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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92 篇文章 编者按 陶瓷岩相分析是借用地质学手段观察器物成分特征的一种考古学方法。本文回顾了该方法用于陶瓷研究的发展过程，简要介绍其分析方法与典型案例。指出其作为单一科技分析手段，在帮助解决综合性问题时存在的局限性。最后建议在操作链概念指导展开陶瓷岩相分析，并整合科技分析、实验考古以及民族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以进行信息提炼，以重建陶瓷手工业的发展史。本文认为，岩相分析是陶瓷考古能够广泛掌握并易于应用的有效分析手段。 ———————— 陶瓷岩相分析是借用地质学手段观察器物成分特征的一种考古研究方法。本文回顾了该方法用于陶瓷研究的发展过程，简要介绍其分析方法与典型案例。指出其作为单一科技分析手段，在帮助解决综合性问题时存在的局限性。最后建议在操作链概念指导展开陶瓷岩相分析，并整合科技分析、实验考古以及民族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以进行信息提炼。本文认为，岩相分析是陶瓷考古能够广泛掌握并易于应用的有效分析手段。 岩相分析是探究陶瓷类考古遗存成分性质的有效方法之一。实际操作中，对标本进行切片处理，在偏振光显微镜下观察切片中各类包含物特征，如颗粒物的性质、大小、形状、分布位置以及配比情况等。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进一步辨别、记录并统计标本结构的岩相数据信息。继而结合其他考古背景，帮助解决产地，技术以及贸易交换等相关重要问题。考古学家意识到这一方法的重要性和效用而不断予以完善，在过去的数十年间, 岩相学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到了不同时空以及不同类别陶瓷材料的研究之中。 陶器生产是最主要的古代手工业门类之一。特殊陶土制品包括瓷器及其生产活动的变迁与兴衰往往与时代、环境资源，经济技术以及社会文化乃至宗教信仰变迁的背景密切相关。尽管岩相学方法已经被认为是陶器研究的有效途径，并被用来解决产地与贸易、生产过程与技术选择等问题。但从整体来看，目前该方法在相关研究，特别是生产技术研究中还没有被广泛运用。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陶瓷岩相分析并非传统考古学的方法，而是由地理学科中的岩相学衍生发展而来的手段。单一分析手段在数据信息的提炼中往往会有自身的局限性，岩相分析法也不例外; 第二，目前学界对岩相数据的阐释并未有系统或公认的范式，这使得岩相分析的结论缺乏指导性和一致性; 第三，作为纯技术性的分析手段，岩相分析者与考古学家目前在操作和分析中往往缺乏沟通，问题意识的不同导致数据分析与阐释不能流畅而有针对性地展开。 本文在介绍与回顾陶瓷岩相分析应用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结合操作链概念以及整合运用其他分析方法的设想。同时建议考古学家能够熟悉岩相分析的潜质，并有目的地运用到陶瓷器研究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发挥该方法的作用和优势。 发展与应用 英国科学家亨利·克里斯顿·肖比被认为是借用岩相切片法分析考古材料、解决考古问题的先驱。早在1870年代，肖比就运用岩相学方法对东英格兰地区古罗马时期与中世纪的砖瓦类制品进行分析，并于1887年在谢菲尔德大学发表相关演说。之后，肖比又对英格兰以及埃及等地区的古代遗物进行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肖比当时的岩相方法并未用于陶制品的分析。其后，有些欧洲学者陆续尝试将岩相学方法用于陶制品的研究。遗憾的是，这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可以说，岩相分析尤其是陶器的岩相分析在诞生初期似乎并没有引起考古学者们太多的重视。 1940年代，美国学者安娜·谢帕德系统应用岩相方法对新墨西哥格兰德河地区的漆釉陶器展开研究。在对考古出土样品进行切片观察的基础上，安娜依据羼料类型对样品进行岩相分组，通过比较不同地点的土样，设法分辨样品的具体产地。其后，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韦恩·费尔茨选取不同层位的土样与陶片进行岩相分析，设法了解土耳其西部古特洛伊地区的陶器生产。