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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81 篇文章 编者按 宴飨不仅是探讨农业起源的一个课题，也是探索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的一个很好切入点。我们借助海登的几篇有关驯化起源的宴飨文章，延伸阅读这篇研究宴飨在社会复杂化中意义的民族考古学论文。社会不平等的起源被认为是文明探源和社会复杂化研究的重要课题，这需要探讨原始社会里剩余产品如何随技术发明和劳力集中而产生，然后又被某些人用来追求地位和威望，最后这种个人权力又如何变成制度化权力的。从民族志可见，在平等社会里，就有一种宴飨传统来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对资源不平衡的再分配。到了等级社会，这种宴飨会被用来作为提高个人威望和权力的手段。北美西北部的夸富宴就是一例。本文从民族志和考古学案例探讨了美国西南部古今的集体宴飨，其中如何从考古学的陶器和动物材料来分析这种集体宴飨极具借鉴意义。我们的同类研究也可以尝试从类型学和环境研究转向社会功能和消费方式的问题，提炼陶器和食物类型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作用特点。这需要从聚落形态研究的基础上，对各种陶器类型和动植物、特别是宴飨类型的量化变迁来追溯社会复杂化的过程。 —————————— 过去十年里，考古学家对集体宴飨作为小型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方面兴趣日增。而在新几内亚、非洲、北美西北沿海及其它地方，那些备受注目的复杂宴飨活动的民族志案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兴趣。因此毫不奇怪，近来有关社会不平等起源的考古学文献，充斥着将竞争宴飨作为中程社会里（即酋邦——译注）推动、维持、以及挑战社会权力分配差别关键所在的报道。实际上，对于那些探索人类社会复杂化与不平等最初发展形式的考古学家来说，宴飨已经成了必由之路。 然而，正如海登和其他人所说，并非所有宴飨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社会的聚会主要是为了促进社群内外的竞争，而其他一些聚会则是为了促进团结。而且，宴飨作为早期社会等级制发展做法的普遍性，尚未得到论证。其实，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宴飨可能伴随或从属于其他权力资源，诸如掌控劳力、控制技术、控制仪式和祭祀知识、控制生产和交换还有成功发动战争。 本文想探讨：（1）根据哪些潜在条件，宴飨对于了解小型社会的社会分化至关重要；（2）宴飨的哪些方面会造成时间和跨文化的差异；（3）如何从考古学来分辨这些不同方面的各种结合。本文基本集中在美国西南部自最早村落直至今日的宴飨活动。虽然宴飨曾促进美国西南部社群的融合，但随着时间推移，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约在公元1275年之前，集体宴飨要比后来更是社群内部分化的原因。此后，集体飨宴这种社会活动，就像今天的普韦布洛社群，变得真正的集体性与凝聚性。我认为，这种变化与诸如环境产能、人口密度或剩余食物的产能等生态学变量关系不大，而与这段时期突然而到处发生的社会结构或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关。尽管环境产能与剩余食物积累的潜力会给举办宴飨造成某种制约，但是飨宴的具体形式、资金规模以及最终的政治影响，更多地取决于该系统整体祭祀结构和社会经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 本文将从小型社会的飨宴入手，并认为三个特定变量的组合方式——参与和资金规模，举行的频率与结构以及利用的资源，是评判以下三项内容的出发点：政治如何控制宴飨、宴飨可能发挥的具体社会作用、宴飨实践的时空差异。然后，我聚焦于这三个变量，提出美国西南部从公元850年至今的宴飨证据。本文结尾是研究案例，强调宴飨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关乎并从属于其他权力资源，特别是与举行宴飨所必须的仪式控制和知识控制。 小型社会的宴飨 所有群体行为都有两个方面，一是整合，二是分化，集体宴飨也不例外。就本质而言，宴飨将人们集合起来，体验人类的一种生物学必需——社交活动。集体交流与食物分享，可以被看作是通过社会互动和交换促进社会融合的最基本活动。宴飨的这种整合作用能够产生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正如拉帕波特和福特指出，宴飨可以是社群成员之间食物再分配的重要机制，因此是社群成员之间推动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的手段。 