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书写的“朦胧形态”与“性”的幻术——从《绿化树》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顾奕俊

冬天惠铃 2022-11-04 发布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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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贤亮

来源：《小说评论》“重勘现象级文本”

知识分子书写的“朦胧形态”与“性”的幻术

——从《绿化树》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顾奕俊

一、知识分子书写的“朦胧形态”是如何出现的？

不妨先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说起。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刊载于《收获》1985年第5期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于《收获》1985年第5期。之后不久，刚刚卸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的韦君宜，因“我不希望由于这么一部作品（况且这个作者也写过一些好作品），又将连累整个'文艺界’都跟着没头没脑地挨骂，如过去所常见者，故预先写几句”，于1985年12月28日的《文汇报》刊登《一本畅销书引起的思考》一文，表达了某些“替我们的文学担心”的观点。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韦君宜批评的重点是小说“对于两性关系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实在太多了一些”。[①]值得注意的是，韦君宜提及的方面，同样是现今研究者、批评者重提《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八十年代文学界状况之间关系的首当其冲的落脚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两性关系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实在太多了一些”，就完全对接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问世后批评者们的全部“声音”来源，事实上，八十年代中后期有关《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赞扬与抨击，恰恰处于矛盾（甚至是“混乱”）的状态。约摸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问世一年，许子东在见证了这场因《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而起的广泛争论后，撰文指出这场论证本身的复杂性：“……《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问世后，人们饶有兴味地发现，具体的不同的批评意见与'左’或'右’、'解放’或'保守’、'老年或青年’、'类’的批评群体之间的必然联系被打乱了。……张贤亮如果想躲在他的欣赏者那里多听些赞扬的话，那么他很快会发现，不仅各种赞扬里有着各种多样的保留和'歪曲’，而且欣赏者们的不同欣赏理由一旦展开，彼此间恐怕也会打架……是啊，一部文学作品，怎么会引起这样“混乱”的争鸣呢？在这种复杂碰撞意向交错的批评中，张贤亮小说本身的意义又在哪里呢！”[②]

在此显然有必要将叙述的时间轴往前拨，从而引入张贤亮发表于《朔方》1980年第9期的《灵与肉》、发表于《十月》1984年第2期的《绿化树》。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俨然形成的某种“规范化”“秩序化”的文学观念里，从《灵与肉》（这其间不应忽视的，还包括张贤亮《十月》1981年第1期发表的《土牢情话》、《人民文学》1981年第9期发表的《夕阳》、《小说家》1983年第2期发表的《男人的风格》），到《绿化树》，然后是一年后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构成了张贤亮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书写的突出的脉络谱系。不过对读这几份考察样本，能注意到张贤亮其实一直在外部社会动态与内部精神转向的微妙游移中“改写”自己笔下的知识分子人物。如《灵与肉》，实则并不构成如小说标题所暗示的“灵与肉”的冲突。小说叙述主人公许灵均在“文革”结束后与从海外归来的富商父亲久别重逢，并在此过程中嵌入许灵均曾经在偏远地区农场的记忆碎片。早年的许灵均因家庭成分问题与“学校支部书记要完成抓右派的指标”而被流放到农场劳教（解除劳教后，其留在农场成了一名放牧员，而后是农场学校的老师），且在非常偶然的情势下同四川女子秀芝结合。尽管作者有意识地设置了“过去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许灵均在农场的贫瘠环境与父亲所享受的优渥生活、灵芝与密司宋这几组反差鲜明的对照项，但许灵均并未因此受到真正意义上的“灵与肉”的考验，他很快就作出了那个时代很多小说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标配式”的行为选择：“不，他不能呆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生命的根！”[③]可以看到，在“伤痕”思潮与“反思”思潮相互交织的时间背景下，《灵与肉》是一部“只能如此为之”的小说。尽管《灵与肉》裹挟着之后被《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承接过去的叙事母题，但相较于章永璘体现出的精神结构与行为实践的歧义与错位，许灵均理应纳入到其“灵与肉”因特定意识形态诉求而相互贴合的知识分子形象序列（《灵与肉》后获1980年代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及1982年被导演谢晋拍摄成在国内引起轰动的电影《牧马人》，便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点）。不过正是由于人物形象与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话语逻辑之间的高度吻合，许灵均实际上显然多受“外力”而成，并非是张贤亮心路历程的清晰投射。

