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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小妾,死后族人不让从正门出殡,谭延闿怒卧棺盖:抬我出殡

 kslztqs 2022-11-11 发布于山东

谭延闿和宋美龄都是20世纪民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世人皆知,却少有人知道,在这之前,与她差点步入婚姻殿堂的男人其实是民国奇男子谭延闿。

谭延闿一生跨越清末、民初两个时代,是有名的政治家、书法家、美食家和诗人,但他一生为人津津乐道的却不是这些成就,而是他拒绝宋美龄,坚持一生只娶一位夫人的事迹。

在当时一夫多妻蔚然成风的社会环境下,像谭延闿这种在发妻死后决不续弦的做法,非常罕见,而这就要追溯到一个特别的人对其长达一生的影响,这个人就是他的母亲李氏。

谭延闿生于光绪年间,其父谭钟麟是晚清显贵,曾任两广总督、吏部尚书等要职。谭钟麟一生妻妾众多,除了原配陈夫人之外,他还有颜夫人、李夫人等四位侧室。谭延闿是李夫人所生的庶子。

关于他的出生,一直以来有个浪漫的说法。相传1880年1月25日晚,也就是谭延闿出生的那一夜,他的父亲谭钟麟梦到晚清大臣何凌汉前来拜见后,忽从梦中惊醒,只听见家中传来婴儿的啼哭。随之有佣人报喜,称李氏诞下一子,这个儿子正是谭延闿。

如此一来,谭钟麟认定自己这个儿子是探花何凌汉转世,欢喜不已。何凌汉谥号“文安”,谭钟麟就为儿子取字“祖安”。

也许这个梦境确实是冥冥之中的某种预见,谭延闿从小聪明伶俐、天赋异禀。他7岁入塾受经,11岁学制艺文学。光绪皇帝的师傅、状元出身的翁同龢见了他的诗文后,称他为“奇才”。

谭延闿故而备受父亲宠爱,但是她的母亲李氏却没有因此改变作为一个侧室的命运轨迹。

李氏出身寒门,因为姿容秀丽,被谭家收为丫鬟,早年在谭老夫人的房里服侍。只因偶然间被谭钟麟相中,受了恩宠,诞下谭延闿这一子,才被纳为妾室。

生下儿子之后,李氏在谭家总算不再是个下人,可是她的地位也仅仅只比下人高了那么一点。

在过去的封建礼教中,不但作为家庭成员的女人地位有别,就连所生的子女也有嫡庶之分。比如:平日用膳,妻可入座,妾则只能立着而食,如果没有生育的妾媵,则只能另在杂厅用餐。

因此每次全家人吃饭的时候,李氏只能站着在桌子旁为别人添菜、添饭。等到这些服务全做到位了,她才能自己用餐,而且还是不能坐下。后来李氏又接连为丈夫诞下二子,可是这种情况依然不曾改变,持续了24年之久。

通常母亲出身低微,儿子也会跟着教人瞧不起。谭延闿作为庶子,一直以来被家里人称为“小老三”。年纪小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绰号是什么意思,便跑去问母亲。

李氏听了,眼泪汪汪,并不作声。在儿子的再三请求之下,只得噙着眼泪说:“儿呀!我是你父亲纳的妾,妾所生的孩子叫'庶出’,'小老三’是看不起'庶出’的意思。”

谭延闿听后,想起母亲平时不能与家人同桌吃饭,只能在一旁小心服侍的种种,气愤不已。

母亲安慰他说:“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做番大事业,做个大人物,才算是争光争气,那我在谭家虽然吃苦也感到安慰了。”

这番话,深深刺痛了谭延闿的心。从那时候起,他发誓要勤学苦读,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谭延闿说到做到。他13岁考取秀才,22岁又中举人。24岁那年,他在全国统考中一举中了会元。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再向前追溯200年,谭延闿的家乡湖南出过状元、榜眼、探花,就是没出过会元(会试第一名),而谭延闿填补了这个空白。

由于谭延闿年少及第,光耀了谭家的门楣,一向讲究宗法仪范的谭钟麟这才破例开恩,向全家人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

李氏这次总算“母凭子贵”,但是这依然难以磨平严苛的封建礼法给谭延闿造成的心理阴影,反而让他更加同情和孝敬母亲。

谭延闿对母亲的孝顺是出了名的。每次吃饭,他都要挨着母亲坐下,以便给母亲夹菜;平日他对母亲也是早请安晚问候,从未间断。

他甚至还想方设法提高母亲的地位和威望。比如资助长沙明德学校的时候,谭延闿就自称奉太夫人之命而为;主政湖南期间,他打出的旗号也是“奉母命出而维持秩序”,“以免地方糜烂”。