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宴飨可以是建立社会等级制的一种积极举措。其实，主持宴飨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来证明某人的经济和政治能力，并建立声望和吸引追随者。宴飨的许多方面是作为公共统计和排序的手段而发挥作用的，而这进而会通过促进社会攀比，减少社会和政治情况的不确定性。比如，根据为集体宴飨调动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以及调动的频率，宴飨可以成为一个量化标准，以衡量主办者是否具备高效、能干、卓越和慷慨的领袖才干。由于组织和资助集体宴飨常常涉及许多人的合作（例如在集体宴飨前通常要进行群体狩猎或大型家畜的屠宰），因此大型和复杂的宴飨表明主办者是一个潜在的领导者，是能控制别人劳力并组织群力的人。而且，主办者成功协调各社群参与的程度，对于社群的忠诚与支持，尤其是涉及到社群间结盟、交换与联姻、冲突和竞争是一种特别巨大的诱因。正如威斯纳指出：“当食物分配是外来资助的，就像许多新几内亚高地的头人社会，食物的丰富程度也是支撑社会纽带的一种广泛网络的标志。”最后，如果在一次宴飨中提供和消费稀有、外来或昂贵的资源，那么主办者采办这些资源的成功，以及主办者对神圣知识的潜在掌控（比如如何获得外来或稀缺资源的知识），能通过主办一次特别成功的宴飨来证明。 这些推动社会攀比的集体宴飨的表现方面，是与飨宴的根本能力共同作用，通过礼物和食物的不平等分配来制造债务-义务以作为获取政治支持的手段。在许多人类学家眼里，制造负债的义务是使飨宴变成潜在政治工具的基本要素。“这些头人以建立债务契约关系的广泛网络而获益，它刺激人们生产并交出剩余产品，使得头人可以不按比例地掌控这些剩余产品。如果成功，头人就能更好控制劳力，并以财富增长的方式获取直接的物质利益。” 然而，债务未必是一种有效的政治资源，除非有适当的社会或技术机制能允许垄断资助飨宴的必要资源，使得大量潜在的追随者背上债务而无力偿还或以自己的宴飨来回报。只有在这些情况下，无论环境产出如何，宴飨才能有效加大和长期维持社会差别。此外，资助一次宴飨会让主办者负债累累，于是实际上会削弱该主办者作为一个独立领袖的地位。这点将在下面讨论。 中程社会里的宴飨仍有巨大差异。大多数对这种差异的讨论都用理想的“类型”来表述。本文采用的方法尽管并不否定类型作为分析概念的实用性，但更多集中在宴飨的三个特定方面，它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组合方式来得到社会和经济结果的各种变体：（1）参与和资助的规模；（2）发生的频率与结构；（3）利用的食物资源。 参与和资助的规模 集体宴飨的规模可以从某一家庭为双方亲戚或其他家庭举办宴飨，到整个村庄为许多社群成员举办宴飨。而大多数集体宴飨的规模都介于这两者之间。而在新几内亚的钦布人和恩加族马伊人中，宴飨会由部落、氏族、亚氏族（subclans）或宗族（lineages）主办。许多普韦布洛社群的飨宴是由某社群中的几个家庭资助的，社群中的多数人都会受邀（或有义务）参加。在很大程度上，宴飨的规模是由资助的手段和目的所决定。在此，将家庭与超家庭资助的宴飨区分开来是很有用的。假如家庭作为扩大宴飨资源基础的手段具有内在局限性的话，那么在宗族或家庭以外通过社团成员、联姻、交换或债务来建立社会关系，对举办和资助大型宴飨就变得极其重要。例如，与欧洲人接触之后的新几内亚高地恩加族马伊人头人的一次宴飨就能动员2000人以上的拥趸。宴飨的规模越大，就有更大潜力来提高赞助者的威望。而且，将宴飨作为一种反复的社会活动来提高声望，一般需要筹措到比单一家庭或宗族更多的资金。 宴飨规模也关乎“群体内”或“群体间”（虽然这种差异有时很难从民族志上加以区分）。比如，海登介绍了群体内宴飨，称之为“团结飨宴”，而将群体之间的宴飨称为“互惠”或“竞争”宴飨。互惠宴飨的作用主要是结盟、促进群体间的合作；而竞争宴飨主要是帮助某夸富者及其拥趸提高声望，或进行谈判，建立多群体的政治联络和协定。 许多群体内宴飨的主要作用是在村落内的家庭之间促进社会凝聚，或对食物再分配。这类宴飨通常由多个（往往匿名）家庭资助，本质上没有竞争性。相较那些通过炫富来提高赞助者声望的宴飨，许多社群内的团结宴飨因其匿名和缺乏声望的直接竞争，会对动员资源的数量产生制约。相反，当举办多社群的宴飨，多村落居民的合作常常能资助比单一村落更大和更复杂的宴飨。正是这种多社群（或大规模）的宴飨背景，能大大提高夸富者及其拥趸的声望。 举办的频率与组织 大部分宴飨举行的频率很大程度上受祭祀方式的调节。宴飨往往与每年法定的节庆仪式有关。例如，祖尼人的科雅那奎宴飨仪式就一年举行四次。许多宴飨要数年举行一次。新几内亚策姆巴加人的凯科（杀猪节）仪式7到15年举行一次。这些宴飨要比那些不规则或专门飨宴的规模要小。凯克祭祀宴飨有来自许多社群的数百人参与。