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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里四儿有一些特权，印象中有一个情况是每周的班级大扫除，教室后面有两三把铁锹，其中最好用的必定属于他，其它给了他的亲信，然后扛着铁锹，去班级活动场地或是大操场上，学成年人的样子挖坑填土，平整场地。剩下有实力的同学抢到大扫帚去教室外扫树叶。像我这样身单力薄的，只能和女生一起打扫教室擦黑板。 教室门口外有一块用砖铺砌的一步台阶。四儿从外面干活回来，都会把那些踩得松动的砖翘起来，坏掉的换成新的，地面撒上细土，把砖稳稳的放平整，然后勾缝，手艺专业，颇有专业泥瓦匠的风度。我们坐进教室里上课，他还在外面干，只能眼巴巴羡慕的着看他。
入冬教室里会生起一个火炉子，这个时候就是四儿的另一个特权体现。每天傍晚下学前，老师都会安排值日生把火炉子用煤膏封好，防止晚上火熄灭。但四儿往往趁大家下学回家，带几个同学，或泼水，或撒尿，故意把火弄灭。 第二天老师准备上课，一看火炉子灭了，就只能找个同学上前生火。这个时候，四儿自告奋勇，上前备纸备柴。伴随着阵阵青烟，老师教课，我们在下面听课，中间是忙碌着的，呛的流泪的四儿。此情此景，往后不会再有了。 既然是老大，平时总会找些矛盾“安抚”一下后面的同学。他最喜欢找老二和老三的事。正面冲突少有发生，但隔段时间就会带领大家孤立某个人，不让别人和这个人说话，更不能在一起玩。直到这个人低头服软。不过老二老三也比较强硬，一直会形单影只的扛上好长时间。
有次四儿实在是没意思，既然拦住我问我“服不服”他。我自然没有轻易开口，躲又躲不开，旁边的同学一看有热闹，立马用长条板凳围了个一平米见方的场地，我和四儿站在里面，继续问我“服不服”。自己憋得脸红脖子粗，眼泪却不争气的在眼眶里打起了转。四儿一看，顿时没了兴致。大家也都扫兴的离开了。空留我难受了好长时间。 老师有时候外出有事，让我们上自习，临走前会安排一个班干部监督大家的纪律。等老师回来，都会当着大家的面问问班级情况。有次是女同学雅芬领了这个任务。照例站在教室里点名汇报说谁谁说话、捣乱、不认真学习等。这次说到了老三亭儿，这下他可急了，站起来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和雅芬争执起来。言语他自然争不过我们班有名的刀子嘴雅芬同学。气的亭儿大叫“郝雅芬!下学在校门口等着！”雅芬也气的哭起来。老师喝止到“看你本事大的，还人家等的你，我看看你能怎么着！”。坐着旁边的我们一脸惊愕和崇拜，硬汉啊。话虽然这样说，事情自然不了了之。
村里的小学一般都是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那届特殊，两个班。另一个班里的老大是军军。此人相貌平常，说话不急不慢，喜欢说笑。但却是整个年级的霸主，没有不服气的。他家就紧邻学校，绕过一条小巷就到了。 有一天的下午课间活动，军军带我去他家转一圈，说是拿个东西。进了院子他才说是要偷钱花。他进了正屋，我在院子里紧张的后背发紧，心想他爸要是突然回来发现了会不会连我一起惩罚？还好他马上就转身出来，手里就多了一张两块钱的绿票子。那时候可是一笔巨款啊。 来到操场上后门，正好每天卖雪糕的的大叔在，靠墙依着个二八自行车，后座两边是两个白色的木头箱子，上有两个醒目的红字“雪糕”，掀开盖子是棉被，下面就是裹着纸，摆放着整整齐齐的牛奶雪糕了。 临近傍晚，雪糕也软和了不少，平时一毛一根，现在按批发价五分钱。军军小手一挥，在周围的，认识不认识的每人一根。我和他是最贵的两毛钱的红豆沙雪糕。他边吃边和大家说笑，我在他身后着着急急的吸溜，心想吃完说不定还能再来一根。
