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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讲师。 在考古学研究中，陶器作为最重要的文化遗存之一，也自然成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自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创以来，考古学者对出土陶器的研究，随着考古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也随之发生变化。笔者依据历年来陶器研究所依赖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主旨，以及所采用的陶器研究方法的变化，将中国古代陶器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 属于探索阶段。西方陶器研究方法和本土研究方法共处，目的在于“证经补史”。代表学者有梁思永、吴金鼎、李济、苏秉琦。 该阶段是中国考古学的起步阶段，对于如何发掘与研究出土遗存，均处于摸索阶段，陶器研究主要体现在对陶器特征的认识和分类标准的把握逐步完善并确立起来。如对陶器特征的观察，由李济对西阴村陶片最初的混杂分类到吴金鼎先生明确提出陶器的7个特征，再到苏秉琦对单个器类形制演变的分析以及陶器组合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在正确观察陶器特征的基础上，分析陶器形制演变和器物组合的变化，推断遗存的相对年代。以本土学者苏秉琦为代表，通过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和瓦鬲的研究，为日后来中国特有的考古遗物的类型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也影响了日后陶器的研究思路。 该阶段的部分考古学者有留学经历，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训练，他们对国内陶器的研究，部分采用了西方的陶器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陶器理化性质的科技检测方面。例如，梁思永在对西阴村陶器进行再研究时，对陶片进行了主量元素化学成分的检测分析，这应是中国考古界内最早采用科技手段分析陶器的案例。而李济对殷墟陶器的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尤其是对陶器进行的化学成分、比重、吸水率、硬度、颜色四方面理化性质的测试，在当时国内考古学研究中应是较先进的，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多数考古报告对陶器的分析均未达到此程度。 此外，1956-1958年全国大力开展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其中因有考古学者参加，从而有对传统制陶工艺的调查记录，如张季对西双版纳制陶技术的调查，李仰松在对云南佤族制陶术观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作技术。虽然该阶段对传统制陶技术的调查属于偶然而非有意识，但这为后来研究古代制陶工艺提供了一个途径——通过与民族学调查材料的类比分析，对考古材料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属于资料的累积阶段。陶器研究主要关注型式划分的类型学研究和文化因素分析，目的是为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 苏秉琦196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和1975年《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学术演讲，基本确立了通过典型器物以及器物组合来判断考古学文化的理论方法。因此，该阶段发表的简报和考古报告基本都以此为指导，把器物尤其是陶器的形制划分作为主要内容进行介绍，目的是便于利用形制演变进行分期。除此之外，也有学者通过某类特定陶器的分析来研究文化的演进。如吴汝祚通过对山东地区黑陶杯的形制演变分析，来探讨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中心分布范围等问题。 在古代制陶工艺方面，有对某一区域制陶工艺特征的初步研究与总结，也有个别的模拟试验。同时，也有学者探讨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的某些特征。例如，周仁等先生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研究。钟华南等人对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模拟复原试验成功。牟永抗对新石器时代制陶术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根据成型方法划分出三个阶段。 该阶段民族学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案例增多，虽仍以云南省为主，但考古学者同时开始关注对遗址周边地区仍保留的传统制陶工艺的调查。如李文杰对湖北枝江现存的快轮制陶技术的调查，即与大溪文化中出现的快轮技术相联，作为考古遗存分析的参照和依据。 总之，该阶段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制陶工艺的研究、民族学调查案例的增多，为下一阶段陶器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变迁，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 进一步发展阶段。陶器研究思路拓展，由制陶工艺技术史研究上升到对社会层面的探讨，研究方法多元化。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文杰、汪宁生、汪海宁、许志勇、秦小丽、赵辉、李清临、李新伟等。 首先，传统制陶工艺调查范围和观察视角扩大，古代制陶工艺研究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 该阶段关于传统制陶工艺的民族学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云南、广西、贵州、海南、西藏、湖北、山东等省份，而且观察的角度或视野不单单局限在对技术的考察，还涉及到贸易、社会习俗等方面。同时，在考古学研究领域，对单个遗址或区域的陶器制作工艺的研究，以及成分、颜料等方面的科技检测也已较普遍。该阶段制作工艺的研究，以李文杰先生的论著《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为代表。此外，通过陶器化学组成的测试或岩相分析，该阶段开始对陶器产地进行研究。 