矶到了洞庭山，所以这个大坟正是“上江”之南的磊石山。 此船这次也没有进入湘水、沅水，必然是在此直接居住下来了，也就没有到长沙，而且是一呆九年。同时说明这个九年中屈原真正地隐居在此，此诗无湘也无沅，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屈原九年中并没有涉四水的经历，只是对此地的遗风进行着研究，撰写《九歌》为主，平时可能是帮助罗子国重建国都、亲自主持玉笥山南阳祖庙、磊石山龙神庙、湘山黄陵庙（二妃）的祭祀活动。故而“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原栖此作九歌”的历史记载是无误的。《拾遗记》云：“屈原隐居洞庭山”，也没有错误，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 正是因为此诗中无沅湘，就让江北研究者想象活跃，陵阳地名之争就应运而生，其实没有必要浪费这个时间。 陨阳汨罗之争，更是乾坤大挪移，汉江变长江，四水重安置。 汉水称江是南梁(公元502年～557年)时代，菩提达摩首云：“心里能藏事，说向汉江滨。”距离屈原沉江时间780年至845年。与贾谊定论汨罗也有680年至745年的时间之差。时光穿越，关公战秦琼。有必要搞出这么一出闹剧？ 屈原公元前293年在黄陵湘山作《卜居》《天问》，公元前292年在磊石山作《悲回风》。经历了一番激烈的“生死之挣”的思想斗争，特别是《悲回风》思抱石沉江，也可证明屈原居住在汨罗磊石山和玉笥山上。 根据历史记载分析，屈原应该在公元前287年开始《涉江》。就是《哀郢》骂完顷襄王后，又听到了顷襄王的好消息。 原因是此年（楚顷襄王十二年）“苏秦、李兑约赵、齐、楚、魏、韩五国攻秦，罢于成皋。”这事传到屈原耳中，这可是屈原坚定地认为“合纵”才能救国的策略啊，还不让他高兴地跳起来么？也许从这件事看出，顷襄王又让他有所期望了。这一年“合纵”再现，是屈原乐于看到的事情，他也才会有强烈的想回朝效力的热望，自以为顷襄王会招回自己，可一直等到秋天也没有半点消息，心情也开始绝望。他坚定地认为楚王已经放弃他了。所以他问自己要南渡到何方，走动的念头也起来了。故而本能地想为自己的希望做些事情，也就是爱国的自觉实际行动，于是着华服《涉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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