《绿化树》则逐渐显现出张贤亮试图表达却又难以解释的知识分子思想困境。甚至有理由认为，至《绿化树》与章永璘的出现，进入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创作）的知识分子书写真正形成了一种在相应语境下、值得思考的“朦胧形态”。所谓“朦胧形态”，借鉴了许子东分析《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证明作品的挑战性、尖锐性本身表现着某种朦胧形态，使得人们（读者和评家）在来不及确定这'是什么’时已经被迫要表示'好’或'坏’。这种作品锋芒的朦胧形态，从好处说，便是作品多层次意蕴内涵的开放结构；从坏处讲，便是作品多层次意蕴内涵的混乱结构。”[④]尽管许子东谈的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但张贤亮在八十年代形成的知识分子书写的“朦胧形态”，可前移至《绿化树》。本文所指的张贤亮知识分子书写的“朦胧形态”，其核心在于所塑造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从个体的现实境遇与真切感受出发，从而得出可能迥异于文学思潮风尚、社会理念规范（甚至是作者本人预期）的叙事结果。但不同的叙事结果，包括相应叙事结果显现出的“挑战性”“尖锐性”，反而预示着某种书写形式的潜在的方向路径。而张贤亮知识分子书写的“朦胧形态”，部分源于作品本身的特殊性，另一部分也由批评者的“声音”构成。重新观照八十年代有关《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批评，不仅要看到如韦君宜、许子东等人“怎样批评”“批评了什么”，也应注意他们是在“怎样的时代语境下”去批评。从1980年的《绿化树》到1985年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国内文学批评界也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经历了“朦胧诗论争”“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现代化与现代派论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性格组合论”“文化热”“方案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一系列思潮的展开与议题的推进，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相当数量的批评从业者的知识结构的翻新与立场观念的调整，因此也就有了许子东提到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问世后“具体的不同的批评意见与'左’或'右’、'解放’或'保守’、'老年或青年’、'类’的批评群体之间的必然联系被打乱了”。爬梳八十年代中期作为“现象级文本”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这些小说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书写的“朦胧形态”，这一时间阶段前后国内文学批评界的自身变化，也是与“现象级文本”的“历史感和整体性”[⑤]紧密相联的影响因素。

《绿化树》的主人公章永璘有着与许灵均相类似的身世“前史”。在动乱年代，章永璘从劳改农场释放后，被分配到了不毛之地。有关章永璘的自我矛盾，在小说里随处可见：章永璘会私下通过研读《资本论》思索“我们今天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日常生活中，章永璘又会因乘汤食的罐头筒的特殊构造使自己“比别人多100CC左右”而“私下里感到宽慰”。[⑥]这无疑逸出了八十年代初期《灵与肉》及许灵均所确立的某种遵循外部社会准则规范的知识分子书写模式。而章永璘在对待有恩于己的女子马缨花的态度上的暧昧不清，则多少体现出此时的张贤亮更为注重从“自我”与“个体”出发、观照与审视自己塑造的知识分子人物。不同于许灵均在小说结尾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父亲的出国邀约，继而回到农场学校陪伴妻女与学生，章永璘与马缨花在确立了某种关系后，却颇为后悔地自问“但是，我能娶她为妻子吗？我爱她不爱她？”“总而言之，尽管我心里也暗自感到不安，但我仍然觉得：她和我两人是不相配的！”[⑦]在《绿化树》中，因精神维度的宏观探索与现实维度的艰难挣扎所产生的矛盾、因个人欲念的泛涌与理想的追求所产生的矛盾，才使得张贤亮小说的知识分子真正陷入到“灵与肉”的困局。但当“本质性的问题”浮出水面，张贤亮却在叙事上采用了一种外部因素介入的方式，从而中断了章永璘与马缨花的未来：章永璘遭“营业部主任”诬告而被派往“山根下那个大队”，从此与马缨花不再相见。颇具意味的是，《绿化树》的结尾又回到了“《灵与肉》式”的政治自觉：“……我要永远记住我的灵魂处在深渊的边缘时，是他们，那些普普通通的体力劳动者，给了我物质和精神力量，使我有可能在马克思的书里寻找真理，恰恰是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获得了我们国家和党的信心：是他们扶着我的两腋，开始踏上了通往这座大会堂的一条红地毯的。”[⑧]换言之，至此，张贤亮的“自我”与“个体”的知识分子“声音”是“选择性撤退”的，他最终让章永璘进入到具有历史合法性与叙述正当性的“合唱”之中。

