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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悦读
礼义亘古胜刀剑 ——《左传选读》感思 ◎胡光波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言，认为古人著述无非两类：一者载之空言，一者见诸行事。如以先秦而论，前者指子书，或演绎形上哲理，或推论政教人伦，或以名辨正是非，或以法术驭万民；后者为史书，或存言以理宇内，或记事以循史实，或主情以究物理，或逞才以彰文采。但是，即使载之空言者，亦贯通着史学意识。若没有史实为基，则所载空言虚浮无着，难以独存，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易教上》）。 先秦史书杰作，今存《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五部，或以记言为主，或擅场于记事，其中《春秋》虽被后人判为“断烂朝报”（脱脱等《宋史·王安石传》），但首立编年体例，因用字考究、暗含褒贬被尊为“春秋笔法”，其评论时势所透露的微言大义，千百年来不仅为史家奉为圭臬，也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不过，《春秋》毕竟记事尚简，阙于细节，所幸《左传》缘之而起，体量凌逸其上，纲领谨严整饬，用语赡富丰茂，其史学理念与撰述方法一直为后世治文史者所承，并列入中华文化宝典十三经。
正因为此，自古研究《左传》者众：惜三国前各家注已失，幸得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以存逸；唐宋名注家，有孔颖达、陆德明、王安石诸人；元明两代，注评稍寂；至有清一代，洪亮吉、王引之、刘文淇等人，多方考诠，蔚为大观。二十世纪后虽西学兴起，而传统注经风气未息，其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左传译文》《春秋左传词典》三书，史料丰厚，考释扎实，引领无数后学，而瞿蜕园、朱东润、王伯祥、徐中舒诸家选本，虽以文化普及为目的，但不减其学术水准。凡此种种，均为后学研究《左传》所本。 《左传》虽和《穀梁传》《公羊传》同“传”《春秋》，但与“穀”“公”体例不同，后二者都以补释义训为的，而前者则不限于注，常将简易经文演绎为完整文章，弥补史实的缺失，且为文不苟，隽句迭现。如《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本经时、事、人俱备，而读者终不明就里。《左传》作者依据史料，充分发挥想象，将此句敷衍开来，围绕宫廷家族的权力内争，将庄公的心机狠毒、城府渊深，姜氏的偏护幼子、纵容保庇，共叔段的背弃法度、骄纵托大，表现得活灵活现。在克段之后，作者还不忘解释“春秋笔法”。末尾却荡开一笔，写事件之馀绪——庄公囚母，继而悔之，借贤臣颖考叔之开导，终释其母，遂使家族伦理得以修复，也表明孝义精神感化的伟力。其实，文中庄公所言“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既是对共叔段结局的断定，也埋下自己愧悔的伏笔，更是千古不易的精理，由此可见史官洞悉世态，深察人情，将一位君主于公于私之性情双面和盘托出。以我之观感，此文价值可与《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者”三国鼎立。《左传》开首即揭此义，无疑对其后叙事评说有潜在影响，而在春秋这礼坏乐崩、政出方伯时代，其发语尤能警顽立懦，明示非孝义无以用人、非仁政难以立国，也许这形迹难觅之“义”，正如古人所言，塞于天地之间，冥冥中主宰人类历史的航迹。
