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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毛主席身边去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我们在陕北甘泉前线接到军委由瓦窑堡(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发来的电报，要我们这部电台马上赶到延长去。我们带着电台立刻出发，第三天下午到达延长。我和电台管理员到城里去看房子，走过街北头一座小山包脚下时，忽然惊喜地看见：小山包脚下一排窑洞前，站着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立刻兴奋地意识到：我们是调到主席身边工作来了！连忙上前敬了个礼，报告电台到了。主席微笑着说：“来得好快呀！好，你们就在我旁边住下吧！”主席的随员已替我们分好了房子，我们便在主席旁边的一排窑洞里住下。 随主席去执行什么任务呢？还是一个谜。到延长的第三天大清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随主席向延长东北清涧方向出发了。主席身边除了我们电台人员外，再就只有秘书黄有凤同志，几个机要员和一个警卫班。 刚过旧历年，天气还很冷，山背坡和山沟里还铺着一层积雪，寒风刺骨。主席只穿一件青布棉大衣，一双旧棉鞋，拄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很少骑马。走了三十多里，在一个僻静的小山沟里大休息。主席把我们集合拢来，站在一块小坪上给我们讲话，说：同志们，我们这次行动，你们觉得奇怪吗我们要在根据地内“游览”一番，看看陕北好地方，尝尝小米熬米汤。 主席风趣的话，引得大家轻松地笑起来，冷清清的小山沟里，空气好像一下子温暖了许多。主席接着和蔼地嘱咐大家说，游山玩水，当然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这次出发，是为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今天不讲，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今天我只向你们讲两件事：一是要注意保密，不要说我们是中央红军，也不要说我是主席；如果有人问我们到哪里去，就说是去做买卖。刚才毛泽民同志（当时根据地的贸易局局长)不是前面走了吗?他就是专门搞买卖的。 要是老乡问我是什么人， 就说我是你们的 “老板”好了。 主席说到这里，大家都大笑起来。接着，主席要我们搞好群众关系，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多调查了解群众情况，多向群众宣传……主席的话，那样生动有趣，讲话的态度又那样平易近人，一个字，一个字，都深深刻进人心里，听起来那么舒贴。几十年过去了，依旧令人不忘。 我们这支百余人的“商队”，晓行夜宿，跋山涉水，一直向东北方向行进，越走越接近黄河。二月初，到达了离黄河不到半天路程的一个山村——清涧县的袁家沟，暂时驻下来。 二，英明的决策 到袁家沟以后，我们逐渐弄明白了这次行动的目的。从电台收信机的强信号中，可以判断出：红军主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电台已离我们很近。主席又亲自到黄河边上去视察。一切迹象都表明：红军要东渡黄河了! 果然不久，我们就从主席那里得到了关于我军——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打通抗日路线的动员指示。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踏上长征路途第一天起，抗日的誓愿就像烈火一样，燃烧在每一个红军战士的心里；“北上抗日”的标语和口号，一直跟随着我们长征的脚步。 蒋介石层层阻拦，封锁我们抗日的去路，但是百折不挠的红军，怀着拯救祖国、拯救民族的伟大信念，壮志未酬，义无反顾！终于从反革命密密层层的刺刀缝里杀出一条血路，到达了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根据地。现在毛主席就要亲自率领我们东渡黄河，实现抗日宿愿了，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当时，全国形势正处在大转变的前夜：蒋介石尽管一心一意要消灭红军，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但是，日本鬼子自从强占东北以后，更得寸进尺，向华北节节进逼。全国人民在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响遍全国。 红军在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以后，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在我方争取和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呼声影响之下，已先后与我军建立了统战关系，我们已派李克农同志驻在东北军，双方电台在甘泉时已开始联络，实现了局部的停止内战。 