要指出，韦君宜在批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同时，也以《绿化树》作为其彰显相应目标立场的“对照物”：“……这样写，与大的社会背景就看不出原来的关系，至少是大大冲淡了那关系（这就和《绿化树》不同。《绿化树》是紧扣着那个社会背景的，不止是一个人挨饿的故事。）”[⑨]不过，正因为没有“紧扣着那个社会背景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相较张贤亮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书写序列的《灵与肉》《土牢情话》《夕阳》《男人的风格》《绿化树》，是更意味深长的“改写”，而这种“改写”愈发深刻地折射出张贤亮指涉知识分子对象的复杂的心理动态。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不同于《绿化树》许灵均在“灵与肉”层面的统一，也区别于《绿化树》的那个同样名叫“章永璘”的男人最终准备与风尘女子结合而又阴差阳错的结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章永璘接续了《绿化树》的另一种叙事可能，即“章永璘与马缨花结婚后会怎样”。而这个以“黄香久”之名存在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女性人物，却成为章永璘婚后的烦恼根源。这篇小说的很大篇幅都聚焦于章永璘意外目睹妻子出轨后，如何深陷于苦恼与绝望，又是如何想要摆脱这个令其恢复正常男性能力的女人。某种意义上讲，《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的主体性体现得最充分的一篇小说。也可以认为，是张贤亮在试图与“大的社会背景”保持距离感后，旨在测试“自我的意志”将会在虚拟的小说世界里走向多远，包括作为化身的主人公将会显露出哪些令作者自己都感到错愕不已的部分。但遗憾的是，同《绿化树》有着某种相似的命运，《绿化树》结尾处章永璘的“声音”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在泼辣大胆的女方主导下发生的性事——这或许也是源自张贤亮“自我”与“个体”的知识分子“声音”所能抵达的尽头。相关的问题已然浮现，但小说主人公与塑造其的作者却突然面临对于种种矛盾现象的失语。很显然，此时仍然是张贤亮与他们这一时代的写作者们所处的知识分子书写的“朦胧形态”——尽管他们开启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书写的“朦胧形态”，但他们也因这种无法言明的“朦胧形态”而深感困惑，这也是伴随着《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出现的另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

二、被“改写”的“1977年”

《绿化树》的章永璘与马缨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章永璘与黄香久，其关系主线都始于一段作者本人经历的“改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问世二十三年后，同样是在《收获》杂志，张贤亮陈述了发生于七十年代末的往事：“因为在戴'帽子’生活中突然闯入女人，使我意识到我这样的'身份’还有女人垂青，我终于在第二年即1977年41岁时与同一生产队、同被管制的'坏分子’同居。”这个我们在读过《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后似乎能有所对应的细节，却走向了同这两篇小说截然不同的结局。在同张贤亮同居不久后，“同被管制的'坏分子’”就被通知，其先前被定下的罪名已判定为“冤假错案”，同居女子本人“很快就获得甄别”，随后“即使我对她依依不舍，也不能阻拦她回到黄河上游，于是我们不得不洒泪而别。”[⑩]而饶有意味的另一个细节是，1987年10月17日，张贤亮由学者李欧梵教授陪同，在芝加哥大学进行讲演。讲演过程中张贤亮指出：“评论家说，我给文学画廊中增添了一系列光辉的女性形象，说我刻画妇女和表现爱情有独到的艺术手法。我听了这些暗自发笑。因为我在四十三岁以前根本无法谈恋爱。”[11]张贤亮所言的“四十三岁以前”，指的是1979年前。也就是说，1977年张贤亮与“被管制的'坏分子’”的短暂同居史，在张贤亮看来，并不属于（至少不能完全算作）男女情爱的范畴。而再回过头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生的故事，便有了非同寻常的呼应。此外，同居女子因沉冤得雪而“不得不”与依旧身处困境的知识分子“挥泪而别”的细节（在张贤亮的这段纪实性叙述里，“我”是一个全然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被动者），经张贤亮八十年代以来结合主观能动性的“改写”，反而逐渐演绎为知识分子“给自己追认了'启蒙者’的身份和殊荣”[12]。

