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自问世以来虽然一直颇具争议,但他的学说已成为心理学发展不可动摇的基石,他的思想使得20世纪下半叶熠熠生辉,他的很多观念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左:弗洛伊德60多岁时的照片,右:维也纳拜格街19号大门 1 学说的创立 左上:1895年德文首版《歇斯底里症研究》;右上:病例个案;左下:1901年《梦的解析》普及删节版《论梦》的德文首版及1925年出版的论文汇编;右下:《性学三论》德文原著及1912年俄文版 2 走向国际 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是20世纪上半叶两位伟大的犹太裔思想家与和平主义者,二人以各自的方式改变了当代和未来。1926年,弗洛伊德在柏林的小儿子家中见到爱因斯坦,这是两人唯一的一次会面,谈话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弗洛伊德幽默地评价这次对话:“他了解心理学,就像我了解物理学那样,因此我们交谈得很愉快。” 193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设在巴黎的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协会在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中安排了一些通信交流。协会选定的名人之一爱因斯坦邀请弗洛伊德作为笔友,1932年8月初弗洛伊德收到爱因斯坦的第一封来信,一个月后他写了回信。 爱因斯坦在信中提出“人类是否有从战争的厄运中解放自己的途径”这一问题,他写道:“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这个问题已成为我们所知的文明的生死存亡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每一种努力却以令人痛惜的失败而告终。”弗洛伊德在回信中根据精神分析理论,指出使用“暴力”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个普通原则,而战争是人类毁灭本能的外部表现,所以试图排除人的攻击性倾向是毫无用处的。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利用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即爱欲的力量,使攻击冲动得以转移。他希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对未来战争结果的合理恐惧能在不久的将来制止战争的进行,然而使用什么方法却无法猜测。 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维也纳的 “文艺复兴时期”,维也纳成为自由主义文化最为肥沃的温床之一。陈旧的传统秩序与现代主义在这里相遇碰撞,形成了多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讨论小组,而且常有交集互动。弗洛伊德的工作曾是著名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早期话题,它由一批欧陆优秀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逻辑学家和心理学家组成并定期聚会,深入探讨科学哲学的本质及科学方法论等问题。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同行也经常在星期三会议上进行范围广泛的跨学科讨论,包括对历史、传记、人类学、考古学、哲学、宗教以及超自然现象的研究。 1930年弗洛伊德获得德国文学最高奖项歌德奖,以表彰他对心理学和德语文化的贡献,1936年他被皇家学会册封为外籍院士。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后,弗洛伊德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并大量销毁,小女儿安娜被盖世太保逮捕审讯更促使弗洛伊德下决心逃离奥地利。在各方协助下,82岁高龄的弗洛伊德携带妻女于1938年6月6日抵达伦敦,他在北伦敦汉姆斯特德区(Hampstead)的新家复制了维也纳的工作空间并继续接诊,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弗洛伊德在那里完成了《摩西与一神教》一书,未完成书稿《精神分析概要》也在他去世后出版。 弗洛伊德移居伦敦时,带走了自己的大部分书籍、家具和藏品,其中有1600多本书和2000多件古董,包括他晚年收藏的中国文物。因此维也纳故居内的遗物所剩无几,候诊室内的沙发也是从伦敦的弗洛伊德故居永久租借的。据说他的一楼邻居是一位与他同名不同姓的屠夫,所以大门两侧分别挂着两人的名牌:屠夫西格蒙和西格蒙·弗洛伊德教授。弗洛伊德一生中喜爱考古和收藏,他称自己收集的各国考古小雕像为“古老而污渍斑斑的神像”。弗洛伊德自命为“心灵考古学家”,他认为精神分析就像考古一样,是抽丝剥茧、一步步探索挖掘最真实的内心世界的过程。 1915-1938年间,弗洛伊德曾得到32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最多的是在1937年,他被14人提名,却从未获奖。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深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他于1936年提名弗洛伊德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弗洛伊德的候选资格曾被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诺奖委员会讨论过几次,然而当年瑞典的精神病学权威加德柳斯(Bror Gadelius) 等人并不欣赏他的理论。