相对于产地的判断，费尔茨更多关注陶片所蕴含的生产工艺方面的信息。通过对比样本切片中不同羼料的成分与比例，注意到该地区的陶器生产工艺有历时发展的现象。同时注意到本地生产陶器中亦含有不同的胎土成分，显现出了不同的成型技术与烧成工艺特征。通常认为，安娜与费尔茨的研究是系统运用岩相方法对古代陶器进行科学分析与阐释的开山，将分辨产地与生产技术作为研究两个主要课题。 有趣的是，两个主要研究取向出现之后，早期陶器岩相分析的实践较倾向于解决产地与贸易而非与技术相关的问题。戴维·皮科克对康沃尔与费什本地区史前陶器的研究基本奠定了早期陶器岩相研究的分析模式。1969年，通过对已发表考古材料的整理与归纳，运用岩相分析，皮科克提出英格兰南部康沃尔地区的史前粗制陶已经能够通过贸易交换扩散到韦塞克斯地区及其他地区。1971年，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皮科克采集夹砂灰陶，含粗云母器物以及少量釉陶残片对费什本地区的陶器生产进行了研究。在发掘报告中，皮科克运用背景分析（textural analysis）与模态分析（modal analysis）对切片成分进行了统计，并明确提出背景分析应该是岩相分析阐释的有效途径之一。此后，安娜与皮科克通过辨识样本包含物特征，对比不同地区地理特点，以此分辨产地与贸易分布的研究模式开始流行。 20世纪下半叶，在新考古学的影响下，陶瓷考古的岩相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新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研究应该更加人类学化和更加科学化。就陶器岩相分析而言，考古学家关注的“技术”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 (1) 陶器岩相分析被广泛认为是重要的科技手段之一，应该大力推广。1980年代，该方法在英国得到了较为系统的发展。南安普顿大学实验室的建立，各项研究基金的建立和专项会议的召开等等都在这一时期出现。(2) 生产技术成为岩相分析的关注焦点。虽然早在1942年，费尔茨曾运用岩相学方法对制陶技术进行分析，在其后几十年间也有一些文章问世。但相对于产地判别，问题导向对生产技术的关注相对较弱。新考古学对技术的重视，使得考古学家意识到，陶制器物不仅具有年代学意义和文化性质判定的作用，作为数量最为丰富的一类考古遗存，陶器生产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密切相关。而岩相切片能够为原料获取与制备及其生产过程等环节的研究中提供重要信息。 此后，岩相切片方法在陶瓷考古中日趋完善。1983年，威廉姆斯提出，陶器可以被看做是变质沉积岩的一种，这篇文章被视为岩相学方法科学合理性的基础。伊恩·惠特布雷德则有针对性地探讨了将土壤显微分析术语运用到可塑性陶土成分分析中去的可能性。1995年，惠特布雷德又系统采用岩相学术语与方法对希腊地区的安佛拉罐进行研究。学者们对分析原理的深入探讨拓宽了岩相切片法的应用范围。除粗制陶之外，针对其他类别陶土制品的岩相分析陆续出现。同时，陶瓷考古概念的强化与相关理论的出现也使得该方法的应用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我国岩相分析的起步比较早。比如1964年，周仁、张福康和郑永圃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的陶器进行物理化学性质与成分分析，并通过实验考古和民族志材料来讨论早期陶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可谓我国岩相学分析的先声。1993年，彭长琪、焦新建、陈文学等在《江汉考古》上发表了《武昌青山北宋瓷器和窑具的岩相学研究》，分析青山瓷器及窑具的矿物成分、显微结构、化学成分和热性能。1995年，池锦祺、王昌燧等与日本学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新沂县新石器古陶器的产地分析研究》，对花厅遗址中大汶口风格和良渚风格的两类陶器进行了X射线衍射法和岩相分析，发现这两类陶器产地不同。近来的研究包括2017年《考古》杂志上郁永彬、吴小红、崔建锋等的《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陶器的科技分析与研究》，2019年《考古》杂志上陆青玉、王芬、栾丰实等发表的《丁公及周边遗址龙山文化白陶的岩相和化学分析》，2021年《江汉考古》上陆青玉、王琦、王芬发表的《陶器岩相学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2020到2021年《文物天地》三期连载了鲍怡、郑建明的《21世纪以来古陶瓷科技考古研究新进展》，全面而具体地介绍了陶瓷成分、结构、物相、同位素和热分析的最新方法。