而张贤亮在小说里“给自己追认了'启蒙者’的身份和殊荣”的叙事前提，是隐晦地设置出能形成“启蒙—被启蒙”关系的结构对象。《绿化树》开头，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从劳改农场释放的“我”（章永璘），跟随赶车的海喜喜去邻近的新农场报到。张贤亮借“我”的视角有过这样的描述：“我一面悄悄地打量他，一面在心里分析自己不安的原因。最终我发觉，原来我是被人管惯了，呵叱惯了。虽然我意识到我今天获得了自由，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在潜意识下，没有管教和呵叱，对我来说倒不习惯了；我必须跟在一个管我的、领我的人后面。”[13]细致阅读张贤亮这一期间的文学创作，“我必须跟在一个管我的、领我的人后面”是其在作品中强调的五十至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属性，并因此使“民众”“填补了知识分子驱逐后空出的身份”[14]，而与此同时，张贤亮又屡屡通过描写章永璘对于马缨花、黄香久的“征服”、对于海喜喜这个“潜在情敌”的“挫败”，凸显出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又是怎样“启蒙”“改造”这些“管我的、领我的”的“民众”。“民众”在这里仍然处于难以逃脱的“被启蒙”位置，也是张贤亮体现自我身份认同的不可缺少的对照要素。

依旧是在《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这篇文章，张贤亮着重谈到了在特殊时期阶段出现的“身份识别系统”，同“由'身份识别系统’所建立起的'身份识别制度’，使'身份’'成分’不同的人在社会生活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回忆那个有过短暂同居经历的女子时，张贤亮引出这样的现实悖论：“'身份识别系统’中'坏’的总是好的。”而张贤亮会有此感叹是因为：“我可以说，在中国作家中，我是背负'身份’'成分’胆子最沉重的一个，经受的磨难也最多，所以对'身份识别系统’最敏感”。[15]具体至《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也再次强调了这一“身份识别系统”，导致“管我的、领我的”的“民众”也不能逃脱随波逐流的境况：“她不那样生活还能怎样生活？”[16]尽管对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身份识别系统”表达了明确的否定，但张贤亮又必须要以《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在新的社会格局与历史情境下重新确立关乎知识分子的“身份识别系统”，借此突出作为知识分子的章永璘，与马缨花、黄香久、海喜喜等人的“那样生活”的截然不同。故而，无论是《绿化树》马缨花对“落难才子”的嘘寒问暖，抑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黄香久以女性的温柔帮助章永麟恢复了男性的能力，这两个女性人物都未能有效形成指向章永璘的“启蒙”，她们在小说里最主要的“功能”，恰恰是以章永璘的对立面而存在，她们是反衬章永璘的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与自主性的“叙事工具”。

本文指认《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书写的“朦胧形态”，很大程度上就根植于这两篇小说的归处是旨在点明、区分知识分子自身出发而形成的“身份识别系统”，而非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来，将知识分子归类为与其他身份类型者的无差别的叙述角色。但也要注意到，张贤亮通过情感微妙（却也不乏辩证思维）的“身份置换”来彰显一类自1949年以来就不断受到贬抑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识别系统”，但他在此过程中又陷入到这种“身份识别系统”延展开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士大夫相互交织而又彼此背离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传统文人士大夫推崇的“红袖添香”（《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便涉及到对于《西厢记》《聊斋志异》的资源摄取，而《绿化树》引述马缨花对《灰姑娘》《海的女儿》《青凤》《聂小倩》的神往，一定程度而言也是作者指向分属不同阶层的女性人物的形象定位）在两篇小说里都有所映照。但私下会研读《资本论》、随口便能援引《神曲》《浮士德》《叶甫根尼·奥涅金》、且能同幻象世界的“大青马”“庄子”“马克思”谈古论今的章永璘，又对明显存在智识差距的女性表现出近乎于本能的轻视。而所谓张贤亮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书写的“朦胧形态”，其中很明显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知识分子充满悖反而又难以掩盖的言行特质与心理结构。如许子东提到的部分批评者对于《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复杂态度，也是因张贤亮在这些文本里异常坦诚地揭示出了知识分子的呐喊与彷徨，而呐喊与彷徨又很有可能将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引向道德审判的方向。更为致命的是，张贤亮与他的同时代写作者们在“灵与肉”的困苦中完成了对于相关知识分子在特定时期阶段的命运轨迹与精神脉络的精准描述，但他们又在描述尚未结束就旋即远离了那些在他们看来如同梦魇的“块垒”。而令“张贤亮们”畏惧的“块垒”，也最终演变为九十年代的“旷野上的废墟”的“前夜”。九十年代初期象牙塔内自感难以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们相聚讨论的议题，事实上早已通过另一种途径方式隐现在“章永璘们”生活的时空。

