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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制品研究是考古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如何从考古发掘的石制品中提取到更多的信息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目前看来，在这一方面西方走在了前列，而我国虽也有少数学者进行过探讨，但这一环节总体仍旧较为薄弱。 本文将系统回顾西方石制品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历史，并对其目前研究状况进行剖析，从而为我们进行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不再走弯路，直接参与到国际学术前沿的竞争之列。 一、考古学理论的发展 在探讨石制品理论及研究方法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总体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因为石制品研究毕竟属于考古学中的一个分支。 西方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基本上都是以文化发展史的理论为导向进行各区域文化谱系的研究，解释考古遗存的潜在法则是单线进化论模式。而我国虽然很早也在不自觉地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但直到80年代，苏秉琦先生才明确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实际上也就是要进行我国文化谱系的建构。四五十年代兴起的功能学派对传统文化发展史的研究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驳斥了其人为把社会文化发展简单化的研究倾向。也正是功能理论的发展才最终导致了60年代新考古学的兴起。新考古学学派吸收了功能学派的有益理论，在对考古遗存进行解释时，首先考虑的是功能因素的影响，以区别于文化发展史研究中文化传统因素的解说。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博尔德和宾福德关于莫斯特石制品的争论，这是一次两种研究传统的明显交锋，对于我们进行考古遗存的理解，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其实同一族群根据不同的功能需要，的确可以创造出面貌和工艺完全不同的石制品组合。比如北美大平原东部的波尼族（Pawnee）大部分时间以发展农业为生，但也有部分时间会到较远的草原猎取野牛，为了捕猎他们需要专门制造一些双面石核，随身携带以便随时制造所需工具。而这种石制品在其农业栖居地则不见[1]。此外，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Eskimo）出外打猎与平时居址内所使用的工具，无论是形态还是制作工艺，均差别很大[2]。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在进行不同考古资料的解释时，要考虑更多的可能性。新考古学倡导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参照，主张假设—求证的研究思路，以使考古学研究尽可能科学化。不过其主张考古学研究应以明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为研究目标，显然是无法达到的。而后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不少学者对新考古学提出了批评，甚至包括原来坚定拥护新考古学的一些学者。相对于新考古学因注重过程研究被称为过程考古学，这种理论则被称为后过程考古学。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始直到现在，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建构如火如荼，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从而产生了很多考古学流派，比较著名的如中程理论、社会考古学、象征考古学、认知考古学等。这些理论的提出对石制品的研究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社会考古学考虑问题的视角直接影响了考古学家对于石制品工艺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解释，而认知考古学的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石制品制作群体的制作技巧及智力发展水平的判定。 二、石制品研究方法的进展 上面简要回顾了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石制品研究的发展进程。其实，作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石制品研究同样也是按照上述发展过程前进的。约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基本上也都是在进行各区域的石制品文化谱系的研究与构建。同样，文化传统因素则是其对石制品组合解释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主要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静态类型学，博尔德是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被公认为这种研究方法的集大成者。60～70年代实验考古大量开展，但主要是对石制品的制作工艺进行复原，通过实验找到解释其工艺的可能途径。比如Crabtree对北美古印第安时期Folsom尖状器制作工艺的研究[3]，通过多种方法的尝试，终于找到了两种最为有效的方法，并成功地复制出水渠状凹槽，为此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0～80年代，有些学者在石器模拟实验中，除了关注石器的制作工艺外，逐渐认识到石器使用磨损及再加工利用的问题。