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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对于毛主席而言也是如此，历史无数次证明他是正确的，但他也经历过无数次挫折。  历史书上写，遵义会议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是我党和红军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感觉像是一件非常顺利、按部就班，目的就达成的事情。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9军团中央代表的凯丰，当着所有与会代表的面，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毛主席，说了一番尖酸刻薄、有意挖苦的话：“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指挥打仗吗？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这句话，在此后的数十年时间里，毛主席一直都忘不了，还常对人提起；那种难受，他恐怕是一辈子都没有忘记。 正值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凯丰同志为何表现出不团结的态度，还指责毛主席“不懂马列主义”，更反对毛主席领导红军？遵义会议后，凯丰的人生又是怎样？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20岁就参加革命，组织农民运动。而凯丰和毛主席的矛盾分歧，要从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说起。长征开始前，毛主席同张闻天、王稼祥对当前局势，及红军该如何长征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现在红军托带着大量笨重机器设备行军，根本不是在转移，而是在不紧不慢地搬家。  对此，毛主席向李德、博古提出建议，将这些东西全丢了，部队轻装前进。结果，已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色革命形势直转急下的李德、博古二人，完全不听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还认为毛主席是山沟沟里的人，总喜欢和“农民混在一起”，继续固执地“重装搬家”。 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央红军在李德、博古不切实际的瞎指挥下，经过湘江战役后，8万6千名战士，锐减至3万余人。这就算了，刚伤亡惨重、士气低迷的3万红军，又将被气愤的李德、博古，拉去跟20万士气正旺、装备精良、守株待兔的国民党军硬拼。这无异于是送死，彻底葬送中共革命！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即便此次逃过一劫，那下次呢？在李德、博古这批人的折腾下，中国革命哪有成功的希望？毛主席果断决定，联系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召开一次党内的紧急会议。 会议上，毛主席条理清晰地将李德、博古去湘西的军事路线，驳斥得一无是处，并提出解决方案——往贵州走，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兵都是“鸦片兵”，不经打；西进贵州才是红军唯一的活路！毛主席的提议，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因此部队转战贵州黎平；在黎平，再度召开军事会议。 黎平会议上，毛主席、张闻天和博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主张返回黔东地区，在湘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毛主席指出这是“自投罗网”，主张去川黔边界，成立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边区根据地。此次会议，周恩来又一次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边，使得红军再次转危为安。  1934年12月20日，张闻天和王稼祥终于确定了一件事——红军再让李德、博古掌权，怕是再无翻身之地，唯有毛主席出来全盘接过军事大权才行。王稼祥联络到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左权等红军元老，将自己同张闻天的想法说出，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在“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的呼声下，1935年元旦刚过，李德就被解除了所有军事领导职务，不再拥有红军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15日，青史留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了。会议开始后，博古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失利报告，把所有问题都归咎在客观原因上——如敌人过于强大，说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 博古原以为自己报告完，能得到与会同志们的认可，可实际上除了凯丰同志，其他同志表现得兴致缺缺、十分冷淡，就是曾经的好“战友”李德，也是一言不发。而凯丰之所以对博古较为支持，主要是两人相识较早、交情很深，凯丰的入党介绍人还是博古。 但在中央苏区时，凯丰对博古的政策并不是很支持，但他更不支持毛主席，坚信王明的那套“山沟沟里怎么出马列主义”。会议继续进行，无论博古、凯丰怎么发言，都得不到其他代表的支持，又指不出毛主席发言的错误，最后只得进行人身攻击般的挖苦。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句。 说到最后，凯丰眼睛定在李德身上：”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全场一片寂静，李德没理他，自顾自地发呆，当事人毛主席表现得很淡定，抽着自己的烟。见凯丰说完，毛主席才抬起头、站起身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反驳。凯丰听后，颓然地坐下，他知道大局已定。但他还是不服气：“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犹如神来之笔般，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让红军脱离危险，更让反动派疲于奔命。这让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凯丰，对毛主席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后来凯丰当众宣布：“现在我收回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凯丰更用实际行动支持了毛主席，在两河口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的北上方针，之后还在机关报上刊登了批评张国焘的文章。 毛主席也为凯丰的转变感到欣赏和高兴，当众肯定他是：“可造大才，可堪大用。”红军抵达延安后，凯丰担任中宣部长一职。新中国成立前后，凯丰担任起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都是要职。  1955年3月23日，凯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凯丰的故事告诉我们，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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