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瓷器、青铜、玉器， 壁画、造像、古建…… 每一件文物上， 都凝聚着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忆和历史。 记忆镜像人间， 历史洞彻古今。 敦煌， 是他遥不可及的梓里； 是他戎马一生的寓居。 家乡敦煌，栖于平城， 何许人也？ 荣光，戎装， 或许是他的勋章。 车马，仪仗， 兴许是他的惯常。 他， 是幽州刺史，是敦煌公， 是沙漠之子宋绍祖。 穷其一生， 生平、军功、官职已不可追逝， 观其所有， 铭记、葬制、遗物却可知过往。 实物娓娓道来他为将。 西来的风，刚劲有力。 长眠地是心的寄宿……  ▲宋绍祖墓俑阵 乡的回望：敦煌始名，平城继之  黄沙是皮肤的颜色， 盔甲是骨骼的形状。 万里外是乡愁的召唤， 咫尺间是生活的模样。   ▲宋绍祖墓墓铭砖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 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 山西省大同市宋绍祖墓出土 2000年4月，宋绍祖墓被发现。 它是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中惟一有明确纪年的北魏太和时期墓葬。 宋绍祖墓中出土了一块暗灰色墓铭砖，形状与普通墓砖相同，无特殊雕饰，其上阴刻着一段文字，共3行25字，字上涂有朱色。文字为：“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柩”。 太和是北魏孝文帝的年号，太和元年即为公元477年，此时孝文帝年幼，其祖母文明太后冯氏执掌朝政。从墓铭可知，宋绍祖卒于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官至幽州刺史，爵位是敦煌公，为敦煌人氏。关于宋绍祖其人，《魏书》《北史》等史书中均无记载，仅仅25字墓砖铭记述了下葬年代、官职、爵位、籍贯、墓主姓名，显得弥足珍贵。 根据人骨测定大致可知宋绍祖为50多岁的男性，又因墓砖铭记载他是敦煌郡人，推断他可能和北凉宋繇一族有关。 太武帝拓跋焘平北凉，把以宋繇为首的不少宋氏家族成员由敦煌迁徙到平城，且委以要职，加以重用。敦煌宋氏在晋代就比较有名，是西州大姓，在前凉、西凉、北凉政权中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宋繇在《晋书》中就曾有多处记载，拓跋焘平北凉时，敦煌宋氏家族中最有名声地位的就是宋繇。《魏书》中还专门为他立传。  ▲宋绍祖墓俑阵 在《宋繇传》中载：“宋繇，字体业，敦煌人也……世祖拜繇为河西王右丞相，赐爵清水公，加安远将军。世祖并凉州，从牧犍至京师。卒，谥曰恭。长子严，袭爵，改为西平侯。”传中仅记载宋繇长子为宋严，承袭了宋繇的爵位，改清水公为西平侯。有人认为北魏时期字和名互用，绍祖乃宋严之字。但从生卒年代来看，宋绍祖应该不是宋繇的长子。纵观《魏书》，不见宋绍祖之名，可能他只是宋繇的族人或庶子。 墓砖铭刻录着宋绍祖曾担任幽州刺史的官职，史载北魏前期仅有素延、张衮等人担任过此职；他被封为敦煌公，史载此爵位仅李宝、李茂父子、万安国三人受封过。宋绍祖受封的时间不详，史书也未有他任职和受封的记载。宋绍祖的砖铭记录的官职、爵位情况一定程度上补充着我们对幽州刺史及敦煌公的认知。  ▲宋绍祖墓俑阵 物的自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 精美石椁、乐舞壁画， 地下军阵、车舆卤簿， 文字刻铭，仿生器具…… 画显其心，物示其生。 ▲石椁正面图 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 通高2.34—2.40米，面阔2.70米，进深2.86米 山西省大同市宋绍祖墓出土 2014年12月31日，大同市博物馆御东新馆开馆。 一层共享大厅宋绍祖墓牛车主题雕塑吸引游客驻足欣赏。 北魏贵族，牛车出行。身份象征，惬意生活。 ▲共享大厅宋绍祖墓牛车主题雕塑 二层展厅宋绍祖俑阵沙盘展示成为馆内基本陈列的一大亮点。 西风呼啸，战马飞驰。英勇军队，踏沙而来。 ▲宋绍祖墓俑阵沙盘 北魏宋绍祖墓中实则共出土了两处铭记，除前文提到的墓主身份信息外，还有一段文字是石椁顶板题记。文字阴刻，共15字，内容为“太和元年五十人用公三千盐豉卅斛”。从题记内容可知，是关于修造其墓工程情况的简述。此处又出现“太和元年”的记载，与墓砖铭记录的年代相同，均为公元477年。“五十人”即参加该项工程的工匠人数。“用公（工）三千”是整个工程的工作量。又根据五十人，推断该工程的工期共60天。“盐豉卅斛”中的“盐豉”是当时居家饮食的必备品，这里的记载是想说明工程工价还是工期内工人食用盐豉的数量，有待进一步考证。 宋绍祖墓全长37.57米，墓底距地表深7.35米，由斜坡墓道、两个过洞、两个天井、拱形甬道和四角攒尖顶墓室五部分组成，墓穴较大且深，墓道较长。结合出土的仿木构建筑的石质葬具来看，仅就开采、雕凿、运输、安装等几个步骤就需要不少工人和工时。显然，能用50名工匠修建墓葬的人并非等闲之辈。 ▲宋绍祖墓出土陶俑 宋绍祖墓出土的陶俑和模型明器共153件，造型各异，是沙岭壁画墓、尉迟定州墓、梁拔胡墓完全没有的新种类。同时，宋绍祖墓出土陶俑数量仅次于琅琊王司马金龙墓。 