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张瑞君丨詹锳先生的学术品格

书目文献 2022-11-08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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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2年第3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学报编辑部授权发布！

詹锳先生的学术品格

张瑞君

摘要：詹锳先生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同时具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世界眼光。将爱国主义贯穿到研究中，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重视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价值。全面继承人类文化遗产，深入分析研究对象及其产生环境，客观冷静，持之有据。打通文史哲，融汇中西方，宏观研究以扎实严谨的微观研究为基础，具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敢于开拓创新和不断超越的学术理想。詹锳先生的学术品格对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詹锳；学术研究；学术品格

一、高尚的爱国情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

1953年，詹锳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当时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局长劝詹锳先生留在美国，申请永久居留权，詹锳先生不为所动，于1953年9月辗转回到北京。1954年分配到河北大学工作，直到1998年去世。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深入他的血脉中，跳动在字里行间的。

詹锳先生曾说：李白杜甫放到世界文学的长河中也是最伟大的诗人。1988年詹锳先生给《李白诗选译》写前言时说：李白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全世界历代诗人中的巨星。[1]341这是他几十年学术生涯一直坚持的观点。

詹锳先生认为西方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的四分法不适合我国的古代文章。小说在唐以前不是重点，戏剧繁荣在中国古代也比较晚。古代的文章许多是应用文，西方的文艺理论对它不完全适用。《文心雕龙义证》十分重视尊重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特质，反对生搬硬套西方文艺理论。只有尊重本民族的历史，还原古代文学理论产生的历史场景，才能实事求是地得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不同于西方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以诗文评为主，而西方的文艺理论的鼻祖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主要对象是史诗、戏剧，重视人物形象。

对于《文心雕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利用校勘学、训诂学的方法，弄清他的含义，对于其中每一个典故都要弄清他的来源，弄清刘勰是怎样运用自如的，并且根据六朝的具体环境和时代思潮，判明它应该指的是什么。这样对于《文心雕龙》的理解才有比较可靠的基础。同时我们不仅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也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不能仅限于字句的理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2

詹锳先生追根溯源，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西方文艺理论的根本区别，又采用了十分科学审慎的研究方法。《文心雕龙义证》既有集大成的学术价值又有道夫先路的方法论意义。

詹锳先生重视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中应该高扬爱国主义，培养年青一代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詹锳先生对祖国始终不渝，一生坚持在研究古代文学中弘扬爱国主义。1961年詹锳先生的《爱国主义文学遗产的局限性》中写道：

随着我们全国的解放，我们的爱国主义也有新的内容。我们的爱国主义就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人民的忠诚，对祖国的敌人的仇恨，保卫祖国不怕牺牲而使祖国的领土和荣誉免受侵犯的决心，以及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3]215

1993年，詹锳先生为《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写的前言，以“李白诗中的爱国情操”命名。

二、打通文史哲的学术积淀、科学审慎的学术路径

詹锳先生曾自述：

我上北京大学，第一年在历史系，二年级转入中文系。从第一学年，我听赵万里先生讲史料目录学，就开始在工具书方面打基础。以后在中文系又跟着余嘉锡先生学目录学，跟着郑天挺先生学校勘学，初步懂得读古书时要注意版本校勘。我还跟钱穆先生学过中国通史和先秦史。

至于教我古典文学的教师，在北京主要有胡适、罗庸、闻一多（当时他在北大兼课）。到四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我到长沙临时大学，在南岳衡山分校继续学习。1938年春，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我又跟着到云南蒙自分校上课，这时期又听了原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冯友兰诸先生的课。回忆大学四年，是受了不少名师指教的。而我学的课程却比较杂，古典文学方面的，语言学方面的，历史学方面的，中国的外国的都有。[4]2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著作《李白诗文系年》，完成于1943年。书前《说明》曰：“这本书是十四年前的旧作，当时作者僻处云南贵州省，所看到的资料很不全面。”[5]1其实，此书已经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唐会要》《新唐书纠谬》《通典》《日本国史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大量史料印证。查阅了《寰宇访碑录》《宝刻丛编》《金石萃编》《续山东考古录》等碑刻，以及《山海经》《元和郡县志》《方舆胜览》《湖北通志》《太平府志》《江南通志》《庐山记》《景定建康记》《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山东通志》《图经》等；还参考了《全唐诗》《文苑英华》《唐文粹》《太平广记》以及《杨升庵外集》《升庵诗话》《丹铅续录》《升庵全集》《颜鲁公年谱》《艺圃撷余》《唐诗纪事》《归田诗话》《松窗录》《四方志》《韵语阳秋》《酉阳杂爼》《入蜀记》《容斋随笔》《历代诗话》《诗话总龟》《柳亭诗话》《本事诗》《唐摭言》《云溪友议》《南部新书》《梦溪笔谈》《苕溪渔隐丛话》《诗比兴笺》《日知录》《求阙斋读书录》等；甚至查阅佛教典籍《宋高僧传》《日本佛教美术》等。各种李白诗文版本选本很多，唐宋元明清的各种诗歌选集则更多，詹瑛先生多有涉猎，此处不一一罗列。詹锳先生写这部书时，西南联大辗转于云南贵州，条件十分艰苦，寻访这些书，实属不易。先生用功甚勤，研究深入，对材料把握准确，运用审慎，条分缕析，慧眼独具，常发前人之未发。