徐宇春、姚明今两位学人所编《左传选读》（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是西安交通大学“经典导读”通识课系列教材之一，旨在使理工学生对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感知中华传统思想精髓，以期铸就健全完美人格。基于此，为便于实用，全书导读求新，选文求精，注译求简，回避一切杂糅不清的史料考证，引导学生细读经典文本，培养史学意识，以开启一己性灵。由于原书时代久远，人物关系纠缠，事件线索复杂，尤其是军事、外交矛盾丛生，为辅助学生预读，书后特设“思维导图”，以春秋五霸为中心，将相关材料依时序排列，使重要历史结点、人物关系一目了然。另外还要说明的是，该书虽成于两位教师之手，但其选目早已用于本科教学，曾引发学生多番讨论，编撰时还邀请十名学生查漏补缺，可谓篇篇沁透师生心血，字字凝聚大家智慧。难得的是，为了激发读书热情，编者附录学生的一篇历史论文佳作，既可见理科学生的思考路径，也能达到师生的良性互动。 徐、姚《左传选读》选文三十二篇，“前言”申述编写体例和目的，“导言”说明全书的性质、作者、文史成就和思想倾向，“正文”首冠以各篇导读，中将原文分段注释，末则给出语体翻译，形成评、注、译合一的研究格局，译文后设置“思考题”，引导学生对论题深层思考。从选目内容来看，有关战事者为多，这也正好显示原书的面貌，折射出春秋时代的攻伐四起、乱象频仍，而史官的叙事策略、评说原则和写作技法也得以具现。若概而言之，各文情况自呈放射状，而所有主题又聚于特定焦点：或表现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或注重为人处世的礼义忠信，或说明执政者当信以立国，或表现国弱犹可以外交取胜，或揭示君主残暴无以久存，或展示忠臣为复国忍辱含耻，或演绎复仇者潜逃以再起，或身为俘虏而高其自尊，或呈现君臣应有之义，或要求用人无分内外，或凸显战前谋略擘画，或描写战事瞬息万变等。尤当注意者有三大论题：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两难，拘泥军礼与相时而动的尴尬，战事虽危困而贵族精神当循从。总之，透过尘封的历史文献，我们仿佛看到，在狼烟四起、剑戟相抵的春秋时期，公义忠信、正直坚忍、清廉孝悌等美德余温仍存，也许趋善弃恶为人类的共同愿景，是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左传》之嘉惠于后人原因在此。
从篇目分布来看，选文涉及九位在位君主：以僖公时期为最多，有八篇；襄公时期其次，有六篇；隐公、昭公时期再次，有四篇；宣公、成公又次，各三篇；定公时期倒数第二，有两篇；最少的是庄公、哀公时期，各一篇。那些历代公认的名篇如《曹刿论战》《宫之奇谏假道》《烛之武退秦师》《晋灵公不君》等自然为首选，但出于教学的需求和个人的考量，编者也收入一般选本较少光顾者，如《宋及楚平》《鱄设诸刺吴王》《齐鲁夹谷之会》等。由此可见，编者借镜名家选本，但并不为其所限。特别要指出的是，本选文有一特点，为众多选本所无。这就是有的文章，在全书中横跨两三个年度甚至前后君主，目录里特意标明，使读者知会其原来状况。如《卫石碏大义灭亲》源出隐公三年、四年，《宫之奇谏假道》源出僖公二年、五年，《晋骊姬之乱》源出僖公四年、五年和六年，《晋公子重耳之亡》源出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还有《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宋及楚平》《齐晋鞌之战》《郑子产为政》《伍员奔吴》等篇亦如此。为减少多馀史料对叙事主体的干扰，编者对少数段落作了有节制的删节。这样处理，既保持历史叙事的完整性，也预示史官在记事时，以主要事件为中心线索，将重要的人事递进有序穿插，使叙事不致因年代而断裂，后人将前后史料聚拢来看，更能清楚看出其史心用意——虽然《左传》编年记事，但事由人起，人的视听言动影响历史的发展，抓住了人历史才有了灵魂，从这我们又能理解司马迁何以改编年为纪传的原因。 统观《左传选读》，最当着意者在于编者精心撰作的各篇导读。这些导读置于正文之前，有似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的回前总评，给预读者以思想司南，让他们在阅读过程不断与导读相比照，从而加深对原文的理解。这些导读文字，写法各异，以论史为先，亦解析文法，有时还前后文比较，长度也不求平均划一，文简者导读亦简，意繁者导读亦繁，若编者于某篇体会较深者，则企图将文意发挥殆尽，如《郑伯克段于鄢》《子鱼论战》《晋公子重耳之亡》等。这类导读之所以情辞饱满，除了其本身的文化启迪意义较大外，是由于编者事先对论题下了一番苦功，如《子鱼论战》虽短，但涉及古代军中礼仪及其评价，古今争议较大，从书后所附“参考文献”可知，编者曾发表《〈左传〉中的军礼现象探析》，故于宋襄公之所为有个人的体悟。同时要说明的是，本书编者徐宇春有古典文学博士修习经历、一直从事军事理论教学，姚明今有文化哲学博士研读经历、关注于中西方文化领域，这种知识结构既利于文献的字义考释，也有助于文义的解析评说，当然因所编为通识教材，面向理工本科生，他们在撰述中力求文字的浅易。