宋绍祖墓出土陶俑及模型明器从功能上分为三类组合，即镇墓组合、出行仪仗组合、家禽家畜与家居生活明器组合。镇墓组合包括镇墓兽和镇墓武士；出行仪仗组合包括甲骑具装俑、鸡冠帽骑马鼓吹俑、步兵俑、步行仪仗俑、男侍俑、女侍俑、胡人伎乐俑、牛车、鞍马、驼、驴等；家禽家畜与家居生活明器组合包括猪、狗、羊、碓、井、灶、磨等。 宋绍祖墓的俑群应是在十六国墓俑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结合现实需要对俑类进行调整。俑类出现鲜卑服饰俑和胡人俑，都是对当时人物形象的真实反映；增补羊、驼、驴俑，羊表现的是拓跋等北方民族草原放牧的习俗，而驼、驴是胡人商队最常使用的运输畜力，可见当时平城商贸的繁荣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现象。司马金龙葬于太和八年（484年），其妻姬辰葬于延兴四年（474年），宋绍祖墓葬于太和元年（477年），介于474—484年之间。宋绍祖墓大量的随葬俑都与司马金龙墓显示出了相同的时代风貌，以胡俑和镇墓兽尤甚。两墓年代接近、工艺相近，共同显示了具有鲜明特征的随葬陶俑在平城上层人物的丧葬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不可或缺的组合。 ▲头戴鸡冠形帽的轻装骑兵 宋绍祖墓规模盛大的出行队列以众多武士为仪卫，以华美的牛车为中心，前面是头戴鸡冠形帽的轻装骑兵（战士和战马都不披甲），后面是甲骑具装的重装骑兵（战士和战马都披铠甲），仪仗俑、乐舞俑、侍俑、胡俑以及车辆、动物、家居生活模型间于其中，是承袭西晋以来中原随葬俑群的传统。同时，宋绍祖墓中出土了6辆陶车，可分为四种车型，前导、传乘、副车、主车依次排列，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车舆系列。 ▲步行仪仗俑 宋绍祖墓中出土了6件乐俑，其中马上乐伎2件、胡人乐俑4件。2位马上乐伎者，一位演奏胡笳，一位演奏排箫，二者头戴鸡冠裙皂帽，身着鲜卑传统的裤褶服骑于马上，双手作演奏乐器状，属军乐形式。以宋绍祖墓盛大的出行队伍来说，2位马上骑吹是不完整的，可能缺失一位提鼓演奏者或者是缺失两位提鼓和铙的演奏者。4个胡人乐俑，根据手势判断，只有2件为乐器伴奏者，似演奏吹管乐器和弹拨乐器。另外2件，应为胡人杂技俑组合。胡人的面相、服饰与墓葬中众俑不同，具有西域人种的典型特征。 ▲彩绘女侍俑 北魏时期由于战争动乱、民族迁徙、经贸往来、宗教传播等频繁接触与交流，西域珍宝及歌舞艺人和乐器不断进入中国内陆。鲜卑族定都平城后，不仅保持和发展了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而且吸收了中原王朝及燕乐等乐舞形式，同时，西域的音乐歌舞也随着战争和迁徙传入，使各族的音乐文化得以充分融合，形成了北魏平城时期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鲜明的舞乐文化。 ▲彩绘男侍俑 他的独白：一半桑梓，一半浮华 纵使生逢乱世，背井离乡。 未曾无处安放，信马由缰。 公元477年，他与世长辞。 是否长埋平城，又梦回敦煌？ ▲宋绍祖石椁北壁奏乐图线图 宋绍祖墓石椁壁画集中在石椁内东、北、西三壁的壁面上，北壁正中绘2个人物，均为男性，弹奏古琴和阮咸，右边奏乐者的头部右侧有一灯盘图案。西壁绘5个人物形象，南边是3个男性舞蹈人物，手拿响铃，动作略有不同，画面北边有一灯；北边有2个男性人物，1个好似腾空舞蹈，1个躺于地面。东壁壁画已漫漶不清。西壁北边的两位男子，部分学者认为该奏乐图受到了南朝竹林七贤砖画的影响，与南朝墓葬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砖画中的弹琴人物相似，是当时南朝流行的高士形象。 另有学者认为，宋绍祖墓奏乐图与河西魏晋画像砖在诸多方面有着较深的渊源，而墓葬空间中的奏乐图很可能是佛国天堂的一部分，并认为二者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北魏时期赞助人和工匠的流动而造成的。笔者倾向奏乐图受河西地区影响一说，宋绍祖墓出土奏乐图中的两位乐师在同一画面中对弹的场景与嘉峪关新城3号墓、6号墓及酒泉西沟村7号墓相似；在乐器配置上，与酒泉西沟村7号墓画像砖一致。 ▲镇墓兽 分析宋绍祖墓对乐师服饰的刻画继承了河西画像砖人物服饰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宋绍祖墓奏乐图是对河西画像砖进行借鉴，而非复制。奏乐图尺寸大于河西画像砖，约有二倍之多，北朝博物馆展出的解兴石堂也是被整幅奏乐图占据空间。同时，宋绍祖墓奏乐图位于墓室中轴线后壁的做法，在平城地区目前发掘的墓葬中鲜有存在。结合宋绍祖墓中多次出现莲花图案，石椁前廊立柱的柱础均为覆莲样式等等，推测宋绍祖墓石雕受佛教艺术影响。 宋绍祖墓中设置了天井和过洞，可能是承袭敦煌一带的葬俗传统。在西北地区，如敦煌新店台60M1等发现的西晋十六墓中，有天井发现。在此后发掘的大同地区北魏墓中，个别大型砖室墓墓道也设有天井和过道，综合分析应是表现一定等级的。 ▲镇墓武士俑
▲大同市博物馆外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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