Frison与Dibble等人先后发表专文论述这一理论[4]，也即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变形理论。80年代起开始兴盛的另一重要理论就是操作链理论，也有学者称为行为链、器物生命史理论或动态类型学等，即把石制品的一生分为原料采集、制作加工、使用、磨损、再加工及废弃等不同的阶段，进行动态的考察。这样在进行石制品研究时，就不仅局限于只是静态的对石制品进行分类分析，而是充分考虑到其在石制品生命史中所处的阶段性。因而，形态上差异很大的两种石制品，就不能仅仅按照静态类型学那样简单地归结为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是要充分考虑到器物的生命发展历程，进行多种可能性的假设。比如是否为同一种器物的毛坯与成品的差异，是否是成品与磨损后再加工阶段产品的关系，还是代表成品与废弃品两个不同的阶段？在进行分析之前头脑中具备了这些想法，在进行多种假设后，经过相应的求证分析后，才会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石制品研究领域在继续应用操作链这一理论的前提下，对石制品工艺的解释也更加多样化和全面化，得出的结论也更具有说服力。许多学者都逐渐认识到，石制品工艺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是多种变量合力产生的结果，如文化传统、功能、石料的性质（包括多寡、质量、形状及尺寸等）、社会的组织形态及觅食方式等，这些因素可能都会对工艺特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提示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些不同的变量各自所扮演的角色。目前对石料的性质（包括多寡、质量、形状、尺寸等）、社会的组织形态、觅食方式等的研究最为盛行，成为时下石制品研究的前沿课题。总体说来，石制品的研究方法逐渐从主要依据主观判断为主，转向使用自然科学客观可重复的研究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方法可复核性的重要作用。 三、具体研究方法的探讨 上述简要回顾了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和石制品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下面按照操作链理论的层次，具体谈一下石制品的研究方法。 1、采石场及石料特征 对采石场的辨识与研究是近年来石制品研究中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与此相关的就是石料的研究。 对石料来源的地质调查，一般以遗址周围方圆10公里为限。因为许多民族学调查显示，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人类，其活动范围一般是方圆10公里。当然，如果遗址内出土某种特定的石料在方圆10公里范围内都不见，就要考虑更远的范围，尽可能为每一种器类找到石料来源。调查内容包括这些石料产地与遗址的距离、石料质地、丰富程度、产状及大小等，为探讨器类与石料的关系打下基础。比如Andrefsky曾提出一种石质、石料丰富程度与石制品精细程度的关系模式，他发现，石质差但石料丰富的遗址，往往以权宜性工具为主，比如简单加工的石片工具，而石质好但数量少的遗址，则以制作精细的工具为主，如双面等[5]。此项发现对研究石料特征与石制品工艺就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对特定采石场开发模式的研究也是近年石制品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通过石制品表面形态及工艺观察，结合自然科学的测定，来推断可能的开采模式，比如是否采用加热处理；是就地进行毛坯打制，还是直接把原料运回营地等，都需要进行精细的研究。其中石料加热处理与未曾加热处理的区分仍是一个难点，值得以后进行深入研究。这种区分目前在国内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在具体考古实践中，最小单位分析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即按照石制品的颜色、质地、结构等进行不同层次的划分，以便推断石制品可能的母体来源，确定最少的石料数目，并可以为进行拼合研究打下基础。 2、制作与修整 制作与修整的研究是石制品研究中的核心部分。通常所说的工艺研究，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对石制品制作与修整的研究。但大多数情况下，制作与修整的目的性我们是很难从石制品的最终保留形态进行推测的。其实，在操作链系统中这种情形也很好理解，在这个系统中，很多行为往往并不仅为单向性。某种形态石制品在成形过程中，必然产生很多所谓的废片，但这些废片并不一定仅仅是目标产品的副产品，在尺寸与形状允许的情况下，大多会被用来制作其他的石片工具。因而，很多时候制作与修整的目的性是不能简单定义的，其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拼合研究和实验复制，所获结论的准确性也更高。但遗憾的是，很多遗址并不具备拼合研究的条件，所以实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验要尽量采用与遗址所出石制品相同的石料，尽可能对各种器类都进行实验尝试，尤其是工艺相对较为复杂的器物，以确定其最有可能的制作方法。除了这两种方法以外，下面还将讨论其他一些可行的研究方法。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破裂机理的研究，即通过对石制品破裂机理的研究，找到其与特定生产技术的关系。比如Cotterell和Kamminga的研究就很有参考意义[6]。他们把石制品破裂分为三种：贝壳状破裂、弯曲状破裂与两极破裂，并进而推断出贝壳状破裂的石片最有可能是硬锤直接打击形成的，此种破裂的特征主要是打击泡发达，并经常会出现打击泡疤痕（Bulb Scar），唇不明显，同心波与放射线较为明显等。而弯曲状破裂的石片更有可能是软锤直接打击或压剥法产生的，其区别也主要是台面的大小，此外石片角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标准，其特征主要是破裂面向背面方向弯曲成弧状，唇较为发达，同心波与放射线不发达，打击泡散漫，且没有打击泡疤痕等。