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大姨家的姑娘的婶子家的侄媳妇” 跟你是什么关系?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时,用了“差序格局”来表述。他形容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里,水面上会出现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在的社会关系所组成的圈子的中心,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距离中心的远近,就是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的距离。 在关系之中,最重要的就是亲属关系。 从生育和婚姻连接成的网络,可以推出大量与我们有关系的人,也就是我们俗语说的“七大姑八大姨”。网络中曾用“你大姨家的姑娘的婶子家的侄媳妇”这样复杂的关系来戏称中国亲戚波及之远。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一个成年男子最重要的亲属关系便是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子女等,其次是由父母的亲属、妻子的亲属等构成的亲属关系中稍远的“波纹”,而这种波纹也会根据父母与其亲属的亲疏关系、妻子与其亲属的亲疏关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举个例子,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对林黛玉说,他俩的关系是特殊的,跟他与薛宝钗的关系不同。这种特殊的感情,当然一方面来自作家的渲染,一方面还因为男权社会中的亲疏关系不同,林黛玉是“贾家”本家的亲戚,这是以贾宝玉为中心的亲属关系,而薛宝钗是王夫人的娘家亲戚,甚至还算不上是“王家”人,这之中当然“亲疏有别”了。 传统社会的亲属关系与儒家所强调的伦理是一致的,“君臣”“父子”“夫妻”等都为亲属关系的远近或“先后”做了规定。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大多数家信都是以“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或者“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为抬头的,几乎没有直接写给自己妻子的信,可见在人伦关系之中,父子、母子关系是远远重于夫妻关系的,而在父子、母子关系中,又以前者为首。 当然这样的关系也是有变动的,根据阎云翔的人类学调查,随着家庭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长辈的地位不再比夫妻关系更重要。尤其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婆婆与媳妇谁更重要”这样的难题上,许多男性背上了“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不孝之名”。 这反映了夫妻关系重要性的上升,也颠覆了费孝通认为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以“父子为主轴、夫妻为配轴”的结论。年轻的夫妻开始追求小家庭的独立性,父母的权力受到了挑战。这也解释了现代社会中婆媳问题成为家庭中常见矛盾之所在。 除了亲属关系,地缘关系也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 在传统的社会中,每个家庭以自己为中心,也可以画出一个圈子,当我们把地缘关系的波纹一步步推远的话,可以看到地缘的范围包括邻里、社区、村落以及同乡关系。 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描述了为东北流亡学生组建的中山中学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从北平迁移到南京,再迁移到湖南的故事。在国家前途未卜的危难时刻,东北流亡学生的地缘关系使他们更能对彼此的遭际感同身受。 在湖南的农家祠堂避难时,恰逢元宵节的夜晚,他们燃起篝火,想到国破家亡,哭声弥漫,国文老师带领大家唱起《松花江上》,唱出了游子的漂流之痛。这样一种由地缘关系加上特殊的环境因素产生的特殊的思乡之情,正印证了传统中国非常注重地缘人际关系的文化基因。 在朋友关系中,传统中国人一直崇尚阮籍、嵇康那种“高山流水遇知音”式的境界。其实在人际关系中还有很多是无法准确定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亲属,不算老师,不是朋友,但似乎又超越了所有,产生了特殊的人际关系。老舍先生在散文《宗月大师》中,便描述过这样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老舍少时家贫,无法读书,有一位“刘大叔”乐善好施,带着老舍进了学堂,为他解决了上学的问题。他们都住在西直门,只不过一个家富,产业占了半条街,一个家贫,上不起学。这个刘大叔改变了老舍的一生,他的乐善好施、善良的精神始终影响着老舍。 没有血缘关系的养育也能产生浓厚的感情,进而形成特殊的感情联结。 在艾青的著名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他描写的“大堰河”就是自己的乳母,这首诗展现了旧社会对贫穷妇女的压榨,言辞间无不流淌着对乳母的回忆与思念。 这种特殊的关系也出现在康熙与他幼年时的保姆孙氏身上,而孙氏正是曹寅的母亲,也就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是上三旗包衣,按理来说属于皇帝的家仆,但正是孙氏对幼年皇子玄烨的常年照料,使得玄烨与孙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玄烨在成为皇帝以后,顾念旧情,给予孙氏许多特殊的照料,甚至当她的丈夫去世时,康熙皇帝亲自登门悼念,可谓是极大的殊荣。 此后,康熙皇帝在第三次南巡时,还专门召见孙氏,并且在正式场合称呼她为“此吾家老人也”,可见两者之间非同一般的情感。康熙对孙氏的情感,使得他对曹家有特别的“礼遇”,在江宁织造府生活的曹家在康雍两朝经历了家族的极端繁荣和迅速衰败,这样的特殊体验也促使曹雪芹后来完成了经典之作《红楼梦》。 有乐于交际的人,自然也有不乐于交际的人。 在有些农村,不喜结交关系的人往往被略带贬义地称为“死门子”,这个词语中的“门”与“走后门”中的“门”一样,就是专指私人的联系或关系。 这些被认为“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有时候甚至被认为是“不会做人”的。“死门子”象征着这些人的无能和死板,也代表了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对为人处世的无知。 “死”这样的修饰词,与“活”相对立,“活”代表着在人际关系网络构建方面的积极和能干,有灵活、活泼、朝气蓬勃的意思。“死”和“活”分别代表着死板与灵活、无能与能干,在社会交往方面的二元对立。从对“死”“活”等修饰词的应用中,可以看出传统中国人对人际关系构建的评断,在传统社会中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受到推崇的。 参考文献 毛公宁,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李竹青,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与传说[M].北京:北京旅游出版社,1985; 严汝娴,刘宇.中国少数民族婚丧风俗[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王笛.消失的古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贺跃夫.近代广州街坊组织的演变[J].二十一世纪,1996(6):37–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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