然而，在长达一年以上的祭祀宴飨里，单一社群成员会屠宰大约100头猪。相反，新几内亚高地恩加族马伊人那些高度竞争、“不规则”（时间安排）的宴飨，每次屠宰的猪多达240头，而且一年举行多次，主要取决于宴飨资源的产出，以及为声望而竞争的首领数量。因此，与受祭祀周期限制的飨宴相比，专门宴飨往往与提高声望相关。而且，专门飨宴作为夸富手段的可行性会受到产生剩余产品的生业经济潜能的影响。那些仅靠季节性生计丰富度的社会，会受制于季节性祭祀飨宴的背景。这在狩猎采集、旱地农业这些难以预料收成的背景中特别明显。 安排与重大祭祀相伴的宴飨如婚礼和成人礼，或与生命危机有关的事件如丧礼，其宴飨的时间安排就不规则。例如，追悼仪式会放在死者去世几个月或几年之后，等某家庭有了必要的食物和东西之后举行。在北美和美拉尼西亚的许多地方，丧葬飨宴确是主要的夸富活动。成人礼也可能会被推迟到有足够的成年新人之后举办。另一方面，新几内亚许多大型社会中的男性成人礼严格安排，以规定时间的间隔举行。 集体宴飨可能是康复仪式，一般不是由祭祀周期所决定，而是以比较正式的方式举行以预防或治愈疾病。例如，纳瓦霍人的祝福仪式有时会招待几千来客。这些仪式由业余的巫觋执掌，但由病人及其家庭主办。因此，这类宴飨并无竞争性，而是病人及其亲人的义务。与自发主办的夸富宴不同，这类主办者大体是随机（因病）举办的，这种宴飨是被用来分配而非强化责任，也许还有声望，并在较大祭祀中用作维持社群和部落凝聚的要素。相反在新几内亚，与治愈仪式相伴的宴飨会成为头人提高声望的一种途径。“患者”的亲戚会组织和资助宴飨，特别是给那些竞争的个人带来了机会，通过宴飨谋利。 利用的资源 近来有关宴飨及其在社会不平等起源中作用的文献，强调资源的利用是丰富的，并可以被有抱负的首领有效地聚敛。阿诺德指出，在北美西北沿海，特别有效的宴飨包括首领对强化劳力投入食物（比如贵族园圃中的显赫品种、家犬、烟草或酒类）的提供、消费或破坏。另外，持续利用相对稀缺资源能成为获得声望，并置他人于负债境地的另一种手段。那些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的宴飨资源，需要新技术加工的资源，以及相对稀少的大型猎物，可能在提高声望中发挥重要的象征作用，特别是如果不断获取这些资源在社群内外受到限制的话。 获取或分享狩猎资源的不同方式是所有定居社会威望的重要来源。而且，环境里大型动物越是稀少，某猎人或狩猎组织者就会获得越高的声望。在这种情况下，某人公开展示其稳定维持、获取和分享猎物的能力，是获取或增强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这对于狩猎采集群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在小型农业社群中，成功狩猎也是建立声望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不同社群之间获得不同的狩猎资源，也许与可用的狩猎地不同有关。但在小型社群内部获取猎物的程度，则通常与集体狩猎的不同组织能力有关。这种差异可能来自社群内动员一批追随者的不同能力所致，或与组织一次集体狩猎所需的技术或仪式知识的差异所致。 小 结 总之，尽管宴飨可以提高声望或是“夸富者”制造负债/义务的有效手段，但是主办宴飨也可能使为宴飨提供物品或出力的主办者或家庭负债。而且，并非所有的飨宴都是平等举办的。尽管宴飨在某种层次上被用来同时促进团结与竞争，但在许多背景里宴飨主要是促进团结，而在其他背景里则主要是强调竞争以及提高声望。为社会分化提供最大潜力的宴飨背景是：资助来源广泛，许多群体参与，频率与时间安排并不受祭祀周期高度约束，以及利用的资源本身价值是非凡、稀缺和显赫的。 美国西南部的宴飨 古今的普韦布洛社群 与世界许多地方具有民族志研究的悠久历史相比，美国西南部宴飨的详细民族志记录相对贫乏。不清楚这种详细记录的匮乏是因民族志学者的偏见，还是历史上普韦布洛社会很少有公开和大型的飨宴。今天，虽然普韦布洛活动中的宴飨方式颇为多样，但它们已经很少作为政治手段使用。例如，在霍皮人的尼曼仪式中，卡奇纳（祖先灵魂的舞蹈扮演者）会在集体场所匿名分配供奉的食物，而多数情况下这些食物是各自回家私下食用的。霍皮人婚礼通常至少延续一周，其间会动用大量食物，大部分在婚宴过程中提供并消费。新娘家提供烧烤的食物，如面粉、玉米粉及烘焙食物。而新郎家则提供宴飨的肉食及编织的婚袍。资助婚礼宴飨是一项义务，所需玉米数量不仅用于宴飨，也是支付新郎家庭编织的礼袍，这会使新娘家背上三年以上的债务，即使这些盈余是用两年积累的。 在祖尼人中，宴飨在沙拉科舞蹈节（冬至庆祝丰收并祈求神灵赐福的节日）举行。食物通常是炖羊肉和面包，是为拜访新居举办典礼的客人所准备。然而宴飨的规模很小（由单个家庭负债），利用资源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不高（羊肉和面包），并且就像纳瓦霍人的宴飨，每年由不同的人主办。在祖尼人中，沙拉科宴飨的主办者由社群负责挑选。 东部普韦布洛社群中的宴飨也十分多样，但与西部普韦布洛人不同，它常在受基督教影响的仪式期间举办。