两极破裂即使用砸击技术所产生的破裂，由于其用力方向几乎垂直于被作用物，所以力在向下传导时也是基本以直线形式进行，与前两种方法所产生的石片相比，这种技术所产生石片的破裂面总体上较为平直，打击泡不明显，且没有打击泡疤痕，同心波与放射线不发达，唇不明显，但石片远端可见由于石砧反作用力所产生的另一破裂面，其同心波与放射线的方向与近端相反。对于这种破裂特征，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认为并不会产生两端都出现贝壳状破裂的状况[7]，看来今后仍需要进行更多的实验才能使问题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对于上述三种破裂特征的区分，我们最好是以统计数据为准，保证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可复核性。比如打击泡发达与否的判断，可以通过对石片打击泡位置的厚度与石片长轴中点处的厚度比值来判断，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凭肉眼鉴别。在测量过程中，尽量避免应用角度等可能会产生误差的属性。当然用力的大小和角度对于破裂机理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关于这两个变量，情况十分复杂，需要针对所要研究的资料经过系列实验才能够判定其影响方式及大小。因而，上述三种破裂机制的划分是在用力大小及角度一定的情况下进行的。 根据用力角度及力度也可以对石片远端进行分类。比如通常使用的四分法，把远端分为羽状（Feather）、阶梯状（Step）、外翻状（Hinge）、内卷状（Plunging）。对远端的认识非常有助于我们对石片破裂面与背面的区分。 此外，对于非意愿破裂的形成机理也应该有足够的重视，如Inizan等人提出的舌状破裂（Languette）、打击泡疤痕、外翻及内卷状的石片远端形态等，都属于非意愿破裂[8]。对这种破裂机制的有效识别十分有助于石制品生产序列的复原以及工艺水平的评定，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至今未见有学者进行过相关论述。 对石片背面石皮与原有石片疤进行统计，也是研究石制品工艺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统计时，我们最好采用按等级分类的研究方法，而不要采用具体数量来记录。比如石片疤的数量，可以分为完全是石皮、有一部分石皮、两个石片疤及两个以上石片疤四类。对于石片疤数量众多的，也不必完全统计石片疤的数量，因其统计的主观性较强，可复核性较差。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出石制品制作的阶段性，从而为遗址性质的判断提供依据。 当然，台面的分类研究对制作工艺的复原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不要仅按照过去的自然台面与人工台面的划分，而要针对不同情况进行更加详细的区分，以挖掘台面中所隐含的工艺信息。比如Andrefsky把台面分为石皮台面（Cortical striking platform）、平直台面（Flat striking platform）、复合台面（Complex striking platform）及摩擦台面（Abraded striking platform）四类[9]，其中第一类属于自然台面，后三类均属于人工修整台面的范畴。这种分类方法不仅对探讨制作工艺较有意义，并且具有可复核性特征，值得我们参考。诚然，这仅仅是一种最基本的分类方法，由于石制品组合时空范围的不同，还可能出现一些极其特殊的类型，比如琢制台面、点状台面、线状台面等。其中琢制台面十分少见，而点状和线状台面是针对几何形态进行的命名，根据其工艺特征的不同，都可以归属于上述的四大类之中。 关于石制品制作工艺与觅食方式的关系，也是近几年一个热门话题。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宾福德就提出了狩猎采集人群觅食方式的两种不同模式，即完全流动组和相对定居组[10]，当然这是两种理想的模式。近些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比如Kuhn对意大利中西部莫斯特文化时期石器工艺的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11]。现在很多学者达成一种共识，即认为定居会导致石制品制作工艺的退化，其理由是完全流动的觅食群体，为了应对迁徙中不可预测的困难及携带方便性，通常会携带一些制作精细且具有多种用途的石制品；而定居生活则较为稳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生存风险也相对较小，所以石制品就不用进行复杂的设计与加工。比如考古发掘中所见的一些较大的双面，既可用于砍砸，也可用于刮削，甚至作为制作所需工具进行石片生产的多台面石核，这种类型的石制品正是对于流动性较强觅食策略的很好适应。Parry和Kelly对北美旧石器时代晚期五个不同地区石制品的研究，为这种理论提供了可靠的证据。研究发现，双面在每个地区不同时期的遗址中所占的比例有很大的不同，且随着定居的逐步普及而逐渐减少。以北达科它州为例，遗址早期双面所占比例为3.52，中期为2.92，晚期仅为1.34。为了使这种说法更有说服力，他们还进行了制作工具所需劳动量的研究，发现同一遗址的晚期阶段比早期阶段对面进行修整的工具比例明显减少，而仅进行边缘修整和未经修整直接使用的石片的比例反而增加。在废片的统计中，发现双面减薄石片和修整台面石片的比例也随时间逐渐减少[12]。这些证据都表明了随着定居的普及，工具的制作工艺出现了退化，即精细工具减少，权宜性工具增加。对于制作工具所需劳动量的判定，Kuhn提出的修整指数概念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13]，对权宜性工具和精细工具的认定同样具有积极意义。由此可见，觅食策略对石制品工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同时也提醒我们，造成石制品组合面貌差异较大的原因十分复杂，在研究中应避免仅仅考虑不同族群文化传统这一因素的倾向。 对石制品各个面打破关系的研究，对于复原石制品制作流程也是一种较为实用的方法。