军军不怎么欺负人，但似乎对他们班里的老二强儿看不惯，三天两头让他哭一次。终究有一天，强儿他爸来了教训了军军一顿，从此军军退位给了强儿。这下可以放开打击报复了，按照惯例，不让任何人和军军玩，而且经常找事情打架。军军和他弟弟常拿着铁锹铁棍和一群人对峙。当时的我总以为：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找家长替自己出头算什么呢。
周末一般会去奶妈家放肆一天。邻居家有个比我大两三岁的男孩子，小名叫臭毛。这人平时也感觉不到特别的地方，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偶尔还帮他爹干活，见了我的姐姐都会叫姑姑。按辈分我还是他叔叔。我们常在一起玩，爬高上低，摸鱼点火。有次他拿了一把新手枪在我家玩，我看着喜欢，偷偷的藏起来。企图蒙混过去这件事。他发现枪不见了，急的上蹿下跳，缠着我三姐让找出来。最后实在于心不忍，自己又偷偷的把枪放在柜子上，自作聪明的说，枪在这里。臭毛立马转急为喜，啥事都没有似的。 后来才听说他几乎是个村里的小赖皮，会摔倒别的孩子骑在人家身上打架。好吧，算自己运气好。臭毛也会偷他爹的钱花，有次请我去录像厅看录像，一位八毛。心想，这钱买了吃的玩的多好。那是自己第一次进录像厅，光线暗淡的一间小屋子，满屋子的烟草味。我们就坐在最后一排，电视里一帮穿着古装的人，打打杀杀了一下午。从录像厅出来，日头偏西，自己脑壳都有点晕。 远远看见奶妈坐在巷子口。她一看见我，立马眼前一亮，上前质问我干啥去了，说家里人都出去找我，以为丢了，还想着怎么向我爷爷奶奶交代。我倒是不慌不忙，大人就会大惊小怪的，我这么个大活人，怎么能丢了呢。 上五年级的时候，自己随父母来到太原，入学在理工大学的附属小学。一切都是陌生的环境和人，自己普通话都说不好，每天形单影只的想故乡的每一个人。不过也渐渐的和几个新同学相处的来。
有次他们对我说，班里的一个叫真的同学背后说我像个傻x,我听了立马火顶到了脑门上，就他那身板，比蛋哥都瘦弱，而且看不惯不是应该当面质问服不服，画地干架么？背后说坏话是个什么事情？但又无可奈何，总不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去找茬么。 新班级还有个自己不习惯的地方，每次课间活动，总有几个同学往老师的办公室跑，和老师说说笑笑。当年在村里上学，老师的办公室绝对是个禁地，管你是四儿还是军军，老师不请，谁也不会想着主动进去。他们怎么能随便进出呢，还聊的那么热闹。 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和同学夸张说，做不到什么就从窗户跳楼下去。一次数学老师和我半开玩笑的说，你有本事跳楼啊。我一听，后背发凉，这些寡淡的话都会传到老师的耳朵里，何况别的事情！从此自己更加谨慎细微起来，觉得身边有好多东厂的人。心中鄙视他们：老师只喜欢学习优秀的同学，你们顶多算个中等生，天天和老师凑那么近起什么劲。 新班级自然会有个老大，此人名叫义忠，更是其貌不扬，小眼睛，尖下巴，身子骨绝算不上强壮。但的确是一个年级四个班的霸主。 我记得他干过最出格事情是叫了两个社会青年，在校园里截住数学老师，就一些事情说个长短。我们趴在过道的护栏上就能看到。一会儿数学老师进了教室，气的眼泪都快下来了，说没办法再教学了等等的话。我心里想，此话当真？我们岂不是可以放个长假？其他很多同学倒是面露同仇敌忾的面貌。自己又惭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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