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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最艰苦的中盘阶段，山东根据地出现了军政主官“失和”的现象。主军的，是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主政的，则是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按理说，两个人都是学历很高的知识分子，而且都来自朱、毛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在工作中更应该求同存异、和谐相处。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两个性格内向的人在山东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的问题上，偏偏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闹到最后，朱瑞甚至公开批评115师“除了搞卫生有进步，其他工作原地踏步”。而一向被称为“老好人”的罗荣桓，也向延安的主席提出辞职离开山东。山东的两位当家人发生矛盾，明显会影响根据地的建设。主席大智慧，只用了两招妙棋就完美化解了山东的矛盾：第一招妙棋，就是实行“一元化”领导，把山东的党、政、军大权集于罗荣桓一身。第二招棋，则是“分槽喂马”，将朱瑞调回延安学习。“一元化”和“分槽喂马”是什么灵丹妙药，能让纷争多年的山东步入正轨？一元统属制，就是管理的高度集约制度，也叫“一元化领导”。1928年11月，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批评：旧政府中普遍存在党政军不分的“一元化”现象，倡导理清各自定位、各行其道安全高效。但是，特定时期的一元化还是非常必要的。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八路军从40多万减少到30万，敌后根据地面积骤减，根据地人口也有很大的缩水。穷则变，变则通，我军提出“十大政策”，就包括“统一领导”，即一元化。此时的华北敌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军队供给不足，在日伪军的疯狂扫荡下老百姓负担很重，加之旱灾、蝗灾不断，八路军单靠“大生产”也无法维持庞大的军队开支，精兵简政的同时，一元化势在必行。一元化的实施，首先在华中新四军落地，1942年11月，盐阜区和淮海区合并为苏北区，黄克诚任书记。淮海、盐阜军区撤销成立苏北军区，新四军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兼任军区司令员、政委。1943年3月，山东也实行一元化，115师兼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委。有人认为，罗荣桓是秋收起义的人，所以主席对他更加信赖。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应该说，红一方面军的将领经历了井冈山、江西苏区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又经历了“草地分兵”的历史考验，在八路军中占据重要岗位，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山东根据地的问题上，主席的初衷是朱瑞主政、罗荣桓主军，共同开创山东新局面。陈光和罗荣桓率115师开赴山东以后，根据地出现了3套班子6巨头：山东分局的郭洪涛、黎玉，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徐向前、朱瑞，以及115师的陈光和罗荣桓。为了扶持朱瑞，主席调走了“空降”的分局书记郭洪涛，而改由朱瑞接任山东一把手。朱瑞，1905年出生于江苏一个书香世家，先后就读于广东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回国后担任过长江局军委参谋长、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入鲁一年多时间，朱瑞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但随后出现了一些失误。典型的一是湖西“肃托”，险些错杀梁兴初等数百人，幸亏被罗荣桓制止；二是山东分局希望115师北上鲁中，而罗荣桓建议分局南下沂蒙山区；三是“反顽”瞻前顾后、没有广泛开展减租减息。朱瑞的一些失误属于工作范畴，但是性格缺陷的影响更大。按照主席的筹划，山东一把手是朱瑞，而主军的人选主席更信赖“三湾改编”的好学生罗荣桓。早在1938年初，林总在山西隰县千家庄被阎军误伤以后，主席就有意让罗荣桓接任115师师长。在主席的心目中，参加过秋收起义、三湾改编的罗荣桓更值得重点培养。罗荣桓既是青岛大学、武昌大学高材生，还担任过红4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林总负伤后主席有意简拔罗荣桓接任师长。由于八路军总部已任命陈光代师长，主席顾全朱、彭威信，收回了任命。1941年11月大青山突围一战，让罗荣桓在指战员中树立起了权威，罗荣桓提出的“翻边战术”和129是师长刘伯承提出的“敌进我进”异曲同工，给敌后根据地指明了新形势下对日军作战的策略。和能力突出、专业极强、性格火爆的朱瑞相比，罗荣桓更像是一位“全能型”选手，不但政工能力超强，还能建设各级团队，既能整军又能打仗，尤其是为人处世的亲和力强，处理问题也非常公正。为了改善山东局面，华中局刘书记回延安途中在山东待了4个月，批评分局工作不利的同时，对罗荣桓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随后，主席从谏如流“分槽喂马”，扶持罗荣桓的同时调走了朱瑞。抗战胜利以后，山东成为武装力量最强大的一个战略区，又是抢占东北的跳板。主席对山东的“一元化”和“分槽喂马”，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抗战胜利后，山东根据地有27万正规军、50万民兵、150万地方武装，总兵员数量在七大战略区遥遥领先。而在抢占东北的过程中，山东又贡献了13万挺进大军中的近7万人，到了解放战争中后期，山东解放区输出的兵员总数，超过三成接近三分之一。而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战场，军政主官不和的一幕再次出现。但这一次的矛盾焦点，并不像山东根据地时期纯粹是朱瑞和罗荣桓工作方法问题，而是战略大方向的问题。而引发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总矛盾的，是城市还是乡村为中心的问题。抗战胜利以后，东北被苏联红军所控制，而按照延安和莫斯科先前的沟通，八路军挺进东北以后苏军会打开武器、物资仓库和粮库，敞开胸怀迎接“同志加兄弟”的关内八路军。而延安最初给林总民主联军的定位，也是支持彭真为书记的地方工作组接管城市。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南京在美机支持下进入东北，苏军态度有了变化，不再支持我军接管城市。在敌强我弱、匪患横行、群众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只能“让开大道、占据两厢”。在此情况下，彭真以城市为中心和林总以农村为根据地的观点就产生了冲突。此时，东北大环境和当年的山东根据地有很多相似之处。东北战场的局势也是多方势力并存，既有苏军、多如牛毛的土匪、初入东北的国军，也有伪满残余的日本关东军、伪军，当然也包括抢占东北的八路军13万大军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但是，东北战场和山东根据地时期相比，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一是伪满14年的高压政策，让东北的奴化教育比较深入；二是苏军的介入让八路军和蒋军的博弈多了不确定性；三是严重的匪患让东北民主联军根基不稳；四是减租减息和扩军一开始不顺畅。为了开辟和巩固东北，延安派出了比当年支援山东大得多的力量，东北局人才济济，单是委员就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人。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席也给林总配备了2位政委、4位副司令：第一政委彭真是东北军书记，第二政委罗荣桓是林总的老搭档。第一副司令吕正操来自晋察冀的，第二副司令李运昌来自晋察热辽，第三副司令周保中来自东北抗联，第四副司令萧劲光来自陕甘宁。国军进入东北后，磨刀霍霍，我军独占东北、平分东北的愿望落空，打是迟早的事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来担当配角的民主联军一下成为了主角，“一元化”领导自然非“战神”林总莫属。随着东北战场的一元化，彭真也遇到了当年朱瑞的定位问题。林总集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于一身，彭真成为东北局副书记。但是，彭真的专长是白区的地下工作、城市改造和建设，民主联军的训练和二线兵团建设不如罗荣桓更擅长。远在延安的主席明察秋毫，为了实现人才效能的最大化，再次祭出“分槽喂马”这一法宝，将彭真调回延安后方，专心从事地方的经济建设，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又出任北平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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