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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话剧《王昭君》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交给曹禺先生的创作任务。为了创作该剧，曹禺亲自去内蒙古、新疆，深入生活、实地考察。作为曹禺先生的同事兼助手，戏剧家张帆先生曾撰文回忆了这出戏的创作过程。曹禺先生自己也在文化部召开的“历史剧与民族关系座谈会”上亲口讲述了创作背后的故事。 张帆 关于《王昭君》的创作历程，张帆先生在《从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信说起:极难做的大文章》中，这样写道： 上个世纪末，我曾给曹禺先生当过一年多的助手，后来也常去他家。 《王昭君》这是一部命题剧作，出题者仍是周恩来总理，他希望曹禺能写一部歌颂民族团结的戏，而且就写王昭君。“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戏曲舞台上有多个版本。曹禺有一个创作原则：别人用过的写法决不借用。于是一九六一年他在乌兰夫同志的邀请下，深入内蒙古自治区体验生活，搜集民间素材。许许多多凝聚着蒙汉两族人民友谊和美好愿望的富于幻想的传说，大大激发了曹禺创作的想象力和创作激情，正当他即将写完第二幕时，政治气候又变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相继下达，批评社会主义的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统治；批评许多共产党人“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上海的柯庆施嗅觉灵敏，立刻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当时的北京市委也慌了手脚，彭真同志很快指示曹禺同志去写一个反映河北省抗洪救灾的剧本，剧院也立即安排蓝天野、于民二同志陪同曹禺去体验生活。可此时的曹禺提出：“《王昭君》第二幕马上就写完了，能否晚走两天，让我把第二幕结尾写完？”几天后他将未完成的交响曲——《王昭君》的前两幕锁进了抽屉，在蓝、于二人的陪同下奔赴河北省某地体验生活去了（尽管他把前两幕的文稿收起来了，“文革”中还是被造反派抄走了）。不久，阶级斗争的弦儿又绷紧了，且越绷越紧，绷到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主题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又名《祝你健康》）应运而生，全国的各个剧种的院团几乎无一不上演或移植该剧，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曹禺即或是没接到写抗洪斗争剧本的任务，怕也没有勇气再写历史剧《王昭君》了。  忽然有一天，我们在曹禺家研究创作时，他对我们说：“剧院的专案组前两天把我在'文革’前写的《王昭君》前两幕退还给我了，我念给你们听听？”我们几位一听，说：“好哇！”梁秉堃忙从曹禺手中拿过剧本说：“曹老，您岁数大了，我来读吧。”曹禺同意了。梁秉堃读了没一会儿，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孙美人的形象迷住了，接着又被王昭君、盈盈、戚戚的形象所吸引，两幕戏读罢后，我们不由地鼓起掌来，心说：这才是曹禺啊！大作呀！此时的于是之早已明白了曹禺的意思，立即挥笔写下十个大字，递给曹禺（因曹耳聋），上书：“不要避己之长，就己之短。”我们大家也随之说：“您老别写科学家了，就接着写《王昭君》吧，这才是您的强项。”这样曹禺顺理成章地丢弃了写科学家的苦恼，改而继续《王昭君》的创作。上述这些虽是题外话，但确也反映了曹禺当时的创作状态。 一九七八年，曹禺已六十八岁，但他不顾年事已高，在女儿万方的陪同下，奔赴内蒙古体验生活，进一步搜集素材。为完成这部剧作，昭君诗、昭君戏、昭君的事迹和传说，他想尽一切办法找来读。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要写一个有新意的王昭君，他说：“我要擦掉王昭君脸上的泪水，让她焕发出真正的光彩。”“我写的王昭君不再是哭哭啼啼了。她有志气，有胆识，愿意为民族和睦和当时汉朝百姓的安乐贡献自己一生。”“她嫁到匈奴，就爱上草原，她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就真心地爱他，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爱。她刚毅，又温柔；她耿直，然而明事理，有耐性。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因为有王昭君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汉家女儿感到骄傲。” 《王昭君》首演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连演一百余场！该剧还是内陆话剧首访香港的话剧，也轰动了香港。舆论界、媒体好评如潮。搁笔十余年之久的曹禺又写出了新作，一时传为佳话。 对《王昭君》赞许的评论，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有资料可查。在一片赞扬声中，有的专家也对该剧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认为曹禺把王昭君的形象“写得太高了，不真实”，写得太“理想化”了，有点像维护民族团结的形象大使，像外交家。有评论这样说：“《王》剧的美中不足则在于：第一是剧中的戏剧色彩不够浓厚，'出塞’一段情节空白；第二是剧本缺少匈奴人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第三，虚构有时也距离历史真实较远。” 曹禺的《王昭君》之所以写得“革命”了一点，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剧本完成并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工作也尚未开始，极“左”思潮还严重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曹禺的创作思想不可能完全解放，他对王昭君形象的所谓“拔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在所难免的。但无论如何《王昭君》也应算是曹禺比较好的剧作，他在剧中大胆地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大胆地运用独白来展示王昭君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此外他对孙美人的人物塑造受到有口皆碑的赞许。这是一个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与艺术内容的深刻而独特的悲剧形象。她留给观众的悲怨和哀感是难以磨灭的。这是曹禺精心雕塑的一件艺术珍品。 