詹锳先生十分重视史书中的地理志及历代地理著述，要求学生手边必备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詹锳先生在1942年以前撰写的《李白诗论丛》中就有李白游踪图，作为书中九部分之一，而不是附录，可见对其的重视。

詹锳先生具有开放的学术胸襟。开放正是学术自信的表现，也是不断超越前人和超越自己的手段。

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含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6]431

詹锳先坚持学术准则，又有宽广的学术胸怀，不断超越自我，绝不故步自封。对于自己以前的成果，他总是不断修正、不断完善。

詹锳先生认为静态的分析固然有价值，然而一味从静态出发研究作家、作品便明显有概括空泛的局限。作家的一生比较漫长，经历错综复杂，有的作家的创作心理变化很大，因此必须用动态分析方法，认真考索一个作家创作变化的历程，揭示其风格变化的内在外在动因。恩格斯曾在《路德维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马克思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并且告诫人们，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7]244 1963年，詹锳先生在《唐诗》中说：

我们对于王维的作品，必须放在发展变化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王维出身于豪门地主家庭，很早就走上了政治舞台。但在政治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出使塞上给他一次生活上的锻炼，因而出塞前后的作品，风格是豪放的。到了后期，他的消极的一面更加发展，而佛家的出世思想也给他的诗带来了不良影响。固然他后期的诗艺术技巧更加成熟了，可是内容却更消极沉。所以我们读他前后期的诗要分别对待的。[8]244

今天不少研究王维的著述，过于强调后期诗歌空寂静谧的意境，却未能实事求是指出其局限。詹锳先生这种客观公允的学术态度，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必须保持客观公正的冷静态度，不能偏爱，更不能过于夸大其价值。

詹锳先生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价值，又保持一种十分冷静审慎的态度。笔者在博士一年级时听说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有近十万册地方志，觉得里面一定有不少值得开掘的宝藏。也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唐代诗人特别是李白的资料。詹锳先生十分严肃地告诉我，地方志许多录自二十四史等史书，史书没有的一些材料如果只在地方志出现，就要十分慎重。我被先生浇了一头冷水，却一直不服气，到过国家图书馆多次，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也翻阅了几十种，的确没有发现多少有价值的材料。1987-1990年在天津古籍研究所读博士期间，詹锳先生多次给我讲：写地方志的人水平差参不齐，又特别喜欢攀附名人为当地撑门面。如果不加分析与认真考索就大胆利用，甚至作为确凿的证据去考证作家行踪或作品的内容，不但会出问题而且会犯错误，甚至得出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1993年前后我有一年时间都在整理校点山西通志，这才彻底折服了先生的结论。

《山中问答》一作《答问》，缪本作《山中答俗人》。《嘉庆宁国府志》卷十：碧山旧作石碧山，隔溪与石门山对峙。沿溪窄径别自幽奇，是产明茶，多瑞香奇石。李白诗“问君何事栖碧山”即此。（《泾县志》《乾隆府志》）略同。盖亦附会之辞。按此诗既见《河岳英灵集》，题作《答俗人问》，当是天宝十二载以前作。[5]90

尽管这三种地方志有相同的记载，詹锳先生的辨析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令人信服。

冷静地对待历史材料，科学地对待研究对象是詹锳先生一贯的态度。他在《李白诗论丛》中写道：

天才之得以成为大家，尚有赖于功力。太白集中拟古之作极多，杜甫因有“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及“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之语，则其得之于前人者亦不为少。惟太白喜为大言，未尝自道其写诗之苦心孤诣耳。古今名作实无一不自力学中得来也。[9]117