正如前所述，史书乃“付诸实事”，因此叙事为主要结体方式，其中免不了记言、描写甚至说明，唯独于抒情较少使用，因为历史记载贵在客观冷静，尽量少羼杂个人的情绪，以求对事理的公允处理，对善恶人物的不致偏爱。《左传》有时在一文之末，借君子以作评判，这是史官之本分所在，其引用《诗三百》不仅在求得学理支持，也通过不断引证使之经典化。《左传选读》所选文，固然都是“付诸实事”，但作者不并限于“实事”本身，而通过叙事达到“载之空言”，即超越单纯的历史叙事，从中寻求一以贯之的史学观，将天与人、人与人的秘密揭示，而这才是史学的终极价值。以下拟从上述所言三大论题，谈谈个人卑陋之见。格于本文的性质，对《左传》的文学性不予展开，并非其不重要，因为传文都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卫石碏大义灭亲》一文，《古文观止》命曰《石碏谏宠州吁》，只选了隐公三年一段，而《左传选读》将隐公四年的一些段落纳入，这样就凸显了故事的结局，而文题也遂之而变。本文记叙卫庄公嬖人之子州吁，因王宠爱而不禁其邪行，并与大臣石碏逆子沆瀣一气，树兵自重，石碏谏君不成而隐退。由于缺乏制约，州吁竟僭越其位，杀王嫡子以代立。其倒行逆施，为众人所不容，此时石碏为国安危计，借他人之手除此二人。作者通过石碏之举，说明为国谋者当秉持公义，不计私情，有时只有大义灭亲，才能保国平乱，这与孔子所言“亲亲相隐”这一伦理思想相左：“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后人就此意见纷纭，迄无定论。实际，此一思想源于西周：“夫君臣无狱……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国语·周语》）基于中国社会家族血缘结构，古人向来将人情伦理置于法制之上。孔子之后，孟子也是类似看法（《孟子·尽心上》13.35）。其实，秦汉以后历代律法，都有亲戚容隐思想流露。因此，容隐在以前有其合情合法性，我们不能以今日的法制观念衡量。但是，石碏在关系到国家存亡之时，敢于挑战容隐思想，大义灭亲，是不是于其子苛酷寡情、废弃骨肉呢？非也。恰恰相反。他是从国家大义出发，弭祸于未然，这反映他将群体公利看得比家族私利更高，是对流行思想的突破，在当时可能惊世骇俗，难以为人理解，就是今天亦可能有人质疑。石碏大义灭亲告诫人们，人情法理在实际操作时确实无法平衡，但若遇大是大非，切莫损公权以利私情，否则一味讲求亲亲相隐，看似维护了血缘亲情，实则见恶不惩甚至纵容，到头来害人伤己，也与现代法制文明精神格格不入。 如果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是人情与法理的矛盾，那么宋襄公待敌列阵而导致军败身伤，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在实际战争中，如何看待军礼？军礼（初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本为西周五礼之一，指军事活动所应遵守的礼节仪式，包括风容仪貌、操练动作、上下相见、征伐出兵之礼节。具体内容，因史料无多，今人已难以知晓其实际，只能从古代兵书所记的军法、军令中约略得其一二。从《子鱼论战》中宋襄公所言，大概军礼包含“两军阵势排好才能开战”“不伤害已受伤者”“不俘虏老人”“不凭借险阻击敌”“不鼓不成列”等。宋襄公何以逆兵事诡道而为，看重这些“繁文缛节”？原来他是商王后裔，自幼受传统礼仪熏染，曾让贤于庶兄，仗义平齐乱，为自己赢得一时声誉。但是，在与强楚交战时，过于执守古时军礼，不能因时而动，最终错失良机，为楚人所败。子鱼于其所言，一一驳斥，并明言其不知战争。那么，今人如何看宋襄公的作为？从实际战争来说，若一味囿于军礼，不知随时变通，就要贻误战机，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显得愚蠢至极。