总的来说，目前陶瓷岩相分析法在我国的考古研究中尚未普及。它大体作为考古学文化的陶瓷分析提供一种技术鉴定，尚未与环境、文化与手工业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究密切结合起来。 方法与实践 科技分析在陶瓷考古研究中的主要作用是提炼物质遗存动态生命历程的数据信息。因此，器物的选料、生产、分配、使用、再利用以至最终的废弃阶段都是其研究的范围。从地质学视角出发的岩相分析能够对样本切片的结构成分进行判别，观察可能存在的成分分布或变异规律，统计不同成分种类的含量配比。所得数据往往包含着原料制备、生产制作、流通分布以及使用废弃相关的信息。 在经历了传统的器物分析与类型学研究阶段之后，目前陶瓷研究已经进入到背景研究的阶段。器物遗存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表象的观察、文化类型的判定以及作为相对年代的参照依据。考古学家开始关注物质文化的生产、发展以及消亡与政治、文化、经济和宗教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他们意在提炼考古遗存中所蕴含的显性信息与隐性信息，也努力运用各种分析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在陶制品的研究中，显性信息往往是指那些能够通过肉眼观察所发现的技术和风格特征。例如盘筑痕迹、模印的接痕、露天烧造的烧制面，以及器物表面的装饰等等。隐性特征往往是那些肉眼无法直观的特点，如成分结构、烧成温度以及生产过程中陶工的技术行为与技术选择。因此，岩相分析对于提炼陶制品的隐性信息特别有用。随着实际应用的普及和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从广度而言，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早期的粗陶，釉陶与瓷器也多有涉及。从深度而言，其研究不再单单聚焦在分辨产地，原料的采办与制备、生产制作过程，器物的使用与废弃也开始成为分析的内容。 原料的采办与加工是陶瓷生产首要而重要的环节。岩相分析对于原料环节的关注主要包括：（1）胎土原料的来源与选择，是本地获得还是外地输入？（2）原料的制备过程是否经过筛选、冲洗或者添加羼料？（3）原料成分是否存在时空上的变化？通常来说，原料采办与制备阶段相当复杂，考古分析有望在原料选取、采办、制作、使用过程方面提取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例如，采用形状规则和比例相近的矿物羼料，通常是窑工有意识选取、处理和添加的结果。岩相学也能够对客观数据及其变化进行观察和分析，并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例如，通过对比陶制品胎料与本地土样成分，结合考古学其他背景能够帮助判断原料来源问题，了解生产过程是否是本地采办原料或本地制作。原料制备的信息则更为的复杂，对于生产中胎料制备信息的提取，辨别剔除哪些包含物往往又比找寻添加哪些羼料类别更为困难。 生产制作过程至少包括成型、修整与烧造等三个大的阶段步骤。切片观察中，与该环节相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1）是否有制作步骤的痕迹存在？包含物颗粒的分布是否具有规律性？（2）器表有哪些修饰的痕迹？是否有釉层存在，釉层的厚度如何？（3）羼料中是否存在与烧造环境相关的种类？（4）不同烧造温度与氧化氛围对成分颗粒的具体结构形态产生了哪些影响？赖斯认为通过观察岩相切片能够获得肉眼无法直观的成型工艺信息。实际上，在生产制作的各个阶段，陶工的技术步骤与使用工具都会对成分颗粒的形状、大小甚至分布造成影响。例如，切片中片状矿物（如云母类）的线性平行排列有可能是轮制过程中均匀受力的结果。大量空隙存在的背后原因则可能是由于原料制备过程中的缺乏足够的揉捏挤压。同时，切片分析也能够观察到肉眼难以确认的器表装饰痕迹。比如器物内外表层稀薄的釉层，在显微观察下与胎体会有明确的分层。 在使用与废弃阶段，外界环境会影响切片的成分特征。例如特殊使用环境中，陶土基质与个别矿物成分颗粒的物理形态会发生变化。又比如埋藏过程中，地下水会影响可溶性成分颗粒的含量。同时，切片外层也可能带有样本埋藏环境中地质沉积物的信息。因此这部分的数据提取相对更为依赖样本的具体考古背景。 岩相分析在陶瓷考古中的作用和范围一直在不断拓展。