詹锳先生特别重视以李证李，他对李白研究的许多成果之所以保持冷静观察不敢苟同的态度，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成果就文章本身也许能勉强自圆其说，但却不是从李白的全部作品出发，材料不充分；有的是抓住了对自己的观点有用的诗文，相关的甚至与自己结论相反的诗文则不梳理，甚至故意回避，更没有厘清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的曲解材料，把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做相反的解释，为自己的立论证明。许多文章本身就是抓住一条孤证无限引申；有的是证据根本难以推断出结论，靠猜测臆断出结论。詹锳先生在完成《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过程时对这些问题多有讨论。

詹锳先生特别善于文本细读，他通过一首诗文的不同版本差异来发现问题，再仔细甄别，然后得出结论，这样结论就会经得起时间考验。詹锳先生在这样的研究态度与方法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中有充分体现：詹锳先生总结自己的研究时说：

我的知识是大杂烩，不取一家之言，也不是从一个角度出发，我希望能做到实事求是，能采取各家之长。惟其学得比较杂，不限于一种专业，我在发现一个问题时，能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从不同的专业来研究。例如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首诗词，我爱作心理分析；对于一个作家，我爱作历史探讨；对于某一作家的作品，我爱作系年工作，看看这篇作品是在哪一年代写的，当时的社会背景如何，作者的阅历如何，这就涉及到历史范畴了。文学作品本身固然不是科学，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却是科学，研究文学要有科学的头脑，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就不纯粹在那里摇头晃脑，击节叹赏，而是要从美学方面、语言结构方面、历史背景方面、作者心理方面，说出一个所以然来。[4]14-15

三、融会中西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

詹锳先生推崇陈寅恪、余嘉锡等无征不信的传统，对王国维、钱钟书等融合中西也多有称道。全面地继承前人的理论成果，融通中西，敢于怀疑创新，是詹锳先生一直坚持的学术主张。

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看到朱光潜先生精通中外文学，我也注意学习外国文学。我旁听过英国小说、莎士比亚等英语专业的课，还连续学了三年法语。我又跟从罗常培先生学习语音学、中国音韵学，并在罗先生指导下翻译了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写的《唐代长安方言》下半部。[4]2

我在大学中文系任教六七年后，感觉到古典文学教师中顽固不化的腐儒很多，而且门户之见很深。胸襟非常狭隘，这和他们知古而不知今，知中而不知外有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夏天，国民党教育部在国统区各地公开招考公费留学生，我在重庆参加了留学考试，报考法国文学……我没有钱买外汇，听说美国半公半读比较容易，于是决定到美国去学比较文学。[4]4-5

詹锳先生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学习比较文学，后改学教育心理学。1950年詹锳先生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直到1953年毕业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学习6年，广泛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詹锳先生对于中外文艺理论，既有全面学习继承的勇气，又有十分客观冷静谨慎的态度。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既不是简单照搬，也不是视而不见，回避抛弃，而是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继承发扬，厘清其概念与范畴的内涵，科学合理地运用在研究之中。1982年出版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说：

“《文心雕龙》的风格学”是我们加上去的一个名称，其实《文心雕龙》里并没有任何一篇标题叫作“风格”，而且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用的“风格”一词，和现代文学理论中“风格”一词的含义也是不一致的。但是从《文心雕龙》全书的内容来看，不仅有好几篇专论风格，而且对于作家作品风格的评论和分析，也贯穿在全书之中。我们简直可以说风格学是刘勰文学理论中的精华，其中有许多深邃的见解是后来很少人阐发，也是很少人挖掘过的。我们对于《文心雕龙》中有关风格的理论，不能专从字面上来理解，而要认识它的实质，才可以看出它对于当代文学理论和创作的指导意义。[10]1

《〈文心雕龙〉的风格学》既重视弘扬中国文论传统，又重视吸收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的新成就。詹锳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黄侃和范文澜同志著作的基础上，把《文心雕龙》的研究推进一步。”[10]166此书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与方法论的开创意义不无关系。

1965年，詹锳先生撰写《文体与风格》一文，从曹丕《典论·论文》、恒宽《势要论》、嵇康《琴赋》、傅玄《连珠序》、陆机《文赋》、陆云《与兄平原书》、挚虞《文章流别论》、张融《门律·自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陆厥《与沈约书》、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基本文献出发，认真梳理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陈兆秀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术语研究》、王金凌《文心雕龙文论术语析论》；还阅读了施友忠英文译本《文心雕龙》以及单篇论文，如寇效信《释体势》；消化吸收了王元化著《文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译《文体风格论》；参考了黑格尔《美学》、克登编《文学名词词典》、前苏联《简明美学词典》、美国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等。詹瑛先生认为事情愈辩愈明。《文心雕龙义证》前言写道：