圣安娜普韦布洛是五个说克雷斯语的普韦布洛社群之一，在宴飨之日，舞蹈者会将食物放在广场中央以分发给每个家庭。齐亚和圣多明戈普韦布洛也是说克雷斯语的社群，在11月1日举办的亡灵宴上，为那天回来的亡灵准备食物。社群妇女为仪式屋带去食物，而男性在那里制作祈祷棍。但是，放在仪式屋里的食物原封未动。下午男人们把食物带回家吃掉。此后，所有剩下的食物和碗碟都被清理。 在说特瓦语的圣克拉拉普韦布洛中，宴飨是单个家庭举办，通常是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家庭。在其他说特瓦语的圣胡安普韦布洛中：“宴飨是所有马图伊（双方亲戚）在至少一个家庭中聚餐的机会。宴飨为洗礼、婚礼、葬礼、祭日、新官上任、特殊圣日、部分仪式而举行，还有在某些舞会之后，特别是12月26日的龟舞。……在公众舞会的宴飨期间，村落的客人被请到家中吃喝。这些客人包括其他印第安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英国人。一天结束时，有些家庭可以为50多人提供食物，而有些人至少吃遍10个家庭。” 在每个案例中，宴飨可以被看作是海登所谓的“团结”宴飨，即被用来加强社会凝聚、并在社群内部把“富人”的食物再分配给“穷人”。这些主要是社群内的宴飨，其中许多受制于仪式的周期；匿名捐赠；并由一个或几个家庭主办，或限于双方亲戚参与。尽管有些与婚礼相伴的宴飨规模可能特别大，但是它们可以被看作是社群成员的一种义务，是与证明集体价值而非与提高声望并将“拥趸”置于负债地位有关。事实上，赞助大型宴飨往往会使主办者及其家庭背上多年的沉重债务，实际结果会降低地位。所有这些方面，使得现在的普韦布洛社会趋于将宴飨的凝聚作用最大化，而将政治影响最小化。 史前社群 缺乏普韦布洛中竞争宴飨的可靠民族志类比，反倒促成了考古学对史前宴飨的出色研究。这些研究立足于高度多样的跨文化比较与考古学材料之上，而非依赖单一的历史类比。实际上，考古的宴飨研究集中在早自美国西南部最早村落，晚到史前期晚期大得足以被看作“城镇”的社群。可以想见，这些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都差异极大。但是，随时间推移也有一些重要的相似性。下面是研究的一个简单介绍，以强调和说明这些异同： 普韦布洛I期——最早村落。西南地区最早的真正村庄，即约公元750-900年的普韦布洛I期，见于科罗拉多州的多洛雷斯地区。此时最大和研究最为透彻的村落之一是麦克菲村，包括一批同时期坑穴结构的房间区。维尔舒森介绍了坑穴结构中的一批祭祀遗迹证据，并称，这些遗迹的不同组合可定义村落内部祭祀活动的等级。最高等级的坑穴结构有60平米以上的地板面积和复杂的祭祀遗迹，比如中央地窖（可能是脚鼓）、西帕普（地窖盖板上的小圆孔。在霍皮人神话中，其似蜥蜴祖先从此洞钻出后变成了人）、长椅、可能是安置祭坛和祈祷棍的洞。 还有，布林曼论证了公元9世纪输入此地、数量很多的红陶碗，还有麦克菲村房屋区的超大坑穴结构，里面有极为错综复杂的祭祀遗迹。他的结论是，与这些结构相伴的集体仪式活动说明红陶碗数量的增加。这是因为它们作为舶来品价值不菲，也因为它们用于宴飨的奉食与消费。他指出，这类宴飨更像“百味餐”而非“夸富宴”。因为在许多房屋区，许多大型的陶釜看来炊煮的食物过多。而集体消费可以从主办方房屋垃圾中过多的陶碗碎片得到证明，这主要见于那些最大最考究坑穴结构的房屋区。 根据先前的研究，波特观察了该遗址出土的动物材料，注意到其中最考究的一个坑穴结构相伴有大量的兔子（主要是长耳大野兔）和祭祀动物（野鸟和食肉类）。这些材料支持坑穴结构的祭祀功能，他认为，如果这里确实举行过集体宴飨，那么长耳大野兔就是主要的宴飨食材。从民族志可知，历史时期的普韦布落群经常在集体宴飨之前，一起狩猎专供宴飨的野兔。由于兔的种群数量恢复迅速，一般不会受环境季节因素的制约，无论是作为仪式表演者的食物，还是用来供奉仪式的偶像，它们被认为是理想的祭祀食材。“其它猎物是季节性的，不太可能在特定时间举办仪式时就能轻易得到，就像伊斯莱塔必须用魔术变出一头鹿来。另一方面，兔肉供应在一年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得到保证”。 因此，在普韦布洛I期村落里，宴飨是群体内的事务，它们由集体资助并消费。利用的资源既不昂贵、也非故意垄断。而且，宴飨看来与在超大坑穴结构中举行的仪式有关，并由大多数或全部参与者资助。所有的背景条件都表明，宴飨更多是凝聚的手段而非竞争的舞台但是，在普韦布洛I期中较吸引人的，是“百味餐”集体宴飨与社群特定房间建筑的相伴关系。尽管很难评估各家户主办不同集体仪式宴飨中的政治后果，但有意思的是，这些村落的寿命很短（如不到50年）。虽然普韦布洛I期聚落的终结与气候有密切关系（干冷），但仪式及相伴宴飨的凝聚效果可能也受到了影响，这导致了该村落在约公元900年崩溃。 普韦布洛II期——查科峡谷。对美国西南部公元900-1150年阿纳萨齐人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性质一直有很大争议。