党中央和毛主席深刻洞悉这种人心时势，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人民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的新任务。 渡河东征，正是在这种新形势、新任务下，为了开展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打通红军的抗日去路，准备与日寇直接作战，同时也为了扩大红军，增强抗日的革命力量而采取的英明决策。 当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困难：红军经过长征以后，部队减员很大，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加起来不过一万多人，而且一直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整。经过吴旗镇、直罗镇等战役，紧跟着就执行东征任务，简直是马不停蹄，人不卸甲。 山西境内，阎锡山十几万大军拦阻着我们的抗日去路，沿河一带，深沟高垒日夜都有敌人把守着。天冷，船只少，东岸地势陡峻，都给红军突破黄河带来不少困难。但是，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和蒋介石几十万围、追、堵、截的大军，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黄河天险和阎锡山的杂牌军，又岂在我们话下! 三，领袖在我们心里 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就在黄河前线，这就是我们产生胜利信心和无限力量的源泉。在袁家沟，电台就驻在主席附近，中间只隔一条沟。每天晚上，我们值夜班时，总看到主席住的窑洞里，灯烛明亮，有时甚至通宵不灭。我们晚上抄收到的电报，都是当晚送译给他看。 主席就是这样夜以继日，亲自研究着渡河东征的作战计划。看到主席窑洞里的灯光，就不由得涌起一种对伟大领袖的无限敬仰和对革命事业的美好希望。 在袁家沟住了两个多星期。二月二十日那天，主席要黄秘书嘱咐我们特别注意对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联络。电台工作人员都作好了渡河准备，随时等待出动。 晚上十二点，正当我值夜班时，收到了从十五军团电台发来的一份电报，紧接着又收到了对方发出的“立刻出发” 的暗语报告。我猜想十五军团可能已突破黄河，开始渡河行动了，便立刻派通信员将电报送出。果然不久，就传来了出发的命令：十五军团已经在辛关渡突破黄河成功。我们马上拆线，三点钟出发，拂晓就到达了辛关渡边。 二月下旬，黄河刚刚开始解冻，河水夹着大块大块的冰排，汹涌澎湃而下；靠两岸的冰层还没融化，后续部队正踏着冰层迅速登船，摇向对岸。我们这些南方人，头一次看到黄河，又高兴，又激动，你一句，我一句，兴奋地议论着： “这一次，我可要喝口黄河水啦!” “咱们要跨河东征了!” 有的就在黄河边上说起快板诗来：“披星戴月过黄河，粉碎日本的'华北国’……”大家又说又笑，非常活跃。 这时候，十五军团的后卫部队还没渡完，我们奉命靠路旁休息。路旁还盖着厚厚一层积雪，坐下去嗞嗞发响。天已经逐渐大亮了，我忽然发现：主席也坐在前面不远的雪地里，手里端着一个饭盒子，正在吃早饭。我仔细一看：一盒子小米饭，一格子腌菜，都冻冰了，可是主席却吃得津津有味。 听警卫员说：主席头天晚上忙于批办电报，研究战况，一晚上没有睡觉,早饭也没有吃,就带着部队出发了。看着主席一口一口把夹着冰碴的饭菜送进嘴里，我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发热，眼睛也叫泪水弄模糊了。主席工作那么劳累，身体又不很好，吃得那样坏，怎么支持得了！我们电台的战士跑去跟主席的司务长说:“司务长，过河打了土豪，要给主席炖只老母鸡，补补身体啊！” 我想起了头年初冬吴旗镇战斗时,主席和许多红军战士一样，身上只穿两件单衣，站在寒风刺骨的山头上指挥。一军团供给部长看见了，才给主席赶做了一件青布棉大衣。主席这些艰苦朴素、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生活作风,是多么崇高、伟大啊! 十五军团后卫部队的指战员们走过主席身旁时，看见主席坐在雪地里吃冰饭，都禁不住再三回头，眼睛里流露出对领袖的无限敬爱。队伍里起了一阵热烘烘的悄声低语，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暖流，流过了每一个红军战士的心头，人们的精神都更加振奋起来了! 三，当机立断 渡河以后，捷报一个个传来：十五军团几天之内，就连续在渡口、义牒镇、石楼以南等地歼灭敌人约三个营，前锋直指同蒲路。 一军团也在二月二十日晚上于沟口突破黄河成功，随即攻克中阳三交镇、留誉镇，歼敌一营；二月二十五日在关上村又消灭了阎锡山的精锐部队、号称“满天飞”的独二旅旅部、一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连，然后兼程向同蒲路推进。 三月初，总部随十五军团前进至孝义以西之大麦郊。一军团也已向这一带靠拢来了。驻守孝义、介休等地的阎锡山部队，这时也正向这一带集结，企图阻止我于同蒲路以西。