本书取材较广，对于近代各种资料，无论听课笔记，残篇断简，已刊未刊，笔者本着片善不遗的精神，多有采撷。对于当代各家注释，译文和专著论文，笔者也广泛收集，力求吸取新解。台湾近三十年来，研究《文心雕龙》成果显著，因此类书在大陆不经见，故多有引录。香港所出《文心雕龙》研究著作为数不多，但有的甚见功力，故亦有所摘录。施有忠英文译本第二版第三版，亦曾祥加参照，但征引不多。日本学者的译著和论文，所引仅以用汉文写成或有汉语译文者为限。[2]5

詹锳先生特别强调研究古代作家必须知人论世，精读文本。《文心雕龙义证》《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学术思想。马克思曾经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1]432。詹锳先生认为作家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多次说李白只能出现在盛唐。但是盛唐只是一个时代条件，没有李白这一独特的家庭背景、学习经历、人生历程等也不可能，因此一个伟大作家的产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部艺术作品也是真正扎根于它的根底和基础上，扎根于它的周围环境中。当艺术作品从这种周围环境中脱离出来并转入到交往时，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它就像某种从火中救出来但具有烧伤痕迹的东西一样。[12]233

对于作家作品的注释翻译包括普及工作，必须忠实于作家作品本身，绝不能随意引申任意阐释。《李白诗选译》中写道：

我们的选译工作，是从古籍整理的角度出发的。译的时候，首先考虑到要切合原意，而不是自己在那里作诗，所以极少离开原意的补充，或是抒一己之情。[1]347

詹锳先生重视对比论证，认为一个作家的风格，一篇作品的个性，通过对比，比孤立地分析会更深入、更高效。《唐诗》中说：

高、岑二人作为边塞诗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1）两人都是早岁孤贫，在社会上受到不少冷落，心怀不平之气。（2）两人都积极用世，在仕进道路上虽然受过挫折，却是不甘寂寞。（3）两人都有边塞立功之志，曾经从军边疆，参加幕府，亲自体验过豪壮、艰苦的军旅生活。因此两人的诗歌都具有悲壮的风格特色。但是两人也有不同的地方，岑参写的边塞诗数量比较多，而且表现了比较积极乐观的精神，但在对于战争的认识和反映民间疾苦方面，没有高适前期诗歌来得深刻。在表现方法上，高适的诗多是夹叙夹议，直抒胸臆，除去极少数的名篇以外，写得比较朴素，写景之笔不多。岑参诗则几乎每首都多少有点景物描写，他所写的景物多半色彩绚烂。他善于运用夸张、想象，笔法变化多端，具有寓情景的特点。这又是高适所不及的。[8]233

这一论述后来被许多唐诗研究者接受。

由于诗歌在语言的普遍性中使某种充满任意幻想的东西达到了表现，所以诗歌总是保留了一种特有的非确定性。[12]201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的备考是把对于某一首诗的不同的解释陈列出来，让学者与读者讨论。时间是真理的孩子，问题随着时间的推进，可能越来越清晰。有的结论并不一定能成立，但是或正面或反面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思路或启发，詹锳先生觉得就应该列出来。

詹锳先生要求我们学生多看王达津先生唐诗研究的文章，认真阅读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李杜论略》，裴斐先生的《李白十论》，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王运熙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论文，袁行霈先生《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探索》中关于李白的文章。詹锳先生与王达津先生、罗宗强先生关系很好，让我们多向二位先生请教；他要求我们去北京拜访裴斐先生，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先生，当面请教。当时，我们3个同学选了《盛唐诗歌编年》的博士论文，分3段分别做，詹锳先生让我们向中华书局的许逸民先生咨询相关资料信息。日本李白研究专家松浦友久、笕久美之到天津来拜访詹先生，我们也抓住机会当面求教。陈贻焮先生、周汝昌先生来天津期间，我们也都找机会请教与讨论。詹锳先生还提示我们多读游国恩、朱东润、夏承焘、萧涤非、王季思、程千帆、唐圭璋、刘永济、钱仲联、王元化、余冠英、曹道衡、霍松林、周勋初等先生的著作；对20世纪80年代李白研究的学者安旗、郁贤浩、乔象钟、李从军、杨明等也要随时关注。