本文不想对这些论点做详细回顾，但宴飨水平一直是某些解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那些反对查科峡谷曾有大规模资源再分配的人而言。例如，一个坐落于俯视查科峡谷的大型乡镇遗址，即普韦布洛奥拓的陶器证据表明更像周期性的大型“消费事件”，而非周期性的再分配事件。证据不仅包括普韦布洛奥拓材料的绝对数量（远多于人口数量的陶器堆积），还有比例极高的实用器皿，主要是高比例舶来品、尤其是来自楚斯卡的炊煮罐，以及在普韦布洛奥拓垃圾堆中式样有限的陶器。 同样，莱克森等认为，与普韦布洛奥拓遗址共出的超多人工制品、与该遗址居住区相伴的大型垃圾堆和该垃圾堆的地层，都是参与宴飨大量人群季节性聚集的证据。垃圾堆位于几条史前小路交汇处的两个外侧广场，进一步支持这种解释。而且，这些宴飨的主要资源之一似乎是从楚斯卡山脉进口的鹿。普韦布洛奥拓遗址垃圾堆有比例极高而本地环境相对罕见的鹿，并且是查科峡谷所有遗址中含鹿肉最多的部位。普韦布洛奥拓遗址非本地产的鹿肉以及大量陶器表明，宴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往该地的访客/朝觐者资助的。 与普韦布洛I期的例子相比，普韦布洛奥拓的宴飨看起来规模巨大，参与者与资助者来自许多群体，并且有把舶来的昂贵大型猎物作为主要资源的特点，所有这些都能潜在大幅提高主办者的声望。但是，仍不清楚查科峡谷举行宴飨的原因，当地居民参与资助这些宴飨的程度也不清楚。虽然不能充分了解查科的现象，目前认为，峡谷里大房子社区是由周围社群自发建造，而非由某集中权力诱使或强迫人们完成的。因此就如所言，这些聚会基本上是礼仪性的，并以仪式周期安排。普韦布洛奥拓很可能由周围群体为声望举行过竞争宴飨。 有趣的是，查科峡谷是美国西南部最严酷的环境之一。正如迪恩所言：“位于楚斯卡山脉的雨影区，查科峡谷看来不太像是阿纳萨兹文化传统最灿烂的地方。”因此，宴飨规模与当地环境的生产力无关，而是一处高度发达的政治和祭祀系统的组成部分，他把广阔区域的参与者融合到一起，为提高巨大声望提供了潜在的机会。宴飨的巨大规模、舶来品的使用、昂贵的食物资源以及多群体的参与和资助表明，这些事件远非团结飨宴。在许多小型农耕社会里，宴飨是用来动员集体劳力的。实际上，查科峡谷的宴飨很可能为整个峡谷大型建筑提供必要的群体劳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了解普韦布洛奥拓在峡谷中的位置至关重要，垃圾堆明显的巨大体量，是与峡谷的建设高峰同时的。” 普韦布洛III期——伟大普韦布洛期。普韦布洛III期晚段（公元1225-1280年）的宴飨证据正在显现。由克罗峡谷考古中心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弗德台地两处普韦布洛III期晚段聚落，桑德峡谷普韦布洛与卡斯尔岩普韦布洛的发掘，提供了社群内外宴飨的差别，并与集体建筑相伴的线索。在这两处村落里，陶器口沿弧度数据显示，碗的大小呈双态分布，即五个小碗的容积大致等于一个大碗。这种独特的尺寸模式，在同时期和13世纪早期桑德峡谷村寨里的陶器中并不明显。这一发现表明，可能存在两种迥异的准备/奉食/消费规模，一种可能是家庭的，另一种可能是集体的，在社群内较大的村庄举行。 特别是作为分散社群中心村落的桑德峡谷普韦布洛，很可能是一些大型宴飨的举办地。该遗址出土了桑德峡谷数量最多的大型炊煮器皿，周边有无数小型村寨。另外，桑德峡谷大型仪式屋（或叫大基瓦：半地穴式的圆形建筑）中有极高的碗/罐比，而碗的多样性设计高于样本量的预期，表明所有社群乃至社群外的各种人都在此建筑中参与食物的消费。 德赖弗还发现，与桑德峡谷普韦布洛共出的鹿与周边同时期的小居址相比数量很多，并认为这可能反映了鹿被贵族用于公共仪式。但最近缪尔的工作表明，该遗址内鹿的骨骸其实分布比较零星，并看来与特定的非集体区域也许是贵族的住所，而不是与举办集体宴飨的公共区域有关。 因此，尽管陶器材料表明集体宴飨是在较大聚落举办的，但是动物材料则较为模糊。因此，我们很难推定群体消费的是哪种特定的食物资源。然而，桑德峡谷较大的社群或地点内宴飨的不同分配是饶有趣味的，并可能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桑德峡谷普韦布洛是该社群或地点最大的遗址，也是唯一拥有巨大基瓦和广场的遗址。 普韦布洛IV期——格兰德河中游。普韦布洛IV期是美国整个西南部迁徙和重组的时期。人群的大规模流动，人们汇聚到集中的、有广场的普韦布洛里，还有这些大型普韦布洛拥挤的空间，表明社群内外社会关系重大的系统变革。中心广场的出现也标志了仪式实践的重大转变。1275年之前，露天及室内的大基瓦是大部分集体祭祀活动的地点。随着中心广场的出现，包容性更大的祭祀方式如克奇纳宗教出现了。 普韦布洛IV期之初也见证了许多地区专门化生产和长途交换的增加，并在整个西南部引入了新的图像符号。这些变化在陶器的生产、分配和装饰中尤为明显。到了14世纪，红黄两色及三色的釉陶已在西南大部地区被采纳。