有趣的是,在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学理论大约一百年之后,在维也纳出生的美籍犹太人坎德尔(Eric Kandel)因“发现神经系统中的信号传导”,成为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位得主之一。坎德尔是神经精神分析学最著名的倡导者,认为自己与弗洛伊德殊途同归。 3 留白的故居 弗洛伊德对于自己那个时代的艺术和绘画的态度相当保守,然而他的学说却对现代艺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在弗洛伊德创建精神分析学的同一年代,以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创建了著名的“维也纳分离派”(Vienna Secession),使得维也纳进入欧洲前卫艺术行列。他们借助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的发现,深入到无意识的黑暗中,开始现代主义探索。2012年,坎德尔出版了《洞察内心的时代》,书中细述了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时代的医学大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历程,指出克里姆特及其门徒的画作映射了那个年代关于脱离了意识掌控的原始欲望的大胆想法。 一战之后出现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与精神分析学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维也纳拜格街19号精神分析的发源地是这一联系的焦点。1924年,法国超现实主义创始人、诗人布雷东(André Breton)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写道:“我相信未来这两种状态,看似如此矛盾的梦想和现实,会变成一种绝对现实,一种超现实。” 从 1920 年代中期开始,弗洛伊德对“心理机器”功能的洞察在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博物馆的临展“超现实!想象新现实”陈列了50 多位艺术家的 100 多件作品,超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观点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在展览中随处可见。1920-30年代是毕加索创作的超现实主义时期,牛头怪通常被认为是毕加索的“第二自我”。 弗洛伊德的著名学生和追随者大都是来自奥匈帝国和德国的犹太人(荣格是少数例外),20 世纪欧洲动荡的历史将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带到了世界各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自问世以来一直颇具争议,在他的生前身后遭遇种种诋毁。弗洛伊德曾经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们,如阿德勒、布洛伊尔、荣格等,也先后因对立的学术观点与他分道扬镳,创立了各自的心理学理论和流派。但无论如何,弗洛伊德的学说已成为心理学发展不可动摇的基石,他的思想使得20世纪下半叶熠熠生辉,他的很多观念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拜格街19号里只剩下几乎空白的房间,然而记忆的痕迹和大师的气场想必永远留了下来。心理学家沙发的颜色和风格可能已经改变,但一切都起源于这里。博物馆馆长这样解释为何故意留白和避免重建原来的房间:“自从弗洛伊德逃离纳粹政权以来,这个空白就一直存在于他的治疗室中,显然代表了历史的阴暗面。在这些房间内重建一个'昨天的世界’——即 1938 年 3 月奥地利并入纳粹德国之前的世界,就好像弗洛伊德在伦敦的被迫流放从未发生过一样——这将否定弗洛伊德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以此否定我们的历史。” 公寓内的走廊和衣帽间,衣帽间的挂钩都是原物 1365年成立的维也纳大学是德语区最古老的大学,现在的文艺复兴风格的主楼建于弗洛伊德进入维也纳大学的同一年,是维也纳环城大道(Ringstraße)旁的主要建筑之一。这条环城大道是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下诏,于19世纪下半叶拆除了维也纳古老的内城城墙之后修建的,维也纳因此从一个中世纪陈旧的君主堡垒转变成摩登的资产阶级文化殿堂。当年弗洛伊德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环城大道旁散步,思考他的精神分析问题。弗洛伊德公园位于大学主楼附近,公园里的弗洛伊德纪念碑上镌刻着他的名言:“理性的声音总是沉静的”。 今年初夏笔者到维也纳一游,拜访了弗洛伊德这座留白的故居和维也纳大学主楼。从大学主楼起,沿着环城大道朝东南方向行走约1.6公里,有一座1900年树立的歌德青铜坐像,铜像的左脚已被游客抚摸得锃亮。不知弗洛伊德是否常常路过这里,他年轻时的两位偶像歌德和尼采也喜欢在散步时沉思。在德国古城海德堡的河边,有一条蜿蜒上山的“哲学家小径”,因历代哲学家歌德、亚斯培斯、黑格尔、韦伯、海德格尔等人常在那里徘徊而得名。法国南部古镇埃兹山脚下则有一条“尼采小路”,尼采在该地攀登时写下了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章,书中表达了最孤独的尼采。与前辈相比,弗洛伊德散步的环城大道要宽敞平坦得多,如今早已是车水马龙。 左:弗洛伊德纪念碑(网图),右:歌德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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