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重在对医理的阐述，《伤寒杂病论》则重在方剂的应用。这就使《黄帝内经》给人一种脱离临床的、充满玄奥枯燥的理论的感觉。而《伤寒杂病论》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罗列方证，绝口不提组方原理，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脉证，和有了这脉证后为什么要用此方。也就是说，《伤寒杂病论》完全抛开了医理，这就使后人形成死背经方的习惯，以方套证，而慢慢忽视了医理。 可以说，《伤寒杂病论》的问世，造成了“理法”与“方药”的隔离——抛弃“理法”而死记“方药”，成为大部分中医“吃现成饭”的一种偷懒捷径。 这并不是《伤寒杂病论》的错，其实书中每个脉证和方剂中，都含有与《黄帝内经》相同的“理法”。是我们只见经方的效果好，而忘记深研其中的医理医法罢了。这就如只知爬树偷吃仙人果，而不知寻求怎么自己种仙树的道理一样。 下面就举一个用《伤寒杂病论》的经方，来阐述《黄帝内经》医理的例子，与大家共享。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是《黄帝内经评热病论》中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而桂枝加桂汤也是《伤寒杂病论》中的一个名方：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也。桂枝(去皮)五两，芍药三两，生姜(切)三两，甘草(炙)二两，大枣(擘)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本云桂枝汤，今加桂满五两。所以加桂者，以能泄奔豚气也。 下面就桂枝加桂汤对“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一医理的体现进行分析。 首先，此证是由烧针发汗引起，我们都知道“汗多亡阳”，那么这个阳是指体内的阳气吗？笔者认为，此处的阳不能仅作体内阳气看，它还应指阳所处的部位。对人体来说，上为阳下为阴，表为阳里为阴，从脏腑来说应该是心肺为阳，肝肾为阴。那么汗多亡阳，完整的理解应该是发汗过多，造成人体上半身的心肺阳虚。 其次，发汗过后，此时又出现“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症状。所谓“阳化气，阴成形”，下针处受寒，则血遇寒而易凝，气遇寒易郁而化热，血凝则如核凸起，郁热则发赤。 第三，同气相求，针处受寒，则外寒会引动内寒。且皮肤如核凸起，皮肤上凸起，皮肤下则会形成虚空，也容易吸引身体内里的阴气动起来。所以要“灸其核上各一壮”后，再服桂枝加桂汤，灸正是为了填补皮下虚空。内寒受到了惊动，那么内寒向哪个方向动呢？ 第四，气体的流动规律是从高压流向低压，高压为实，低压为虚。根据上文分析，发汗已经造成身体上部心肺阳虚，即在体内的心肺之处形成一个低压。其次针处受寒，引动内寒（阴气），由于阴气未有耗损，一旦惊起，便形成一个高压。阴气从高压向心肺阳虚的低压处流动，这不就是奔豚吗。 豚，本为小猪，猪为亥水，鼠为子水，皆阴物也。仲景取豚为名，是亥为阳水，阳者好动，另老则易静少则易动，小猪好动，所以奔豚即可形象的表明体内阴气如好动的小水猪一样，直冲心肺。 由此可知，因为心肺阳虚，致使阴气奔豚上侵，这不就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真实写照吗。 仲景拟桂枝加桂汤以治此证，正是取桂枝汤本来就有调和营卫、巩护脏腑正气的功效，再加上桂枝能大振心阳，所以桂枝加倍后，正气得固，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外来邪气，故仲景说“所以加桂者，以能泄奔豚气也。”即将奔豚之气从阳位泄走之义。也体现了“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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