这些陶器许多是釉彩和派恩戴尔风格，以环环相扣的线条和阴影母题为特点。普韦布洛IV期晚段，釉陶的几何形图案和设计减少，而包含更多具象、流畅的图案。在诸如格兰德河的许多地区，这些新的陶器类型与之前普韦布洛III期那种白底黑彩的陶器审美截然不同。 斯皮尔曼最近声称：“14世纪的格兰德河地区，集体飨宴在新的祭祀背景中采用大的釉陶碗，每个家庭都要为宴飨做贡献。”同样她认为在15世纪，格兰德河陶碗尺寸的双态分布，代表了它们同时在仪式性飨宴（大碗）和家庭消费（小碗）中使用。这种全新祭祀系统创造的需求，使得釉陶碗在14至15世纪中得到了迅速和广泛的分布。 格雷福斯也谈及沿格兰德河普韦布洛IV期大型村落举行的集体飨宴。他发现萨利纳斯地区的格兰奎维拉社群，比其他社群更频繁地主办多群体参与的大型宴飨，也正是这同一“中心”社群比其他社群更频繁地参与长途交换。宴飨的证据是，相较其他遗址格兰奎维拉拥有超多的炊煮罐；长途交换的证据是，许多釉陶碗来自遥远的不同产地，以及从平原印第安人获得很多野牛肉。遗憾的是，尚不清楚格兰德河集体宴飨消费的主食是什么。 该遗址多群体的规模以及共出的贸易陶器表明，它与典型头人社会提高声望的做法相同。如斯皮尔曼所言：“个人间的竞争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个人夸富行为，这与头人社会所见并无不同。”然而就这点而言，这只是个高度可信的模型，有待于独立材料的确证。 有趣的是，萨利纳斯地区的普韦布洛IV期遗址并不位于农业贫瘠区。虽然所有遗址的当地水源并不丰沛，蓄洪灌溉的农业似乎在各社群是可行的。同样，当地环境的过度狩猎似乎也被每个社群有效解决，要么强化处理所获的猎物，要么增强与平原印第安人的野牛肉交换。于是，当地环境因素并不是导致某遗址的宴飨比其它遗址更常见的理由。但是显而易见，在萨利纳斯普韦布洛村庄群中，一个格兰奎维拉村落主导着该地区的祭祀和政治舞台。于是再次表明，宴飨并非是环境驱动的现象，而是由当地社群政治史所造成的偶然事件。 该例子也突显了普韦布洛IV期宴飨与1275年前飨宴的根本区别。虽然普韦布洛IV期宴飨很可能促进了西南部某些地方个人声望的提升，但同样明显的是，该时期的社群，而非社群组成部分如家户、社群的中心村落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在普韦布洛IV期，宴飨的位置中心广场变得更加集体化和包容性，空间位置不再与社群的特定阶层相伴。于是，宴飨变成集体凝聚的力量，而非社群内部分化之源。 下面较详细的研究案例，集中在祖尼地区普韦布洛IV期大型社群的宴飨作用。与东部普韦布洛人相比，祖尼地区并没有长途交换，也没有很好的“中心村落”的概念。这种背景里的大型宴飨政治作用很小，但能加强社群内部的凝聚以及各社群间祭祀的差异。 祖尼地区史前期晚段的宴飨 祖尼地区位于西南部的中心，新墨西哥州的中西部。本研究的遗址在祖尼山脉脚下的埃尔莫罗山谷，是祖尼地区的最东部。埃尔莫罗山谷是海拔7000英尺的一处宽阔的高地山谷。溪流和自然降水的水源丰沛，而宽阔的平原也十分适合农业灌溉。猎物尤其是鹿在祖尼山和附近也相当丰富。生计变量的主要制约是生长期很短，每年大约113天。不过，好几个大型社群从公元1250-1350年就在此栖息。这些遗址在1970年代作为西波拉考古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已经进行了发掘。 大约公元1275年，祖尼地区人群放弃了松散聚集、建筑分开的聚落，建造起较大的围绕广场的连体向心聚落。此时，围绕广场的集中聚落的重组，标志了普韦布洛IV期的开始和祭祀活动的重要转变。1275年之前，露天与室内的大基瓦是许多集体祭祀活动的中心。1275年以后，围圈的大型广场取代大基瓦，成为集体祭祀的主要场所。而且，与查科早期和明布雷勒斯遗址正式划出的空间、以及普韦布洛IV期遗址中大型中央空间相比，祖尼地区普韦布洛IV期早段的广场是独一无二的，它完全由整个社群划定并与外界隔绝，而且在开始建设时就已经规划和围成一圈。这种全新的、由集体共同规划的正式空间，为诸如宴飨等集体活动提供了理想的背景。 宴飨的动物证据 在埃尔莫罗山谷的普韦布洛IV期遗址中，对亡灵城遗址的动物残骸做了广泛采样，表明火鸡是与公共空间相伴的主要资源。广场出土的所有材料显示了高比例的火鸡骸骨。另一方面，从该村落外垃圾堆出土品的材料，则显示高比例的白尾兔。尽管其它遗址的样本量较少且不能代表整个社群，但是这一现象看来与该区普韦布洛IV期社群的情况吻合。 对应分析得到的空间型态的离散性和一致性，表明某些特定地点总是丢弃某种动物，而广场、庖厨垃圾、房间组合代表了不同动物类型的消费。特别是，广场堆积与外部垃圾堆相伴的独特性表明，广场组合反映了有别于家庭的简单动物消费。例如，与广场堆积共出的高比例火鸡骨骸可能代表了火鸡养殖，群体宴飨的火鸡消费，或者两者皆有。 除了想见宴飨垃圾会与公共集体空间相关，这些骨头本身的条件会因其加工和消费方式而有不同。特别是我们可以想见，集体消费的动物不如家庭消费的动物加工那么彻底。集体宴飨消费的动物可能会整只烧烤，骨髓与脂肪的处理比较随便，不如家庭里那样仔细。