迹象表明：一次大的会战就要发生了。 三月十日，战斗就打响了。战况空前激烈。总部的指挥阵地设在大麦郊北郭家掌的一座小山上。主席在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郭家掌对面就是敌人据守的兑九峪，从左前方敌人打过来的炮弹，不断落在指挥阵地后面，警卫人员劝主席暂时隐蔽一下，主席依然神色自若地站在山头上观察前方战况。 下午三点多钟，一科的余参谋忽然发现前面山沟里有一股敌人，正利用死角极端隐蔽地往郭家掌山上偷偷摸过来，可能是敌人已发现这里是一个指挥阵地了。 当时主席身边什么部队也没有，情况很紧急，余参谋急忙组织了几个警卫员，到前面山坡上去阻击敌人；一面再三劝说主席到阵地后面的一个土洞子里暂时避一下。 一会儿，山坡下就响起了枪声，子弹都哗哗哗打到山顶上，扬起一股股尘土。偷袭的敌人受到了突然的打击，没占到便宜，回头逃跑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在战斗未打响时，根据情报：在兑九峪的敌人只有四个团，因此集中了红军主力准备吃掉他，后来在交战过程中，发现当面之敌不是四个团，而是十四个团。而且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势。为了避免打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主席当机立断，决定撤出战斗。 兑九峪战斗，我们消灭了敌人两个多团。阎锡山怕蚀掉他的老本，在我们准备转移的当晚，也命令他的部队缩回汾阳、孝义、介休等几个县城里，一面组织反动地方民团，配合其主力沿同蒲路、汾河严密设防，阻止我军继续东进，一面电蒋介石火速增援。 四，毛主席的“中路军” 几天以后，总部转移到了双池镇。一个新的作战行动开始了：十五军团北上，一军团沿同蒲路南下，总部离开了红军的主力，只带着一个特务团(只有两个连兵力)、一部电台和少数参谋警卫人员，一共不到五百人，开始向晋西一带转移。 这一下可叫人捉摸不透了：红军分兵南下北上，服从什么战略目的？总部离开红军主力，又要到哪里去呢?而且，主席身边人这么少，又是在封建军阀统治了二十多年的新区活动…… 但是我们深信：主席的每一着棋都不是随便走的。 正面的敌人既然大大超过我们，一口吃不下，那么，一定又是去寻找弱点，叫敌人护住脑袋护不住尾巴。我们的部队不是又运动开了吗?只要一运动开，就会出现好消息! 以后，总部几乎天天行军，每到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军、筹款。一天，主席召集特务团和电台的干部，给我们讲话说，左右两路军已经胜利地打出去了，我们是“中路军”，“中路军 ”队伍虽小，但是要做大事情。 主席停了一下，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接着说，现在敌人驻守汾阳、孝义、介休等地的二十几个团，将来要来“扫荡”我们，要把我们晋西的红军赶回陕北。好!就让他来“扫荡”!可是我们暂时还不准备回陕北，而要在晋西一带跟敌人兜圈子。你们要准备多跑些路。 主席没有明说“兜圈子”是为了什么，但是许多次的经验告诉我们，主席是从来不会叫我们白白跑路的。走吧！跟着主席走路，天塌下来也不怕! 不久，敌人果然来找我们了，二十几个团先后都出动。我们的侦察班和敌人接了一次火， “挂上了钩”，以后，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就像一个小牧童，牵着一条大水牛，在晋西一带转开了。 起初，我们行动的路线飘忽不定，时而向北，时而向南、向西，大都在孝义、灵石以西，中阳以南，石楼、隰县以东的范围内转来转去。后来敌人齐头并进，我们便一路往西，把敌人直往黄河边上牵。离黄河越来越近时，和敌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每天敌我的宿营地都不过相距十到十五华里。 由于群众热爱红军，和我们注意做群众工作，消息封锁得很好，敌人一直摸不清我们的底细。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我们一名新战士掉了队，被敌人俘去。 第二天，太原和南京电台便广播吹牛：“晋西'共匪’已被国军击败，据俘'匪’供称：毛泽东仅率少数'残匪’落荒而逃……”我们听了都禁不住好笑，敌人才抓到我们一名掉队的新战士，居然就厚着脸皮吹开了胜利！可是，敌人毕竟知道了我们的情况，追得越来越紧了。 就在掉队战士被俘的第二天上午，我们离开大路，准备向山里转移。刚刚爬上一座山，后面警卫部队就报告发现了敌情。回头一看，只见下面山沟里四五里远的地方，扬起一溜灰尘，紧接着出现了敌人的骑兵，大约有两个连。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有枪的拿出了枪，有手榴弹的拿出了手榴弹。主席停止了脚步，不动声色地向山下打量了一会儿，安详地说：敌人欺侮我们人少哩！好，我们就在这里叫他见识见识吧！说着，一面叫参谋派出警卫部队，带两挺轻机枪到山坡上去阻击敌人，一面吩咐电台派人到山顶上老乡窑洞里去烧开水。 我们电台的监护排也奉命和警卫部队一起到山坡上去警戒。警卫部队走了不大会儿，山下就打响了。敌人骑兵挨了当头一击，勒马就往回跑，把后面大约两个轻装步兵连也一下子冲垮了。 敌人逃走后，我们就坐在山头上喝开水，吃干粮，一个陕北刚解放过来的报务员说:“好险呀!”电台监护排长虎着脸，表示不同意：“怕什么！