目前，已经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材料中得到应用，帮助解决生产相关的原料、工艺、生产方式甚至使用功能等问题。以下列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案例。 《史丹佛陶器生产: 薄片分析与中子活化分析》以英国林肯郡地区的陶器作为分析材料。在类型学分类基础上，综合运用岩相分析与中子活化分析对该地区8-9世纪的生产情况进行探究。文章在低倍显微镜下对8（A-G）组样本的成分特征进行观察，显示成分颗粒定性特征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通过定量统计石英颗粒的形状与大小来辨别不同胎料类别后，整合运用中子活化分析样本微量元素组分数据，分辨出4（AD，EFH，BC，A组部分）处土样来源。其中，G组胎料初步判定为两种陶土（EFH与BC）的混合。同时结合样本出土信息，通过对切片颗粒成分大小统计以及受力痕迹的观察，判定建造窑炉的原料与制陶原料来源相同，但窑炉材料相对处理较为粗糙。并且，该地区制陶工艺，主要是原料采集与处理方面存在历时的变化。相比于岩相分析在陶瓷研究中的早期应用阶段，这篇发表于1980年代的文章已经明确地在考古分类基础上取样，同时整合运用岩相与科技分析方法提炼样品胎料特征、取土地点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资源使用情况信息。 《新石器晚期匈牙利陶器生产技术与社会发展》一文以匈牙利南部地区新石器时期伦杰尔文化三处不同遗址出土的45片器物碎片作为分析材料。在类型学基础上，从原料，胎土制备以及羼料三个方面对样本切片进行分析。通过辨别与统计不可塑包含物类别、特征与大小，将样本分为九组。文章尝试在系统考古理论框架内对岩相数据进行运用，从生产专门化视角对三处遗址的器物生产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三处遗址的陶工在生产过程中对原料的认知与处理方法相似，并且不同类型陶器的生产技术特征也没有明显差异，是生产专门化的体现。同时结合材料背景认为，胎料成分较好的样本可能作为显赫物品制作的，进而推断生产者之间存在竞争行为。这篇文章运用岩相学数据，对样本背后的生产行为以及生产组织背景进行推断，拓宽了岩相分析的应用范围。同时，这篇文献也是在陶器考古概念框架下有目的地展开岩相分析，并针对性的分析与阐释岩相数据的典型案例。 《岩相分析解读易洛魁人的陶器生产与吸烟习俗》以安大略省南部的易洛魁人安特莱克斯村落出土的陶器为对象，对87件陶片、38个陶制烟斗以及三处本地土样样本进行岩相分析。对陶土基质构成、所含矿物颗粒种类、形状、大小以及含量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首先，通过对生产特征的观察发现陶器与烟斗是由不同群体制作的。其中，陶器由少数经验丰富的陶工生产。陶土基质经过挑选与处理，羼料中火山岩颗粒的制备特征明显，包含物颗粒大小与器物大小有明显的关系。相反，烟斗原料来源较为广泛，制作者水平参差不齐。为进一步验证，作者对样本器表装饰元素进行了归类与统计，分析结果佐证了上述观点。其次，数量较多的镁铁质矿物颗粒在两类样本中的使用具有明显的背景因素特征。在技术上，这些矿物羼料并不会对器物实用功能带来很大影响，但制备过程需要耗费较多的劳力与时间。综合考量民族志材料与历史文献，作者认为羼料的使用极有可能是基于仪式用途的考虑。这篇文献以岩相分析为手段，从制作技术信息入手，以分析生产组织情况，并结合民族志对陶工的技术选择进行解读。 以费尔茨的文章为开端，岩相分析在陶瓷生产研究中的运用不断拓展与深入，问题导向的综合性更强。除了产地与交流传统问题外，生产组织、技术选择、功能特征等方面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不过在具体应用中，岩相分析的操作和解释在数据提炼和阐释等方面明显缺乏统一性和系统性，对分析结果的总结与阐释往往深度不够。如上述文献中，虽然不同地区的岩相分析者或尝试结合理论，或借鉴其他研究成果展开研究，但文章内容明显更倾向于数据描述，而非结论性的解释。例如对伦吉尔三处遗址的生产专门化程度进行判定后，作者没有进一步对该地区陶器生产的组织形式进行类型与规模方面的判断。又如，虽然结合民族志材料判断部分易洛魁村落的烟斗中镁铁质矿物羼料的运用是出于仪式功能的考虑，但文章对烟斗的仪式上功能与使用痕迹却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说明。 