其次，注重对西方陶器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包括对重要外文资料的翻译，以及利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陶器。 如陈星灿等人翻译了菲律宾陶器民族考古的案例，对陶器标准化研究进行反思。卢建英对文德安关于中国北方地区工艺生产与社会复杂化的博士论文中理论体系进行了翻译。许志勇把赖斯关于陶器研究的经典文献翻译过来，即陶器专业化、标准化和多样化的研究回顾。秦小丽也将其在日本留学中对陶器研究的理论方法——《陶器研究方法论——以恢复社会生活为目的的陶器研究方法》介绍于国内学者。戴向明以垣曲盆地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陶器研究对象，利用西方陶器研究方法，通过对该区域陶器生产方式的分析来探讨社会变迁。 第三，国内学者开始对古代陶器相关研究进行反思，包括陶器研究的视野、陶器制作工艺研究的回顾、陶器民族学调查对考古学研究中理论方面的反思。 汪海宁《古代陶器的研究视野》，提出需将陶器的研究视野拓宽，陶器作为文化生态系统的产物，器物本身有技术、社会和精神三重功能，从制作、分配、使用、废弃的流程来分析考古材料，研究手段包括科学手段、考古统计学、民族考古学和试验考古学等。赵辉《史前制陶工艺的研究》一文，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关注对史前文化总体特征的把握，50年代至80年代形成独立的制陶工艺研究领域。文末提到不能只关注物质文化史，钻进技术史的牛角，需探讨社会层面的问题。汪宁生《云南傣族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通过对傣族4类制陶技术的研究，反思考古学研究中陶器的分配和交换、制陶专业化、陶器标准化、陶器和族群识别、陶器与社会变迁等相关问题。 第四，与科技考古紧密结合，对陶器理化性质进行测试，尤其是化学成分分析及对陶器产地的探讨。 例如，洪玲玉等人发表的《川西马家窑类型彩陶产源分析与探讨》一文，即通过化学成分的检测分析，得出川西地区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风格的彩陶可能并不是产于当地，而是在人群迁移的同时持续从北方输送进来，可能存在一定组织的远距离彩陶贸易网络。从陶器产地研究来探讨考古遗存的文化归属、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区域互动、以及其社会经济组织等方面的信息。 第五，陶器研究上升到社会层次，探索社会复杂化进程。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带领下，陶器研究方法多样化，理论指导层次提高。如李新伟等人通过对中原地区史前陶器制作工艺演变来探讨社会复杂化进程。 此外，2000年以来高校硕博论文中，单纯以陶器为研究对象的就有二十余篇，从论文主要内容和分析方法，可以看出中国考古学中陶器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内容包括单个遗址制陶工艺的研究、单个遗址陶器生产的研究、某一区域制陶工业的研究、古陶产地研究方法与理论、早期陶器研究等等。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模拟试验、科技测试、定量统计分析等。 总之，此阶段对于陶器研究的视野拓宽，不单局限在对制陶技术的研究，而是将对其放在社会背景中来研究，通过陶器的生产组织的变化来研究社会结构，通过陶器技术的变化发展来反映社会的纵向变迁。 总之，自中国考古学创立以来，对于陶器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考古学者对陶器的认识不断提高。从尝试性的混杂分类，到明确陶器基本特征，以及根据陶器形制的演变而作类型学分析。另一方面，考古学者在研究陶器时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步改进。理论指导由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历史文化主义，发展到现在的多理论指导，如过程考古学、社会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等，从而使研究陶器的视角开阔，注重提取其中隐藏的行为与社会方面的信息。陶器的研究方法也多样化，探索阶段虽也有理化性质的测试，但少而简单，目前的陶器研究方法多元化，包括科技测试手段、模拟试验、民族考古学等多学科合作明显增多。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带领下，陶器作为其中的一个技术课题，促进了学者对其方法和理论方面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关于史前陶器研究还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所以仍需努力。 笔者的博士论文从陶器技术、陶器生产的角度，相对系统性地研究了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的陶器工业，在此基础上也对古代陶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 笔者认为在今后的陶器研究中，应注重对陶器原料，尤其是羼合料的分析，更适合对特定区域内考古学文化历时性变迁的认识。例如，陶寺文化三期之间文化面貌的差异，在羼合料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从早期到晚期，灰颗粒羼合料数量逐渐减少，而白颗粒羼合料数量逐渐增加，羼合料的颗粒由粗大逐渐变细小，呈现出标准化的倾向。尤其是白颗粒羼合料的变化最为明显，早期以石英为主，中期变为以长石为主，晚期长石仍多于石英。而如果要想借用粘土原料中微、痕量元素组成可提供产地信息的原理来探讨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主要适用于对地理位置相隔较远，同时也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区域，或者地理环境相差较大的游牧民族所在区域。 其次，可以从陶器技术的角度研究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尤其是对关键技术特征的把握。例如，陶寺文化的制陶工艺特征，相对于成型技术的变化，三期之间在羼合料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 最后，近年来通过对陶器生产所反映的社会层面信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目前及以往对陶器资料信息公布的片面性，使得该方面的研究相对缓慢。所以，在今后考古报告的整理和编写过程中，对陶器的胎质，尤其是羼合料的种类、粒径、密度，纹饰粗细的量化描述，遗留的相关制作痕迹，以及与制陶有关的遗迹现象等等方面的信息应尽可能的进行详细公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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