其主要是通过仔细观察破裂面的放射线、同心波以及边缘形态等特征，来判定不同破裂面的先后关系，如在部分石叶石核的剥片面上仔细观察，通过彼此的打破关系，找到其剥片的先后顺序，甚至可以推断出当时的工匠是右手作业者，还是左手作业者。但要尽量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以供互相验证。 此外，对于一些形态类似而制作工艺却截然不同的几类特殊石制品要进行有效的识别。比如台面更新产生的石片与所谓的刮削器的区分，修整单面产生的石片与修整双面产生的石片的区分等。当然，这些区分也要尽量建立在客观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尽量排除主观的成分。 3、使用与变形 石制品制作完成后即会投入使用。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破裂和磨损，这样其中一部分又会进行再修整，使其能够再次被利用，在这种过程中就会出现石制品的变形现象。如果我们不小心，则很有可能会把同一工具的不同阶段，误认为不同种类的工具。所以我们在对石制品，尤其是工具进行分析时，头脑中一定要有这种意识。比如Shott在研究北美古印第安时期的一种装柄端刮器时，就成功地复原了这种器物的使用及变形流程[14]，认为外部形态差异很大的这两类工具，其实是同一工具的不同阶段，避免了不同工具种类的误判。 谈到石制品的使用，无外乎包括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用途，即其作用对象是什么；二是使用方式，即工具使用时的运动方向。研究方法亦包括很多种，比如最盛行的根据其本身形态或当代形态类似的工具推测其用途，以及根据民族学调查进行类比。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仅根据器物的形态对比做出的推测而已。我们当前考古学中经常使用的很多器物的命名就是这样产生的，如刮削器、砍砸器、雕刻器、石钻等，在为其命名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功用的含义。这种“望名生义”的现象很多，像常见的陡刃端刮器，常被认为与刮剥兽皮上的脂肪有关，而雕刻器常被认为是雕刻木、骨以制作艺术品有关，但很多民族学及微痕分析都显示，这些工具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工具，大都具有多种用途，并且很难说哪一种功用占主导地位。 另一种研究功用的方法就是微痕分析，通过观察工具表面上留下的微疤、擦痕、光泽，并结合实验对比，较为客观地判断器物功用及运动方式。但此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石料的颗粒细密程度以及非人为因素形成的微痕等均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但相对于形态类比法则更具说服力。 还有残留物分析法，即通过对残留在器物上的脂肪酸、血液、淀粉粒、孢粉等进行分析，来推断器物的加工对象。如果能够在石制品上提取到足够可供化验的残留物，其结果较为可信。但遗憾的是，很多石制品上往往提取不到有用的信息。相对于这些微观层面的功用研究，宏观层面往往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 4、废弃与埋藏 石制品因破裂或磨损而不能再使用时即被废弃，废弃后也有可能由于踩踏、碰撞、摩擦、风化等原因使其形态及软硬程度等再次发生改变，而后被埋藏起来。在埋藏过程中，由于地质作用也会使器物发生某种性质的改变。这种废弃与埋藏过程中的性质变化主要对微痕分析会造成较大的影响，而对宏观分析方法影响不大。 5、发掘与研究 石制品在若干年之后被我们发现和发掘。在发掘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部分石制品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及影响。当然对于微观领域的影响更大，比如手铲等工具碰击或摩擦等都有可能在石制品表面留下人为的微痕，这对于微痕分析来说是十分不利的。石制品发掘完成后被带进实验室，最终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而我们的研究目的也正是器物的这个生命史，如此依照操作链概念又进入了新的循环，研究者开始分析器物从生产至被废弃的全过程。研究器物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方法，上面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一般来说在做精细研究之前，第一步就是对石制品进行分类，而分类方法可以有无数种，研究者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进行不同的分类。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分类本身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总体的分类最好能够反映这种操作链的过程，尽量使用可以复核的客观方法分类，如Andrefsky的分类方法就值得借鉴。首先把全部石制品根据是否有二次加工和使用痕迹，分为工具和废片两大类（使用肉眼和放大镜，有条件最好用显微镜观察），然后根据是否为双面加工，把工具再进一步分为双面和非双面，废片则根据是否具有石片特征，分为石片和非石片。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细分，最后的层次包括非装柄的双面、用于装柄的双面、单边修整的石片工具、双边修整的石片工具、单向的石核工具、多向的石核工具、包含近端的石片、石片中段和远端、碎屑等十大类[15]。总体看来，这种分类方法具有可复核的性质，其中各个层次的分类标准都比较客观，比传统的按照主观判断进行的“功能形态”分类方法更为科学。当然，我们根据不同的材料，还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的变化，但在变化时，最好也要采用这种客观的分类标准。 总之，我们的研究要尽量有意识地引入自然科学的客观研究方法，主观性较强的方法尽量少用或不用，这样得出的（下转18页）（上接8页）结论才会更加接近历史真实，不同地区的材料才会具有更大的可比性，学科也才会更快地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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