季红真指出“在张贤亮的创作中存在着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其一是“底层劳动者朴素、健康的世界”，其二是“知识分子充满矛盾的世界”，“这是一个理应自觉却被'铁的逻辑’扭曲得从外部到心灵都极为残缺的世界”。[17]但结合之前所述，令知识分子世界“残缺”的并不仅仅是“铁的逻辑”，也涉及二十世纪初期处于社会巨变当中的国内早期知识分子就需直面却又无法应对的困境。《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只是在特定的“铁的逻辑”的背景下，将知识分子欲确认自我身份而不得的现实处境与精神状态以曲折的方式呈现出来。应指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关乎知识分子书写的作品，相当数量的作者显然更为强调具体历史阶段对于知识分子所形成的的外部影响，却未能深掘自清末民初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文人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两种角色之间的博弈，以及由此形成的具有持续性与自我背反性的群体性特质、精神谱系与身份命题。

而关于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特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八十年代中期发表后引起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也体现出张贤亮在这一阶段试图重新勘探知识分子群体结构的“我们”与“我”的关系。张贤亮在两篇小说里皆以第一人称“我”推进情节，而相应的叙述者“我”，又在局部上逸出了新时期以来众多知识分子书写当中以“我们”面目示人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塑造规范、价值准则。“我”（个体）和“我们”（群体）也构成了张贤亮知识分子书写的“身份识别系统”的两个时分时合的向度。《绿化树》中章永麟耍小聪明，用三斤土豆从一个老农民那里换取了五斤黄萝卜，虽也自鸣得意，却又不禁自问“'我’啊，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18]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章永麟，从忍辱负重的“半个人”经黄香久影响后重新变成“一个完整的人”，张贤亮都是聚焦于具体情境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缝隙”当中的“这一个”[19]。尽管张贤亮书写的“这一个”，也是其对于现实经历生发出的“母题”“原型”的策略性“改写”，但正是由于张贤亮饶有意味的“改写”，使得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书写出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转向：知识分子人物与创造他们的作者更加注重在“向内”与“向外”两个维度勘探，并在此过程间返照何谓属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与“个体”，以及“自我”“个体”与其他观照项之间的位置、距离。

三、“性”，“叙事武器”或“遮羞布”

但张贤亮对于自己在“向内”与“向外”两个维度勘探后的“结果”——《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却有着在当时看来颇意味深长的态度表现。1984年《绿化树》发表后，张贤亮在《十月》杂志社召开的作品座谈会上，对于其中部分与会者就小说结尾提出的质疑，有过如下回应：“有的同志对《绿化树》的结尾不太满意，我希望同志们能理解我，我只能用这样的结尾。……一部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取决于那个作者本人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时代允许他达到的高度。”[20]事实上，张贤亮所言的“我只能用这样的结尾”的无奈，同样可以用来理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个无疑更能引发普通读者群体、文学批评界口舌之争的关乎“性”的收笔。

以今天的角度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两篇小说触及性描写的部分，似乎已在某种层面能实现蔡奎在近四十年前期许的“习惯于从容地谈论”[21]，但恰恰是由于能“从容地谈论”，从叙事结构、叙事逻辑角度分析《绿化树》，尤其是之后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那些自言（甚至是带有自诩意味）“口味偏重”[22]的小说描写，倒未必全然是大胆的创作尝试或道德挑战，而是借由性描写所产生的某种具有欺骗性的幻术，而包裹着道德禁忌外壳的幻术，在那个时代极为轻易地遮蔽了张贤亮想要掩饰、想要顾左右而言他的软肋。

