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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向善”

 吴营洲文存 2022-11-12

史学与“向善”

吴营洲


无意间读到一则短文,题目是《史学的“求真”与“向善”》。该文开篇写道:

史学有什么功用?这是许多史学工作者经常思索的一个问题。关于史学的功用,众说纷纭,但有两个方面应该是最基本的,这就是“求真”与“向善”。

……“求真”固然重要,但史学仅仅停留在“求真”层次上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另一功用,即“向善”。我们经常说“以史为鉴”,这个“鉴”的过程就包含着价值判断,要为现实提供“向善”的指导。如果史学丧失了价值判断,不能为现实提供“向善”的指导,其功用无疑会大打折扣……

当我读罢这篇文章,一时间有些思维短路,久久无语。

在我看来,史学的“求真”功用,当是不言而喻的。研究历史就是要“探求历史的本来面目”“去伪存真”,以供后人品鉴。但我真的不清楚,“史学”为什么还要“向善”。

请问,世上有不“向善”的物事吗?世上又有哪个人会说自己的研究、发明、制作、阅读、著述等等不是“向善”的?谁会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想“诲淫诲盗”是想“祸国殃民”是想“颠覆国家或政权”。就连杀人武器枪炮弹药的制造者都不会说自己是为了“作恶”。就连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时都说是为了德意志国家及民族好是出于“至善”。因此我觉得,所谓的史学“向善说”不仅是个“伪问题”,而且还有点“荒诞”“诡异”。

再就是,“善”这个东西,并不是“纯客观”的,里面含有许多“主观”的“个人”的“价值判断”。你认为是“善”的东西,他人未必会同样认为;你过去认为是“善”的东西,而今未必也会同样认为。善恶虽有“基本界定”——“合于理的叫做善,乖于理的叫做恶”,但这个“基本界定”也会因人、因时而有所改变,有的时候往往是约定俗成的或由某些人强行规定的。说你“向善”你就是“向善”,说你不“向善”你就是不“向善”。我觉得,给史学加上“向善”这个修饰语,就像是在一个小姑娘身上、头上、脸上加上各类服饰、装饰或油彩什么的。往往是因为故意彰显什么而失去了“本真”。又往往是大人们说咋加就得咋加,说咋遮掩就得咋遮掩。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求真”则是史学的基本品性。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乱臣贼子”所“惧”的,并不是它的“向善”,而是它在“求真”。它在记载下历史的本来面貌,留待后人评说或品鉴。作恶的人往往对自己的“恶行”不以为然,却害怕载入史册。这样的例子历代都有。世人常说“以史为鉴”,至于如何“鉴”,当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善者自善,恶者自恶,无需谁来“提供'向善’的指导”。“提供”了也没用。史学家不是道德大师,也不是善恶标准的裁定者。正如一位历史学者所说的:历史学者最重要就是要尽量做到“客观、中立”,没有这样一种态度,就不可能做好历史研究。明白了这一点,自然也就要明白自己在现实政治中应该居于什么地位,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史学有什么用呢?在我看来其实十分简单,就是司马迁先生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除此之外,不应再给它附加上什么“向善”的功用。史学一旦有了“向善”的功用,指不定某些所谓的“史学家”就会对过往的事件“随意裁剪”,乃至“肆意歪曲”了。我甚至想,给史学附加上“向善”这一功用的人,或许是想给某些刻意掩盖历史的人寻找某种借口吧。如若不信,不妨再细读一遍我开头所引那段话的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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