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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前的今天，我怀揣一张1978年10月19日到巢湖地区汽车运输公司报到的《录取通知书》，在父亲的陪伴下，离开了生养我的小山村。父亲一根扁担，一头挑只小木箱，一头挑着棉被。我背着个黄书包，跟在他身后，走了十多里的山路，来到了驷马河边一个叫小胡桥的渡口。从这里坐小渡轮到乌江，上岸后转乘汽车到和县，然后再从和县坐车到巢湖（当时叫巢县）。今天八十公里不到的路程，那时竟辗转一天才能到。 报到后，公司安排父亲和我住在靠近铁路边的国营城北旅社。一个房间四张床，父亲和我睡一张，记得锦华和我们住在一起，他是一个孤儿，我印象特别深。保胜兄好象也和我们住一个房间，还有一位同学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第二天，一辆大客车、一辆货车停在了巢湖汽运公司的办公楼前。客车拉我们，货车拉我们的行李，前往省汽运技工学校的所在地宿州（当时叫宿县）。记得有十几位家长在送行。十六岁的我，没有离开父母单独外出远行过。父亲站在车窗外看着我，爱怜、不放心、依依不舍，这样的眼神今天我依然清晰记得。我也呆呆的看着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随着客车的开动，父亲的身影渐渐远去。 因为学校刚刚创办，各方面条件都不完善。刚去没有床，我们只好打地铺。早晨出操，有的时候就是校长带着我们搬砖块，供学校建设之用。本来在家就干农活，没有感觉到这里的艰苦。宿县在我的记忆里，更深刻的是饥饿和想家。 每天开饭的时候，学校的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李双江豪情万丈的《祝酒歌》，食堂的胖师傅全身上下肥得流油，衬托着我们一个个就像个小瘪三。一个月三十四斤的饭票，根本就不够吃。每天计划着只能吃一斤一两。稀饭像水一样，一两下去，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乃至于刚吃过就感觉饿了。解决的办法是，尽量少活动。因为是从贫困的农村出来，节俭铭刻到了骨髓里面，虽然身上带了钱和粮票，也不知道去买几斤饭票，每顿多吃一个馒头。以至于开学时带去的压在箱底的三十块钱、几十斤全国粮票，放假时又全部带了回来。 想家的滋味，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并不为过，那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晚饭后走在宿舍前的马路上，我经常计算着，由此向南到家有多少公里，如果我每天顺着公路走五十公里的话，多少天可以走到家。数学成绩还算不错的我，为这样的问题，却要经常计算答案。
毕业季，保胜、国宏、国林、明龙等肥东的几位同学要去支援六安，就把德祥、鹏海、炳忠和我分到了肥东汽车二队。我们住在肥东的国营旅社，四个人两个房间。虽然我在肥东工作只有八个月，但我们四人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在我的心中一直留下美好而难忘的记忆。记得有一次和德祥一同出车到南京，沿着合浦路（合肥到江苏的浦口）走。凌晨时，车到全椒县古河镇附近，感觉车辆底盘部分有异响。我停下车，德祥主动钻到车底，帮着检查。他拆下了过桥传动轴，发现是过桥油封坏了，过桥轴承也要换。德祥一翻捣鼓，竟然修好了。德祥长得帅气，悟性好，动手能力强。我经常在想，要是走上高中考大学的路子，他一定会是个高工，或是教授、博导。像德祥这样有才气的，我们班的同学还有很多。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 天命不可违啊! 我时常默诵王勃的这段散文，以排解心中的郁闷。 我们在校的时间比较短，因为多数时间是上大课，班级单独活动得不多。池州地区的同学虽与我们一个班，但我接触的不多，有的我知道名字，有的甚至没能说上一句话。但这并不重要，毕业后遇到只要说是四班的，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因为工作关系，我与池州公司的长根、啟峰同学多有交往，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依舍难分。今年初，我和相关人员到池州公司学习，长根、啟峰、文保同学热情接待了我们。晚饭后回到宾馆的房间, 我们又聊了很久。
十多天前的黄金周休假期间，明龙做东，班长带着惠明、伦华、善道和我，到了合肥，与保胜、国宏、国林、鹏海、炳忠相聚。其中保胜、国林、鹏海和明龙四位同学，我已三十多年没见了。鹏海英气勃发、事业有成，炳忠清秀如故、容颜未改。席间，大家畅叙有情，感慨良多。一激动，我控制不住，又喝得晕晕乎乎，找不着北，上车后从合肥一直睡到了巢湖。唯一的遗撼是未能见到德祥。
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青山依旧，容颜已老。几十年的沧桑岁月，就这样一晃而过。回首过去，恍如昨日，点点滴滴，情成追忆。 2017年10月19日写于巢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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