写作本文之前，笔者重读了《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并作出了这样的一个试验：如果把两篇小说涉及“性”的部分隐去，《绿化树》与《绿化树》都将会出现叙事层面的无法转换与克服的“悬置”，难以进一步推进。换句话讲，“性”与附着于“性”的幻术，是张贤亮极其有限的、解决相应叙事问题的途径方式。《绿化树》里章永璘与马缨花的相遇相知，张贤亮的解释是“后来，我才渐渐感觉到，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做由童年时的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23]。而章永璘——或者说，是另一个时空维度的张贤亮的化身，将此视作所发生的的一切的根源，至于章永璘本人则是女性不求回报的恩惠的接受者，且“我”对于恩惠是如此理所应当的态度，因为小说已经给出了理由：知识分子接受恩惠是为了满足马缨花或是黄香久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这两篇小说便是以知识者的傲慢与偏见为底色的支撑点而展开，且写作者显然想要以此使小说实现逻辑自洽。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结尾处那场“今天晚上我要让你玩个够！玩得你一辈子也忘不掉我！”[24]的性事，看似骇然，但似乎确如张贤亮自己讲的“我只能用这样的结尾”，因为除此之外，张贤亮难以寻找到恰如其分的切口，去为章永璘与黄香久的惨淡婚姻“收场”。

由《绿化树》《男人的一半》延伸开去的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承接与延续，时常会将某个时期的作家作品与特定的流派团体、思潮趋势捆绑起来，继而提炼出若干“关键词”去“概括”所考察的作家作品。如以八十年代文学史建立坐标来看张贤亮的《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眼球与口水齐飞的“性”无疑是其中最为扎眼的标签，但此类标签在当代文学史视阈当中的根深蒂固，却也很容易消解所考察的作家作品在对应的时代潮流里表现出的、同文学史标签背离的部分。对于张贤亮而言，“性”是他在面对令“章永麟们”自相矛盾、左右为难的知识分子梦魇时，屈指可数的几种“叙事解法”之一。“性”可能是张贤亮引以为傲的“叙事武器”，也或许是他匆忙掩盖文本外那个不安灵魂的“遮羞布”。在此要表明的是，张贤亮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书写的致命之处，并非看起来无所顾忌的性描写，而是除了“性”之外，他所能征用的其他“法子”实在有限。

王晓明教授在《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发表的那篇名文《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中，以张贤亮小说的“叙事人”为讨论重点，引出“所罗门的瓶子”的说法，即“叙事人的自我暴露超出了他的辩解范围”。[25]很显然，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当读者们批评张贤亮“实在太多”的两性描写，批评张贤亮笔下女性人物形象的“轻佻、低俗、放荡”[26]，张贤亮反而会长吁一口气，因为这些批评反而避开了张贤亮小说创作与思维观念的命门。笔者曾在一篇讨论张炜长篇小说《古船》的文章里，认为八十年代的部分写作者尽管在创作实践层面一度“已然抵达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状况与思想维度尚未被触及的领域”，但相关的积极探索旋即就“被一种在世俗社会更能够得到认可的道德规范与价值意图所替代”[27]。具体到张贤亮，由“性”的幻术引发的道德禁忌，远比知识分子自身充满尴尬的困局与矛盾而产生的道德争议，更能让作者心安理得。如何处理自己小说里的性描写，甚或是对于读者群体阅读性描写后的反响的预设，张贤亮就像他所塑造的男性知识分子如何用造型特殊的奶粉罐多得些汤食、如何以花言巧语从老实巴交的农民那里换取食物、如何通过“合理借口”获取稗子面煎煎饼并独享时的那样的“机智”。这也影响到了张贤亮九十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如《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等，大抵只是其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书写“朦胧形态”的重复，并不能提升至更富有勇气的形态高度。在由“所罗门的瓶子”释放出来的“自得然而矫情、猥琐”[28]的知识分子化身面前，身处现实的张贤亮可能惶惑多于自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Y20214613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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