从亡灵城动物组合材料看来确实是这个情况。庖厨垃圾的动物24%显示有火烧的证据，而广场垃圾中只有13%是火烧过的。另外，庖厨动物的67%只留下一半不到的骨骼，而广场出土的动物仅48%是这样的破碎程度。这些材料有力地支持如下的论，即庖厨垃圾大体代表处理比较彻底的家庭垃圾。而广场堆积则反映了家庭垃圾废弃、火鸡养殖和集体宴飨的混合。 在埃尔莫罗山谷，从普韦布洛III期到IV期的转变中，火鸡生产有强化的趋势，可能因为集体宴飨对火鸡的需求有所增长。相比普韦布洛IV期火鸡占动物群的15%，普韦布洛III期时为8%。尽管火鸡产量的增加可能是仪式需要用其羽毛的结果，但与亡灵城社群相伴的火鸡数量巨大，这排除了祭祀需求是数量增长的唯一原因。但是广场出土的动物组合（占广场样本不到1%），火鸡的可鉴定标本为511，最小个体数15（各单位并未聚集）。如果这个数字投射到整个广场，广场火鸡的实际数量应该在3000到102,000只之间，这还不包括房间和庖厨堆里另外数千只火鸡。如果该遗址如陶器材料显示的那样栖居了约50年，那么广场里每年堆积的火鸡就有60到2040只。即使实际数字接近最小个体数（比如每年500只），那么对为羽毛而养殖火鸡来说也太多了，尤其是在获取羽毛而无需杀掉它们的情况下。于是，从普韦布洛III期到IV期日增的火鸡数量很有可能是对肉而非羽毛的需求。而且，虽然西南部其它地区火鸡数量的增长与人口增长/捕猎大型猎物的压力有关，但是埃尔莫罗山谷组合的偶蹄类数量实际上随时间有所增长，这是因为祖尼山本地物种丰富，以及公元1300年后对集体狩猎实践日增的依赖。因此，火鸡数量的增加看来与可获狩猎资源的减少无关，而较可能与对可预见和可持续的集体宴飨资源的需求日增有关。 最后，如果就像跨文化材料所显示，妇女参与养殖业的程度比男性要高，那么火鸡与广场的共生关系、以及普韦布洛III期到IV期火鸡生产的强化，也许表明妇女在为宴飨提供食物和肉类的作用日增。奥特曼从整个西南部采集的碾磨器表明普韦布洛III期妇女传统上在家碾磨玉米,到普韦布洛IV期移到在屋顶和广场从事公开的加工活动。奥特曼认为，转向较为集体背景的玉米碾磨，部分与女性为大型集体宴飨加工物产有关。而我认为，这和火鸡的强化生产同步。邦策尔实际上指出历史时期祖尼地区妇女在为祭祀提供食物的重要作用：“虽然男性提供食物和玉米粉，但总是由妇女加工的。这种祭祀的分工反映了一般的经济模式，其中女性为家庭提供食物，而男性则是衣物。所以女性也供奉神灵，而男性则是衣物（祈祷棍）。” 总之，遗址内动物群的形态支持这种推论，即普韦布洛IV期社群中的集体宴飨是频繁且持续的。但是，集体宴飨作为社会分化原因的程度似乎有限。事实上，集体广场而非该社群的下属单位才是宴飨的举办地，而家养火鸡看来是集体宴飨消费的主要资源，而集体宴飨并非是地位竞争和提高声望的背景，而是集体祭祀的组成部分以凝聚这些大型社群并分配食物（尤其是蛋白质）的手段。而且普韦布洛IV期，妇女在为集体仪式性宴飨提供肉食的作用看来日益重要。 宴飨的陶器证据 尽管陶器材料有限，但在普韦布洛IV期采样四个大型社群中，炊煮罐大小分布确有一些差异。根据预判，如果某些社群或社群的下属单位要比其他社群更频繁地主办群体之间的宴飨，那么在这些遗址中，可望有较多的炊煮罐。 分析数据提供了每个遗址大小容器的频率。为了将储藏功能的素面陶排除在外，挑选的根据是与无火烧背景相伴的带烟炱的陶片。大多数陶片来自房间的二次废弃。小器皿根据口沿直径不到25厘米定义，而大容器口沿直径大于等于25厘米。重要的是，通过对埃尔莫罗山谷遗址出土的较小样本（样本数量为9）炊煮器的修复，其口沿直径与器高和容器最大径有强烈相关性，因此口沿直径可望相当准确地估计器皿的容积。尽管对口沿残片的统计无法准确给出容器精确的数量（较大的容器会有更多的残片），但如果样本是真正随机的，那么就可以根据一般趋势讨论材料的情况。据此，亡灵城普韦布洛IV期社群的组合显示了迄今比例最高的大型容器（76%），而阿齐娜组合大型容器（36%）的比例最小。 我认为，在同时栖居的居址中，较大炊煮器相对频率的差异，是参与和举办大型宴飨有别的结果，这很可能变为当地社群间地位的差异。因此，宴飨可能不仅在凝聚社群单位、而且在社群分化中发挥了作用。确实，该地区普韦布洛IV期社群中的仪式差异能从其独特的外貌和相伴的祭祀动物来推测。 除了各阶段组合间所见炊煮罐大小的不同，从普韦布洛III期到IV期的整个转变过程明显有一个广泛的时间态势：普韦布洛III期组合口沿直径趋于单峰分布，而普韦布洛IV期的口沿直径始终是双峰分布。炊煮罐大小时间上从单峰向双峰的转变，可能与普韦布洛IV期家用炊煮罐和大型宴飨炊煮罐区分的正规化有关。普韦布洛III期炊煮罐尺寸单峰的差异可能与许多因素有关，包括家庭规模的不同，以及社群内各显赫家庭主办宴飨的不同。在向预先规划、以广场为主的社群转变中，居住群在规模上变得较为一致（至少在建筑上）。结果，家用的炊煮罐不断变小，尺寸趋于一致，而第二种宴飨类型的炊煮罐出现了。当集体祭祀某些方面变得更具公共性、规模更大时，以及当中央广场成为大小社群祭祀表演的主要地点时，祭祀宴飨的规模也会变大，而且更加正式。家庭炊煮活动和大型祭祀宴飨之间新的正规化两分，看来反映在普韦布洛IV期组合炊煮罐大小的双峰分布上。