四、开拓创新的学术追求、不断超越的学术理想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本质的不同。在美国学科谱系里，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詹锳先生认为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可以用在文学研究中，如统计方法；也可以利用计算机的一些功能辅助研究资料收集与统计。1987年，他听说中国社科院在搞古籍数据库，就派我们几个博士去联系，了解进展状况。他不止一次地说，计算机的应用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将会在信息处理、文献检索方面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我们还要充分重视和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进行研究工作。近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利用计算机输入数据库或字库的方法来编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计算机上输入《全唐诗》，对于唐诗的研究以及唐宋以后文学的研究会提供更大的方便。这样对于版本校勘、典故注释，会节省不止十倍百倍的精力。而且更精确……我们绝不可以抱残守缺，拿老眼光看新问题。[4]15-16

后来的中国知网等各种数据库、各种电子文本检索系统都证明他的想法与当代外国著名的文学理论是一致的。

无疑，文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两者在方法论上有许多交叉和重叠的地方。诸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比较等基本方法。对于所有系统性的知识来说，都是通用的。[13]4

这一点充分证明了他的学术预见性与前瞻性。可惜詹先生在1998年去世。没有看到现在大数据人工技能对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詹锳先生《自传》说：

我这些年来的治学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我没有中国腐儒的固陈之见，我在美国留学五年，又去美国讲学一年，也从来不崇拜洋人。[4]14

《李白诗文系年》指出《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应该是题下注一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正确。可是许多选本还是题目照旧题作《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本着认真负责的学术态度，詹锳先生在《文学评论》1983年第2期发表了《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文中说：

很多论李白的文章引用这首诗的名句。可是这首诗的题目与内容是不相称的。为了迁就这个题目，许多人对这首诗的某些部分作了不适当的理解。尽管这首诗有很大的跳跃性，可是我们在理解这首诗的时候，总要把作者的思路说通，把全诗的脉络搞清楚。不搞清它的含意，也就很难对他有正确的理解。[3]157

詹瑛先生认为春秋两度饯别不符合情理，李白与李云关系不深，全诗不符合饯别主题，而符合登楼主题。“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说得正是北雁南飞的秋日登楼酣饮。此文条分缕析，把古今不同选本及各种研究分析成果的误解一一分析原因，深入细致。这种从全部材料出发，综合考量，用事实说话的扎实学风，其现实意义尤为突出。

詹锳先生的学术论文，流畅自然，深入浅出，读起来如行云流水。中华书局出版《刘勰与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诗》，既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更是普及读物，行文流畅，雅俗共赏。詹锳先生认为知识广博，学问深厚并不一定需要晦涩深奥的语言包装。1986年，詹锳先生在《文章的整体性》中曾说：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古典文论家，都曾把文章或文学作品比作人体。人体是一个整体，这个观念在中国、外国，都是很早就被人注意到了。中医治病忌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不容易抓住病的关键。西方医学过去就有这个毛病。前苏联伟大的生理学家兼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他说人体是一个有组织的彼此有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人体的活动是由大脑里的中枢神经系统来指挥的……在古代不大理解这个问题，不懂得中枢神经活动，以为全身的联系靠血脉的流通，就是说人的全身是靠血脉来贯通的。古人写文章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全文的血脉贯通。[3]240

詹锳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力求语言的准确，同时兼顾优美流畅，充满学术研究的热情和才气。1963年交到出版社，1979年才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分析陈子昂的《登幽州台诗》：

那种怀才不遇，感慨万端的激昂情绪，用苍凉雄壮的声调抒发出来，短短四句就成为震撼人心的浩歌。这说明一个有才能的人，在黑暗势力压制下不得重用，而又无人理解他的苦衷，所以才发出这样悲愤的呼声。有了这样的风骨凝练的诗篇，才能一扫初唐宫体诗的靡靡之音，而开阔诗的境界，这类诗篇对盛唐诗人的创作有过不少启发和影响。[8]224

詹锳先生的这段分析揭示了《登幽州台诗》的时代特征、创作心理、情感内涵、风格特点以及文学史的开创性意义，准确清晰地表达了该诗对盛唐诗歌的影响，很容易被读者接受。学术语言不需要密不透风、高深玄奥，詹锳先生的学术著作对现在学术研究文风的建立，无疑具有反思与改进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詹锳. 詹锳全集: 卷五[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

［2］詹锳. 詹锳全集: 卷一[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

［3］詹锳. 詹锳全集: 卷六[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

［4］河北大学中文系古籍所. 詹锳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C].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8.

［5］詹锳. 李白诗文系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马克思, 恩格斯. 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詹锳. 詹锳全集: 卷四[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

［9］詹锳. 李白诗论丛[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10］詹锳. 《文心雕龙》的风格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