在谭延闿看来,没有母亲的隐忍和教育,就没有自己今日的成功。

结婚的时候,谭延闿嘱咐妻子方榕卿,希望她能在自己在外奋斗的时候,好好照顾母亲,让她颐养天年。

温柔贤德的方榕卿一点也没让谭延闿失望。她不仅全心全意侍奉婆婆,而且对丈夫极尽体贴和关爱,全力支持谭延闿求学与从政,这让谭延闿非常感动。夫妻俩互敬互爱,恩爱异常,还生育了二男四女。

只可惜好景不长,1916年,谭母李氏病重。当时谭延闿远在长沙任职,时局动荡,方榕卿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丈夫,只是衣不解带地昼夜侍奉在婆婆床前尽孝,但是婆婆最终还是重病不治。

消息传到长沙后,谭延闿悲痛不已,当即赶往上海奔丧。彼时正值谭延闿第二次督湘,政局动荡。如果贸然离开,湘督“宝座”随时可能得而复失,但是谭延闿还是坚定要走。

想到母亲生前伏低做小,受了那么多的委屈,谭延闿一心想为母亲办一场风光的葬礼。但是世俗礼法,很快向他泼了一盆冷水。

李氏葬礼当天,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原来谭宅位于谭姓族祠的后进,灵柩出殡必须经过族祠出门。但是按照族规,妾死后不能从族祠大门出殡。

因此,在场的族人都力劝谭延闿不要坏了族规,将母亲的棺椁从小门抬出便罢了,还有人特意挡住了大门口的去路。

原来一日为妾,终身为妾,至死都不可能被平等对待!想到这吃人的封建礼教,想到自己功名在身,官至湖南督军却换不来母亲一个正门的待遇,谭延闿一气之下,仰躺在棺材盖上大喝:“我谭延闿已经死了,抬我出殡!”

族人见状,顿时面面相觑,鸦雀无声,只好让路,让扛夫抬着棺椁从族祠大门出殡……

母亲这一生的凄恻遭遇,让谭延闿从少年时代到为人丈夫都难以忘怀。正是因为身处这段悲剧的核心,他不愿在家庭里再造成母亲这样的悲剧来,因此,谭延闿誓不纳妾。

1918年6月,在谭延闿的母亲过世不久后,他的妻子方榕卿也身染重病。彼时谭延闿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参加“护法运动”,督师于湖南零陵。

深明大义的方榕卿为了不分散丈夫的精力,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不久后不幸病殁于上海,年仅38岁。家人们不敢将这个不幸告诉谭延闿,因为他们知道夫妻两人感情深厚,怕谭延闿悲痛之中,影响军务。

1920年,谭延闿因为第三次督湘失败,被迫解职回到上海,适逢方夫人的灵柩运往长沙安葬,在洞庭湖两船相遇。

随行之人担心谭延闿触景伤情,不敢如实相告,只托词说熟人停泊,过船独吊。

谭延闿到上海后才得知真相,引以为平生最痛心之事。为了哀悼自己可怜的亡妻,一向注重美食的他,在军中整整吃了百日的蔬菜,足见其用情之深。

方夫人去世的时候,谭延闿不过40岁,正值中年,加之其煊赫的声名地位,属意于他的名媛才女大有人在,朋友之中劝他续弦的更是不胜枚举,但是谭延闿都不为所动。

他在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担任要职期间,孙中山器重他忠心耿耿,革命有功,一度亲自做媒,把刚刚留美归来的姨妹子宋美龄介绍给他。谭延闿虽然丧偶,但是宋家人认为他人品很好,也看好他的前途,非常赞同这门亲事。

但是谭延闿本人却为此坐立不安、进退两难。如果不同意,便是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好意,也是得罪了宋家。可是如果同意了,自己如何对得起九泉之下心爱的亡妻?再想到母亲一生痛恨一夫多妻,谭延闿的内心更加痛苦了。

经过日夜的反复思量,谭延闿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特意备下一份厚礼来到宋家。一进门,宋老太太正好出来接待,谭延闿迎面就给宋老太太叩了三个响头,喊了一声“干娘”。

这让宋老太太非常意外,但是意识到自己多了这么一个“干儿子”,她又高兴得不得了,连忙将他扶起,并叫宋美龄出来相见。

随后,谭延闿又主动认了宋美龄为干妹妹。宋美龄猜到谭延闿前来的意图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很感动,从此更加敬重其人品了。孙中山先生后来得知此事,终于也不好再说什么。