敌人四个连，我们用一个团的主力打他,，保险没问题！再说有主席在这儿哩!” 主席也在喝开水，吃干粮。一边吃，一边向远处了望。好像在欣赏周围景色，又好像在考虑什么。看了他那种从容镇静的神色，我们就好像服了一颗定心丸，心里更加踏实了。 这天，我们在一个山村里宿营。次日拂晓前四点多钟，正准备出发，敌人的山炮和迫击炮弹忽然打过来，落在村子附近。有两发炮弹掉到特务团驻的窑洞上面，震得窑洞里面尘土飞扬。不知道敌人是侦知我们的宿营位置了，还是胡乱放炮进行火力侦察。 大家都很关心主席的安全。黄秘书催促主席说：“主席，快走吧！敌人朝我们打炮了。”主席说：慌什么!过一会再说，等他们把炮弹打光了就不打了。果然，敌人打了一阵炮以后，就停下了。主席这才从从容容起身。 走了一程以后，听后面赶上来的侦察员说：主席走不多久，敌人又打炮了，有两发就落在主席住的窑洞附近几米远。大家听了就开玩笑说：“主席不走他瞎打，主席说走他就乖乖停下来，连敌人的炮弹也听主席指挥哩!” 但我们却不能不暗中担心总部和主席的安全：我们一直在敌人圈子里转来转去，离开红军主力又不是一天两天路程，万一…… 主席大概看出了我们这种担心，一天宿营较早，他到电台来，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以后，就笑着问：这些天，你们有点提心吊胆吧？接着就给我们解释说：阎锡山的队伍战斗力不强，看来是名不虚传。我们一渡河，他们就把沿河堡垒丢掉了。石楼城里敌人四个团，被我们叶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带领的一个小团围住不敢出来。他的“满天飞”部队跟我们一军团一碰，就变成了“满山飞”，看来也不经打。我们摸到了他这点底，所以敢欺侮他。 主席那种战略上蔑视敌人的气概，给我们增添了极大的信心。末了，主席鼓励我们说：只要你们电台的工作做好，把所有的来往电报能及时地收进来发出去，使我们能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就不会出问题。 这时，敌人的追击部队已经平推到了黄河边。我们却从敌人缝隙里，猛折回头向东穿插，急行军一天，又连续走了半夜，一下子把敌人甩开老远。敌人在黄河边上扑了个空，听说只看见我们几只运送物资的木船停在河西岸，以为我们渡河回陕北了。 第二天，从太原电台广播里，又听见敌人漫天吹牛：“晋西'共匪’已被'肃清’，所剩残余已窜回陕北老窝……” 其实，我们从敌人胳肢窝里抄到他屁股后面去了，愚蠢的敌人还在白日做梦哩! 就在敌人吹牛的同时，主席要我们给十五军团发了一份电报。不久，就听到了十五军团在中阳县东南的师庄村，歼灭敌人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营的胜利消息。 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主席趁敌人只顾追赶晋西我军的时候，要十五军团派了一部分部队，猛追晋西敌人的牛屁股，截住了这股敌军的后卫部队，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连敌人的团长也被活捉了。 从前方不断传来的胜利消息，越来越增强了我们的胜利信心。四月中旬，总部安全地转移到了赵家沟。这是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子，离大路较远。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个多星期，又听了主席对排以上干部的一次讲话。 主席说：到山西一个多月了，我们歼灭了阎锡山一万多人的兵力。左路军深入晋西北，右路军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扩大了七千余名红军，筹款五十万元。左右两路军获得了这样大的成果，我们“中路军”成绩怎样呢? 我们牵制了敌人，便于左右两路军顺利发展…… 主席调虎离山的锦囊妙计完全清楚了，我们又从总部参谋人员那里听到了一些详细的情况：十五军团北上以后，阎锡山怕他的太原老巢被抄，急忙派了十几个团尾随追赶。十五军团牵着这股敌人一直跑到岚县、兴县，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后，方与以后渡河的红二十八军会师南下，并在康宁镇、金罗镇歼灭了一部分敌人。 总部又在晋西方面吸引了敌人一部分主力；人烟稠密、物产富饶的晋南一带就十分空虚了。一军团一路横扫过去，从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襄陵一直打到晋南重镇侯马，沿途消灭了许多反动民团，一路上宣传抗日，打土豪，扩军，筹款。红军经过长征以后，部队减员很大，给养方面也十分缺乏，得到这次人力、物力上的补充，抗日的实力大大增强了。 四，让抗日的种子在山西扎根 主席特别关心宣传抗日和发动群众的工作，还在渡河以前，就要求我们人人都当宣传员；渡河以后，工作那么繁忙，但只要有空，总要亲自询问我们群众工作做得怎样。我们都牢牢记住主席的指示，每到一个地方，用不着别人督促，一放下背包，就分头去找老乡作工作。 山西人民经受了几十年的封建军阀统治，思想闭塞，但是我们突破黄河的当天，到达义牒镇时，一宣传抗日，老乡们马上围拢来，当场就有人要求参军。刚刚解放的义牒镇，就像一塘水被搅翻了一样。 