曹 禺 曹禺先生本人对于《王昭君》这部剧作尤为珍视，他曾在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召开的“历史剧与民族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讲道： 关于话剧《王昭君》的创作 写历史剧，要忠于历史事实，忠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还要有“剧”。如果没有戏剧性，别人就会打瞌睡，这个“剧”字，就难了。这里，我谈谈关于话剧《王昭君》的创作问题。这个戏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那是一九六○年以前的事，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这是从蒙汉人联姻的问题谈起的。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说到有个王昭君，周总理就指着我说：“曹禺，你快写！”要我写个王昭君的剧本。 后来，我到内蒙去了两次，看到了两个王昭君的墓，听了著名的马头琴大师巴杰等弹唱的关于王昭君的传说，访问了一些老一辈的蒙族人。原来，关于王昭君的传说，不仅在汉族有，在蒙族也有。而且，在蒙族地区，王昭君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极为可爱的形象，仿佛成了一个仁慈的女神。她的坟墓，又叫“青冢”，包头有，呼和浩特也有一个很大的青冢，比岳坟还大。传说，有的贫苦的人没有吃的，到青冢去就可以找到。希望得到羊的，到青冢上面去，就可得羊。妇女婚后，长年不生育的，只要到青冢去住一夜，当年就怀孕，第二年就可以生一个又胖又健康的孩子。王昭君在那里，不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妇女，而是一个美好的形象，一个神话式的人物，是蒙族人民喜爱的汉家妇女。  而在过去，我所看到、听到的关于王昭君的诗（包括李白、杜甫那样大诗人的）、戏曲、小说、传说中的王昭君的形象，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她极不愿离开故乡，离开自己的故国。我小时候看过一个戏叫《昭君出塞》（见《青冢记》）的就是这样。这出戏演得不错，语言也感动人，譬如，什么“文官济济全无用，武将森森也是枉然，却叫我红粉去和番”之类，非常委屈、凄怨。但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和番”之说就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思想，不是把匈奴当作中国的民族，而是作为异国番邦。范晔的《后汉书》上的王昭君也不是哭哭啼啼的。我还看过一本敦煌的变文，叫《王昭君变文》的，说王昭君到了番邦，很不安心，整日思念汉元帝，其实变文中写“番王”对她很好，甚至亲自为她熬药煎汤，她死了，还专门为她着汉服戴孝。对她这样好，她还想汉元帝，真是奇怪。另外，传说毛延寿作饮差大臣为汉元帝选美，王昭君之父不愿女儿进后宫。因为进了后宫是很惨的。《阿房宫赋》里说，“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大观园中元春一进宫就得见皇帝，那是“有后台”的。一般被选的宫女都是很悲惨的，所以都不愿意进宫。另有一个故事（见《琴操》，传说东汉蔡邕著），王昭君为了避免父亲受害，毅然出面进宫。《西京杂记》说：进宫以后，大约是王昭君没给毛延寿什么好处，没行贿吧，毛延寿就在画像上搞了鬼，使她见不着汉元帝。元曲马致远的《汉宫秋》写毛延寿很坏，逃往匈奴，把王昭君的画像给了匈奴，使匈奴单于见图生情，指名道姓地非要王昭君不可，汉元帝为和好，只得给他。我读了较多的关于王昭君的书，但无论是诗词、文章、戏曲，其中史实都不一定确实。我查了《汉书》，只说汉元帝爱音乐、会作谱。再便是呼韩邪单于入朝，请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赐单于。所以其他传说都无正史可查。 除了《昭君出塞》，还有不少写王昭君的戏。元朝马致远的《汉宫秋》就是一个，但那是写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的。戏把汉元帝写得很多情，什么“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之类。郭老在《蔡文姬》中也提到王昭君。左贤王说：“当初不是有个王昭君吗？”蔡文姬为了纪念王昭君，还故意给自己的儿子起一个与王昭君的儿子一样的名字。 为了写《王昭君》，我今年又到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去一次，借此，可以再次体验一段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 我现在想写的王昭君，是力图按照毛主席在“六条标准”中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指示精神去考虑的。关于写这个戏，周总理指示我的基本精神是：民族团结，文化交流。我要写一个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剧（当然不能完全符合，因为历史剧不只是“历史”，还有个“剧”字，要有戏剧性）。王昭君是个笑嘻嘻的而不是哭哭啼啼的王昭君，一个促进民族团结的王昭君，一个可能为周总理赞成的王昭君。现在，敬爱的周总理已经故去，我很悲痛，我决心要完成这个任务。过去十多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没法写，现在我终于写出来了。这个戏已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请大家批评。目前有个好气象，不论好坏，先拿出来，请人民群众提意见，错了再改。因此，我才敢于发表，自然，也要负责任的。过去王昭君哭哭啼啼，现在笑嘻嘻了，有什么不好？！当然，我想，最好请同志们看舞台上的演出，因为那是经过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和许多同志们的处理的。此外，还有千千万万的观众，可以作为我的老师，为我修改。 在写的过程中，碰到许多困难。但有一个问题是清楚的，肯定的，即匈奴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民族，不是番邦外国。另外，关于王昭君的评价。翦伯赞教授也有一篇文章，也讲得很清楚。他还说，接触历史，许多人往往不是从正史中学，却常常从历史剧中得到一些历史知识，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的确，许多人接触历史，首先是从历史剧里得来的。我小时候，没看陈寿的《三国志》，看的是《三国演义》，而“白脸”的曹操，是在戏曲中看到的。还有许多历史知识也是通过舞台得到的。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历史剧虽然可以在史实的基础上做一些虚构的文章，但不应该违背历史的基本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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