总的来看，岩相学在陶瓷研究中的应用尚未形成问题导向的研究模式，也没有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一方面，多数研究只限于对材料局部信息的提取与记录，没有与遗址其他研究相结合，以便充分利用其他相关信息进行整合和检验。另一方面，该方法在陶瓷研究，尤其是技术研究中的应用尚未普及。例如在以介绍科技方法为主的美国科技考古杂志（Archaeometry）中，岩相分析文章相对较少，并且所刊论文几乎全部围绕产地与交流问题展开。 这种现状实际上暴露了岩相学作为单一分析手段的局限性。作为科学分析方法，岩相分析的数据信息往往是凌乱和无法独立解决许多问题的。因此，本文认为岩相学方法需要在理论指导下开展研究，结合学科交叉和信息提炼，以明确的问题导向来进行陶瓷生产研究。 操作链与岩相分析 操作链与陶瓷生产 “操作链”的概念由法国学者提出，最早作为研究旧石器剥片过程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意在突破器物类型研究的静态分析，关注打制石器生产的一种动态步骤。后来，这种方法论被考古学家与技术人类学家广泛采纳并逐渐发展与完善，成为研究所有古代人工制品的一种流行范式。这种范式强调重建某种特殊材料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下的改造与利用过程。有学者对操作链的内涵做出解释，即操作链的最初阶段是原料的采办，最终阶段是器物的废弃，也就是说操作链分析意在揭示器物制作技术的动态机制和使用废弃的生命史。这一概念所强调的动态视角与技术人类学家研究陶瓷类材料生产技术的思维模式基本一致。技术人类学家将陶瓷产品看作是一系列技术选择与行为联系的最终结果。强调环境、经济、技术、社会以及意识形态偏好等背景因素对生产过程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据此重建人工制品从生产到废弃的整个生命历程。20世纪下半叶，技术人类学与陶器民族志研究的蓬勃发展也使得操作链概念在古陶瓷研究中蔚然成风。 操作链概念对陶瓷生产的讨论和阐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从原料到产品的生产过程，包括原料的采办与制备、成型加工、器表修饰以及烧造。第二层次是上述生产环节之间的操作关系和步骤。在文化因素以及功能因素的影响下，这些联系往往会呈现出复杂化特征，并反映生产过程中工匠的技术选择与相应的行为链。阐释则以器物功能与社会活动的多样性为前提，从社会经济、历史沿革以及发展进化的视角，探索不同维度的生产过程和特点。其中包括共时性维度的陶器生产、分配与流通,历时性维度的生产传统与技术变化，还有新技术采纳和手工业专门化进程背后的社会动力。操作链在这些层面的阐释是社会与技术发展的一部分，也是生产与使用者社会群体的特征。将操作链概念与岩相学结合起来，以提炼陶瓷生产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技术背景，使得岩相学不再是单一的测试技术，而与整个考古学的阐释紧密结合到一起，为历史和社会的重建发挥重要的作用。这需要重视考古学理论与岩相学方法的有机整合。用操作链来系统提炼各生产步骤和阶段的各种信息，以重建古陶瓷器的生命史。 操作链与岩相分析 作为一种材料分析手段，岩相分析并不能系统完整地复原切片样本的生命历程。它的作用更多的是提炼样本自身所包含的生产信息。在生产与技术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是否能够通过分析结构特征提炼各制作环节和具体过程的信息，烧造过程对器物结构会产生哪些影响，器物的实用功能与其他特征又有哪些，这些都是岩相分析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岩相分析中，操作链概念可以提供框架性的分析视角：分析前，依据研究目的与材料背景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问题设计，明确数据需求，有目的地展开采样和分析；分析中，要将看似零散无序的碎片化数据信息系统通过逻辑推理进行归类，整合到操作链的阐释框架中去；分析后，在操作链概念为指导，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用岩相学分析结果与其它科技方法提炼的相关信息进行充分的交叉和整合，对陶瓷生产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技术背景做出解释。
