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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之后,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思想者札记 2022-10-14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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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发展到后现代主义,一切都撕破了,一切规则都打破了!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人也死了”。福柯所说的“人”,不是指实实在在实体的人,而是指18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中“主体意识”的人,福柯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

尼采为什么到现在还那么红?因为他说“上帝死了”,那个神的、绝对的世界没有了。尼采的思想是一座巍然耸立的里程碑,尼采绝没有想到,他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先驱。

 

世界瞬息万变,沧海桑田,人能抓住什么?柏拉图提出只有不变的东西才能抓住,别的都是过眼烟云,而理念是存在于世界之外永恒的“形”。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家就把世界分成尘世的世界和理念的世界(和基督教结合就是上帝的世界),并认为后面那个理念的、非尘世的世界才是更根本,更本源的,这个观念一直保留到近代。

笛卡尔的怀疑论、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在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已经无法沿着过去的思路发展了,因此进入了一个批判黑格尔并试图超越传统哲学的新的阶段——现代哲学时期。

西方现代哲学更强调我们生活的这个尘世的世界。海德格尔是西方存在主义的创始者,他受尼采的影响很深,它与萨特都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自由选择,认为人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得精彩,从而拥有意义。

海德格尔早年企图通过批评“本体论-神学”传统来建构自己的存在论体系,但预期的哲学体系始终未能建成,他于是悟到,已不可能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和力量框架中建立任何新体系。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两座高峰,两人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哲学终结”的结论。海德格尔提出“哲学的终结”,是指以古希腊哲学为标本的、用思辨的方式探索“存在”的纯理性追求的某种终结。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反映了人们对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围绕着同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思辦和论辩传统的失望态度。

后现代主义是从批判现代哲学开始的,福柯提出“人死了”,德里达干脆来了一个彻底解构——所有世界没有确定的东西。福柯所说的“人死了”,主要是否定西方思想界长期流行的思维方法,即执着于探寻人的本质和主体性,把人的抽象本质——大写的人的理性,作为终极知识目标。在福柯看来,人的抽象理性并不存在,具有创造能力的大写的人也不存在,生活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并非出自人的自由创造。

遵循福柯、德里达的反理性,后现代的特点是摧毁一切,强调的是不确定性,不承认本质的存在,一切都是现象,都是碎片,都是非连续的。西方哲学在失去了三大传统主题——上帝、心灵和世界之后,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困境。

西方文化崛起和衰退的根本原因,正是从对上帝的革命中解放出来的赤裸裸的、带有必然动物利己本能的“自我”的人。正是“自利的人”被肯定、被解放、被最大限度、广度地充分激发起来。西方现代制度、基本精神支柱是建立在“人的自利本性”基点之上,这就造成了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刻危机。

既然“上帝死了”“人也死了”,还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存在呢?还有什么东西比人的存在更根本,更具决定意义呢?因此,哲学研究要回到生命本身。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否认本质、消解结构,反对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恰恰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符。

西方后现代哲学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哲学的主题应该回到世间人世的情感中来,让哲学回到日常生活中来。让眷恋、珍惜、感伤、了悟来替代那空洞而不可解决的“畏”和“烦”,来替代由它而激发出的后现代的“碎片”“当下”。

德里达到过中国,说中国没有哲学,当时许多中国人大为气愤,其实他是在推崇中国。德里达认为,他们自己正要从哲学里挣脱出来。他说的那种哲学,就是古希腊追求智慧的那种思辨的、理性的形而上学。中国没有那些东西,但是中国有广义的形而上学,就是对人的生活价值、意义的追求,所以中国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恰恰是可以接头的。中国哲学的特点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以及对超越界保持开放的信念。

中世纪,西方人以神为中心;到了近代,神的地位动摇以后,人就变成中心了,“人类中心论”来自西方。而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人可以帮天地办事,只要掌握了规律,人就能发挥作用,但不是西方的“人类中心论”。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也有很大不同。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两类认识事物的方法: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还原论(机械论),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整体论。它们都既使用推理,又使用归纳法,只是前者多使用推理,后者多使用归纳,它们都以实践为检验理论的标准。

整体和谐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理性的好处,是以经验做基础的,或者叫做“实践理性”,但它的重大缺陷和局限是忽视思辨。

中国讲究经验的合理性,而不是像西方讲先验的理性,先验的理性是绝对的,中国是要根据经验合理地改变。有人讲中国人保守,我觉得恰恰相反,各方面只要合理,都接受。而西方人追求理念,非此即彼,有时观念就很难改变。

当哲学告别了上帝,告别了神,告别了深奥繁复的理念世界,当一个人一无所傍的时候,人只有回到自身,回到凡俗世界,回到日常生活。这很苍凉,因为所有的幻想都一一剥离了;但同时,也很实在,因为从此,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甘心把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就像品味最美的音乐、最美的图画那样来对待它。

如何伤感过去,珍惜现在,如何领欲入情,化欲为情,既不是以理控欲甚至灭欲的“心性”,也不是纵情排理的“当下即刻”,便正是由后现代转入中国哲学而选择生命。人性、情感、无常、偶然,这些哲学的生命主题,将诗意地展现于21世纪。

 

如今,西方文明主宰世界,市场机制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但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消费模式已走进死胡同,如果世界按照目前这个滚雪球的方式发展,将会出现不可持续的发展。

西方现代文化的危机是“持续性问题”,这种模式的危机有三:一是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二是虽然使一些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贫困和落后;三是虽然满足了部分人的近期需求,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

物极必反,历史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的进程意味着西方的衰落。当强权文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普世主义等观念纳入价值哲学中去的时候,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必将会使文明渐渐地失去活力。

中华文化的危机是“发展的危机”,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某些好的起点,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化的思想方式,因此,各种非常深刻的问题一直没有展开和发展。虽然我相信西方哲学的思路是错误的,但西方哲学的那种技术化、详细的分析方式,无疑是要采用的。

 

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文明的回归与新生,然而,文明的生命力只能孕育于文明的创新和融合之中。必须明了,对于中国来说,只有融合西方文明中的合理内核,发挥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天人合一”“天下主义”“整体论”“中和之道”等思想精髓,通过对全球的关怀而探索出一条新路,以拯救在现代西方思想主宰下——人的“自利本性”和欲望无节制发挥、快速消耗自然资源——在不可持续中走向灭亡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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