1930年9月22日,50岁的谭延闿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南京。数月之前,病魔缠身的他还为亡妻写下了一首悼亡诗,纪念他们结婚的第36年。而这一年距离方夫人过世其实已经12年过去了。其诗云:

“花飞柳蝉乍晴天,上已风光又眼前。人去也如春可惜,老来犹有爱难捐。永怀禊事谁中酒,坐阅流波感逝川。三十六年容易过,不应改历始茫然。”

字里行间,莫不是对妻子的深情与怀念。

谭延闿虽然生于封建时代,但是纵观他这一生,无论是对母亲一如既往的孝,还是对妻子初心不改的情,无不折射出他与封建伦常斗争的决心与魄力。

可以说,谭延闿在思想上完全是一个超脱了社会和时代局限性的男人,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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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四川

皇太极改后金为清以后,立志要建立一个像中原王朝一样的国度,与中原王朝平分秋色

随后,清军进入山海关,成功取代明朝,成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这一野心逐渐被顺治、康熙等帝王追求成为现实。

而想要实现这一切,除去中央集权统治的基本方针之外,基层职能的安排与划分,自然也成为了重中之重。

那么清朝年间的一千三百多个县之中,究竟有多少正式编制?清朝各个等级的职官,又相当于现如今什么样的岗位?彼时的“公务员”们,大概都做着什么样的工作?

想要了解这一切,首先应该清楚的一点是,清朝每个县的等级并不相同,政务繁简也各不相同,见一叶而知秋,显然是行不通的。

县级正式编制

清朝的县,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即大县、中县、小县。除此以外,因地理位置的不同,即便是同一等级的县,其等级配置也会有差异。哪怕官员的职务相同,见面也会有尊卑之分。

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偏远地区的官员到了京城以后,除去封疆大吏之外,还真得老老实实地站在京官身后,毕竟天子脚下,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至于清朝县级编制,往往有县丞、教谕、训导、主簿、巡检等主要官员,其他的则属于不太重要的底层配置

就主要官员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每个县几乎都差不多,而像人们在相关资料中常见的官差、衙役等等,都隶属其中。

因县有大小之分,以及需求不一样,这类底层人员的配置数量,也会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区的县,也因发展需求的差异,底层配置人员也有差异。像一些闸官、河泊所官、僧会司、道会司等等,自然也会有一定的差别。

甚至有的底层官职,因当地发展没有需求,所以相应的官职只不过是虚衔。民间地主豪绅想要购买官职,大都也会从这方面入手。

当然,以上仅仅只是文职官员的配置,至于武职官员的级别则从不会固定。所处的战略位置不一样,设立的官员数量以及职位都会不一样。

江南与边境地区为例,富庶且安定的江南中,武职官员的职位大都比较低,听命于县丞且负责当地治安即可。

可边境地区的武职官员,往往都能够自主调动兵力,听从军中将领的指挥。

由于没有具体到某个县,所以以最顶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便是知县(县丞之上,大县或者京城周边县配置)、县丞、主簿、典史、巡检、驿丞为最主要标配。

剩下的训导、闸官、河泊所官、僧会司、道会司则视情况而定。

清朝前期还好,人员数量不足,但大都能够管好一切事务。后期则在人数配置上升的同时,办事效率反而降低。

对照情况

那么就上述官员来说,分别又对应现如今什么样的职级呢?首先,以知县或者县丞来看,是一县中的最高长官。知县是当之无愧的县长,而县丞则偏向于常务副县长。

每个县的钱粮、税务、户籍、治安等情况,都会由县丞决定。从某种角度来说,县丞不仅是警察局局长,同时还是法官、税务局局长等等。

其次,则是主簿一职,这一职务和县丞类似,管理事务的范围也在上述这几个方面。只是和县丞的官职相比,主簿的职务要更低一些

不仅如此,县丞还有权要求主簿应该侧重管理哪些方面,哪些方面又不能过问。

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主簿即便心有不满,也只能憋在心里。等到县丞升职以后,他们才有机会替代。

还有典史这个职务,主要是监察监狱,和现如今的典狱长同样的道理,而这也算是县丞为数不多可以放松的地方。

不过因为地理位置或者实际情况不同,倘若某个县没有设置县丞、主簿的话,那么典史在监察狱囚的同时,还类似于代理县长。这种设定虽然算不上混乱,但也的确没什么可取的地方。

最后,是巡检、驿丞以及僧会司、道会司、河泊所官等等,前两者无非是警察以及邮政官员,后面几项则比较难以细分。

至于上文中提及的闸官,那就更少见,整个清朝也仅仅只有32人,大概类似于现如今的水利局局长。

整体来看,这种制度方式算得上封建王朝年间的优选,但放在今天的话,显然已经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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