操作链框架下的岩相分析视角 操作链概念研究人工制品从选料到最终废弃的生命史和动态过程，而岩相切片与观察是隐性信息提炼的绝佳切入点，结合人工制品提供的其他显性信息，可以重建手工业生产的具体环节、特征成因以及贸易和交流等问题。上图介绍了操作链视角指导下岩相学数据的提取与运用，将其运用到陶瓷研究之中。第一，通过切片能够对样本特征与结构进行观察。第二，通过定性判别提取原料的处理，成型，器表修饰以及烧造环节的数据信息。第三，结合材料背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能够间接帮助找寻各个生产环节中可能存在的技术行为与选择的指示性信息。最后，通过对样本进行岩相数据分组，在材料考古背景下对专业化程度、生产组织形式以及贸易交换方面问题进行讨论。前两者的数据可以直接帮助复原具体生产流程链条，即操作链概念的第一层次。在此基础上转换问题导向，整合四个部分的数据信息，可以帮助重建各个生产与技术环节的联系，即第二层次的操作链。继而结合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回答有关两个层次链条背后“人”的问题。例如，窑工是如何选择胎土类型的？羼料的使用会对产品产生哪些影响？生产工艺的相似性和标准化是否与生产组织形式相关？器物特定成分结构是否为了实现某种使用功能，还是制作某种器物的特殊配方。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单一的科技分析手段，岩相分析在信息提炼方面并非全能。操作链指导下的岩相分析可以为陶瓷考古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只有将岩相学技术与其他研究手段和材料分析结合起来，这种比较单一的技术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与其他方法的整合 整合运用岩相学与其它方法在陶瓷研究中十分必要。虽然已有学者就陶器研究中科技分析、实验考古和民族考古方法的结合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但并没有涉及岩相分析与其他研究方法的结合。本文尝试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做一初步的思考。 科技分析 矿物与化学成分分析是目前观察陶瓷原料特征的常用手段，各种化学成分分析已经广泛应用在我国的陶器与瓷器研究中。常用科技分析方法有中子活化分析（INAA），X射线荧光分析（XRF）以及质子引发X射线放射（PIXE）等。化学分析手段能够从元素角度准确地对胎釉成分，配比情况进行判断，提供原料与技术等方面的信息，进而帮助解决某些考古学问题。例如，利用胎土成分中的微量元素能够比较准确地判定出陶制品的产地。科技分析方法能够准确判断陶瓷类遗存胎和釉的各种主量以及微量化学元素成分。岩相分析方法则是从物相角度对胎、釉组成的包含物类型、大小与配比进行直观的判定与统计。因此，岩相分析与化学分析能够有效互补。化学分析虽然能够直接提炼成分元素及其配比数据，但是这些元素并没有具体的形态特征。而在自然界，这类生产原料的元素成分非常复杂和多样。在原料成分分析中，判断是否存在清洗或添加羼料，判断羼料种类与形态等问题，元素组分数据往往无法提供关键的信息。而岩相分析虽然能够对陶土基质及矿物颗粒的具体形态与类型进行定性判断，但仍有其内在的局限性，比如偏振光显微镜下无法有效观察与统计直径小于0.02微米的颗粒。因此，整合运用化学与岩相分析，综合利用元素组分与岩相成分数据，无疑能够更好地探究陶瓷生产中的各类问题。 《岩相分析与pXRF分析智利北部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陶器》是一篇典型整合运用岩相与化学方法进行陶器研究的文章。文章借用两种手段分析材料，提出公元5~9世纪该地区器物风格与丧葬用器有较明显的关系。虽然化学元素数据表明丧葬器物与同期的实用器（瓮）有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岩相分析结果则表明不同形态，装饰以及功能的陶器成分基本相同。作者因此认为化学成分的轻微不同极有可能是由陶土基质成分的差异所造成，并非工匠刻意所为。结合考古材料，作者提出该地区极可能存在分散的生产作坊。虽然这些作坊在不同的地点采集原料，但是制作过程中却运用了类别与大小同样的不可塑包含物，存在相似的技术特征。 实验考古 实验考古模仿原始条件重建陶瓷的制作过程，以求验证古代工匠制作陶瓷的方法。行为考古学家认为通过实验手段，能使我们更好了解古代人工制品的生产技术。实验考古学意在了解原料处理、工具使用以及生产流程和具体步骤，以验证技术选择和生产行为的设想，这对于我们研究古代生产技术极有帮助。对于古代人工制品的加工、使用和废弃等情况，则需要在综合观察考古证据和埋藏背景的基础上展开。