家庭炊煮用较小的容器，而大型集体祭祀宴飨用较大容器炊煮食物。 总之，普韦布洛IV期祖尼社群的集体宴飨看来与群体祭祀有关，而且不是家户分化与提高声望的原因，更像是普韦布洛IV期社群内部一种正式的祭祀义务。而且，宴飨看来同时促进了社群内部的凝聚和各社群之间的分化。 小 结 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西南部北部的各种宴飨，指出宴飨的三个特定方面——参与和资助的规模、举办的频率与结构、利用的食物资源——是如何随时间整合的。本研究获得的最明显现象是公元1275年前后宴飨活动的区别。那时宴飨主要食物是家禽而非野生动物，宴飨不再与社群特定成员在空间上相伴，并且飨宴更像是群体的祭祀义务而非家户协调或宗族分化的舞台。同时，宴飨在规模上也趋于在群体间举行，并在较大社群中各族群之间仪式的分化发挥了作用。普韦布洛IV期，格兰德河萨利纳斯地区与祖尼地区的社群差异十分明显。在这两个例子中，地域较大的社群要比其它大型社群举办更多的大型宴飨，并在仪式、政治以及经济上与之有别。尽管诸如环境生产力与可预测性等生态变量无疑对西南部特定时间的飨宴规模产生制约，但我认为，1275年宴飨作用的转变主要反映了该时期整个西南部的文化、社会、及信仰转变，包括更引入具包容性的新仪式，诸如家庭和公共活动（如研磨玉米）的结合，社群规模的扩大，朝以广场为中心的向心社群转变。 西南部宴飨最引人之处是，我们可以追溯1000多年里这种反复发生的社会活动。并且，尽管其随时间推移有所变化，但是它们也有许多共性，使得能将其与世界其它地方相区别。其中最持续的要素是集体凝聚方面，还有除查科峡谷外，宴飨似乎与政治关系不大。与波利尼西亚酋邦相比，西南部宴飨的特点可能部分源自该区域的小型社群。凝聚或团结宴飨，看来与小型“部落”社会而非那些政治复杂的大型社群密切相关。但是在西南部，高度凝聚性宴飨出现在规模最大、政治最为复杂的普韦布洛IV期。 造成明显缺乏竞争性宴飨的原因是，西南部环境相较墨西哥山谷而言是边缘化的。但是，环境生产力可能并非制约竞争性宴飨的重要因素，如果西南部北部具有通过强化劳力增加资源产量以垄断飨宴资源的社会和技术机制的能力。例如，决定某农耕区成功的主要变量，从来不是获得高产良田，也不是增加劳力投入，而是该地区自然降雨量的随机性。如果潜在的夸富者能够保证成功生产、控制、垄断剩余农产品，社会分化就很可能会沿着贫富分化和债务累积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像显见的，宴飨在促进这种分化中发挥了一种决定性作用。在西南部地区，在决定谁的土地能产生剩余产品，谁成为债权人，谁成为债务人中，运气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剩余产品实际上无法有效预测、控制和垄断，于是首领利用一套不同（可垄断）的资源，来建立并维持他们的权威和社会权力（如祭祀知识），令大型集体宴飨运转均衡，并使社群内的食物资源分配更易预测。 宴飨与祭祀长期相伴是西南部飨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早在普韦布洛I期，宴飨就与集体祭祀紧密相关。而尽管中程社会的某些仪式实际上为竞争与夸富推波助澜，如恩加族马伊人的仪式，但是其它仪式却强调群体融合，并积极限制竞争，压制社会分化。普韦布洛的克奇纳仪式就是很好的例子。不仅食物分配者带有面具，而且贡献者也是匿名的。 总之，宴飨是西南部历史悠久的集体活动。虽然它在时空、规模、结构、发生频率、利用的食物资源上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但是它总是与强调集体凝聚的祭祀始终相伴。这种相伴关系，连同西南部的边缘环境、以及缺乏社会或技术机制来垄断或强化飨宴资源的生产，确实制约了该地区宴飨的夸富能力。我认为，西南部案例所展示的环境、社会及文化变量之间复杂的互动，是任何宴飨的唯物主义模型所无法预判。而我们试图了解这些集体活动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时，不仅要考虑诸如环境生产力、人口密度、剩余产品产能等生态学变量，也要考虑宴飨的历史与社会情况。 原载：[美] 詹姆斯·波特著、诸诣译，陈淳校，陶器、聚会与政治：美国西南部的集体宴飨。《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 译自：Potter, J.M. Pots, Parties and communal feasting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American Antiquity, 2000, 65(3):471-492. 编辑：任小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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