这天下午，主席出来散步，看见一群老乡正围着宣传队的同志要求参军，主席很有兴趣地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阎锡山吹嘘山西是他的模范省，可是山西老百姓还是拥护红军，不喜欢阎锡山，山西人民迟早是要起来革命的。 主席这种对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对革命事业的乐观胸襟，不能不深深感染我们。事实证明：主席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山西虽然是新区，但我们经过的地方，老乡们很少逃跑。我们贴的抗日救国、打倒汉奸卖国贼的标语，很快就流传开，家喻户晓。一路上不断有人要求跟我们一起去抗日。 驻在义牒镇时，我们电台队部那家房东是个雇工，上午我向他宣传，下午就跑来参军了。我们经过中阳县南部一个村庄时，村子里有个姓刘的孤儿，只有十二三岁，我们离开那个村庄时，他紧紧跟在队伍后面，哭哭啼啼，紧缠慢缠非要参军不可，只好把他收下了。后来，他在我们电台当了勤务员。 记得还曾扩大一名饲养员，四十多岁了。本来不想收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硬要跟我们走，苦苦哀求说：“我不能扛枪，给你们做饭吃，喂牲口，别丢下我，受地主老财的气啦！听说一军团那边抗日宣传影响更深远，有的一家几兄弟全都参了军，沿途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组织。红军的足迹过处，山西人民的抗日热情，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了! 五，信止追兵，胜利凯旋 可是反动派却坐不稳，睡不安，十分恐慌。阎锡山向南京接二连三发电报，蒋介石派了十个师增援山西：五个师由正太路西进，阻挡红军继续向东发展；五个师由风陵渡北渡黄河，沿黄河东岸向北推进，企图截断红军退路，与阎锡山主力形成钳击之势。 为了表示我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免不利的决战，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红军回师河西。 四月底，从风陵渡渡河北上之敌先头步兵师，企图抢占黄河渡口，已插到我左右两路军前头来了。这时，主席尚在河东等待红军主力，总部离敌人的先头部队很近。 主席为了避免在渡河以前与敌纠缠，延缓整个西渡计划，便在河东给敌先头师师长写了一封信。信上首先对敌师长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国共两军一兵一枪的损耗，都是我国国防力量的损失，宣传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政策。然后警告他：必须现地停止，不准再向前移动，以免被歼……(信的内容是总部参谋人员后来透露的)。 不知道是爱国心有所发现，还是害怕被歼，敌先头师师长乖乖地遵守了主席的“命令”，没有再向前推进。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在铁罗关至永和关一带渡口从容渡过黄河，胜利地返回了陕北。 半年多以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感召下，在东征的实际行动影响下，抗日的热潮激荡全国，蒋介石终于在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 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终于再一次渡过黄河，沿着东征的足迹，开赴山西，开赴华北，把抗日和革命的事业推向全中国。 曹丹辉同志：（1915-1977）江西省赣州南康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即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习，任红十二军第六十四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报务员，红十二军电台报务主任，红一军团报务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台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电台队队长，新四军军部第三科科长兼无线电总队总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通信局局长，上海市军管会电信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邮电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局长，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通信兵部副主任，高级军事学院通信兵教研室主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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