然而，现代的实验环境和手段可能并不能完全符合古代制陶的条件，总会用现代技术来加以辅助。因此，实验考古还是要充分利用考古发现的各种生产的背景信息，这样就能较好地与实验观察相互印证，最大限度地复原古代生产过程的真相。原料来源、制作过程、使用功能等方面的岩相学数据能够指导实验考古如何入手，而实验考古的结果也能对岩相学分析的原因和设想做出合理的检验。《基于野外实验复原陶器结构：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两处遗址的炊具研究》就结合岩相分析与实验考古方法来重建陶器的结构。文章采取岩相分析-实验复制-岩相分析的步骤，分别对考古材料、周边原料以及实验复制品进行分析和比较。通过对所有样品的陶土基质、羼料及其数量比例与大小的分析比较，作者认为该地区古代陶工在炊器制作中对生产原料进行了有目的选择。 陶瓷生态学与民族考古学 陶瓷生态学的概念最早由弗雷德里克·马特森提出，陶器生产及其特点是自然环境与文化互动的结果，并呼吁陶器研究必须放到其所在的生态环境来考量才能得出更深入的看法。其后，迪安·阿诺德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细化与拓展，采用系统论方法，综合考虑陶器生产系统中资源、气候、时间、生产形式与需求、人地关系、技术变革等几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其中，原料种类、原料特点及可获性是受自然环境条件制约的主要的方面。而岩相学能在原料成分辨别、结构特点判定等方面发挥作用，并能够对比陶片与生产／使用区地质土样的特点，可以为陶瓷生态学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民族考古学依托田野调查与文献记载，能够直接观察陶瓷制品的生产过程与用途。与实验考古学相似，这种观察和调查能够了解这些土著群体是如何选择和处理原料，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何，这种完整操作链的观察，能够对推断古陶瓷生产提供启发性的帮助。同时，岩相学对过去某些生产环节与步骤的推测，也能参照民族考古学的证据来进行检验。 小 结 岩相学从物理学角度为陶瓷成分分析提供了一种新方法，为考古学的陶器和瓷器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大大促进了这个领域研究的发展。但是作为单一技术，岩相分析仍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本文尝试提出一种设想，希望陶瓷研究在运用岩相学方法时，也要采用操作链的概念，并结合其他科技手段，并利用中程理论指导的考古实验和民族考古学观察，为提升陶瓷研究的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为一种测试和分析手段，岩相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例如有损分析并不适用于量少和珍贵的标本。但是岩相学也有其独到的操作优势。第一，实验设备与分析软件需求相对简单，投入相对较小，有利于考古部门建立自己的岩相分析实验室，进行独立研究。第二，岩相分析的基础技术相对容易掌握，比较容易普及和运用。第三，岩相分析中的样品切片可以重复观察，并作为整体数据库的一部分储存起来，具有可持续研究的潜力。 陶瓷岩相分析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我国丰富的陶瓷材料也吸引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并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在目前，国内岩相分析的发展还处于草创阶段，研究文章多集中在方法的介绍，具体操作则多限于中外合作项目，我国学者独立从事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当务之急是培养熟悉我国本土材料的陶瓷岩相分析专家，并努力赶超国际研究水平。 原载：吴双、陈淳，陶瓷岩相分析与考古学信息提炼。刊武仙竹主编：《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本文略有补充） 编辑：任小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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