但是，其恪守军礼本身也不是完全不可取，因为在任何时代，战争虽然残酷无情，但旨在削弱敌方力量，绝不把完全消灭对方作为目的，如果在战争中为了胜利，彻底违背战争伦理，如残害使者、坑杀降卒、背弃诺言等，也容易道义不再，失掉民心，激发敌方士卒甚或民众愤怒，最后战争的天平必然倾向对方。因此，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虽然两国交恶，希望以军事决胜，但也不能残绝人寰，毫无人性，因为战后双方终究要言和，人所应备的基本道德礼义，即使在战争中也不能完全放弃，如能优待俘虏，不仅可以收笼民心，甚至可化敌为友，为你所用。试想想，当你不“不重伤”“不禽二毛”的消息传到敌方后，是不是减弱他们对自己的敌视？一味凶恨残忍，可能痛快一时，这是莽夫之所为，只能招来交战一方仇恨，甚至于战后仍成为两方民族不易化解的思想症结，不利于不同民族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因此，战争伦理不允许我们完全抛弃军礼，虽然今日与昔时已大相径庭。
如果说在双方交战时，古人尚执守一定的礼仪，让人们认识到战争伦理的重要，那么在战争状态中，军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毅气质和高贵品行，则对军卒精神是极大的鼓舞，而《晋楚鄢陵之战》就集中体现了那些从战者过人的气度，这就是所谓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贵族精神，虽与出身门第有关，但主要指深厚的文化素质、独立的人格意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以物欲为追求目标，敢于锄强扶弱，在关键时刻勇于牺牲，以杀身成仁为荣。贵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明成熟的产物，它所蕴含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为每个渴望提升思想境界者所企慕，像古时刺客为知己者复仇、项羽兵败以自杀为结等，都是贵族精神的体现。在战争环境中，精神贵族的表现除了在生死之际临危不惧，将生的希望留得同伴，而昂然走向死亡外，更多的是在危困之时，心如止水，意态闲适，镇静自如，可稍慰军卒焦躁不安的情绪。如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公帅车陷泥，栾鍼起车而出之；郤至三遇楚兵，见楚共王下车，礼遇其使者；韩厥未追郑伯，有意放过；栾鍼与子重相遇，先献酒后击鼓作战等。这些行为既为春秋军礼所许，也说明即使两军对垒，仍不失去对敌方人格的尊重，其所表现的大度宽容，常常令今人为之惊诧。古贤以仁义治身治国，礼仪乃中华民族立世之基，因为它“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评语），而贵族精神容纳一个民族最美的品德，是维系人心，抟聚正气最根本的力量，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就释放出来。再回转看今人一味骛新弃旧，弃宗忘祖，以自我为中心，导致个人主义滋生，遂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思想沉渣再起，这对世道人心是极大的败坏。此时对照经典之论，对我们不啻当头棒喝！ 历史的发展呈单向度之势，虽然后起之事不类于前，但其事由虽异，而事理则常有似于前者，故自古治史者通幽究玄，意在为后世之戒。宋神宗虽敕编通鉴以资政，而后人常忘前世之诫，致使旧辙频频重蹈，故今人有“从历史所得的教训即从未吸取教训”之谈，此种情形实令人喟叹不已。不过，若能时援古代经典史书以警己，当能规正思想，弃恶扬善，这既是处世方正之道，亦是为人之必定律规。如以此言《左传》旨趣，则其义当显于庸常生活之点滴，于人性之滋养发育亦不无深意，而徐宇春、姚明今《左传选读》之社会效应必于异日发酵成熟。 2022年5月24日记于博雅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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