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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什么用？”当面对儿子的突然提问时，从事了多年史学研究的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仍显示出了一丝犹疑和紧张。但他镇定下来之后所做的回答，对西方人来说应属正常，却会令中国人感到不适甚至震惊。因为布洛赫说，对于个人而言，“历史有什么用？”永远都是个假问题，因为历史对于个人应该完全是一种令人销魂的爱好，是兴趣聚集酝酿的源泉，与是否有用毫无关系。 在西方历史学家眼中，历史学是个人感情和想象力的最初起飞点和泊锚处。历史要真正体现价值，就要通过将通俗的曲调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象征，而这需要一种伟大的艺术才能，一种从某一高度出发的创造性眼光。尼采为此区分了“工匠”与“工程师”，“博学者”与“大师”。 但是千万不要误解，好像在布洛赫和尼采的眼中，历史仅仅是个人的消遣。其实他们的意思是，让历史成为艺术只是个人抉择的起点。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群体式的提问时，历史学家的回答自然不会仅仅从个人的艺术想象力出发，而必须在社会需求的功能层面上对历史学予以重新定位。那么，在这个群体式的提问中，历史学应该如何体现其意义呢？简单归纳一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种说法： 一、历史学是文化储藏的容器。文化的各种形态在现实延续的价值内涵需要历史学做出判断与解释。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历史学家要想让文化价值得以保存，往往会难以和现实利益的拥有者达成妥协和共识，其结果常常以冲突告终。 二、历史学是寻求社会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这是最主流的看法，目前所有大框架、大趋势的解释都与此“功能论”的定位有关，这个选择建立在20世纪以来进化论、目的论的哲学观基础之上，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 三、历史学是资治的源泉。这是个传统的命题，自古中国史学就有“资治”传统，但“资治”并不意味着历史学仅仅是政府政策和文件的注脚，而是应有自足的判断力和解释能力。从目前的研究水平来看，中国史学尚未解决好这个问题。 四、历史学是反思社会现象的一面透镜。“透镜说”的提出肯定是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我们的史学基本还停留在针砭时弊的层次上，如果反思的标准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恐怕历史和新闻的区别就不大了。真正反思的意义在于如何转变我们认识现实的态度。它是批判型知识分子产生的动力与源泉。 五、历史学是个人审美的工具。布洛赫和尼采把它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历史由此被置于充满想象和个性的缤纷叙述中。这恰恰是我国史家最忌讳的，人们更愿意把治史的个人化动机深深隐藏于对历史趋势和规律的叙述之中。 以上开列的五种选择只是概括勾勒出一幅粗糙的鸟瞰式图像，这幅图像昭示的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态度，在这些态度选择中弥散着无以计数的具体方法和认知准则。这些态度均和中国史学家有关。《中层理论》这本书既然要讨论一些态度，兼及一些方法，就要首先辨明中国史学家以什么样的态度作为治史前提，又无意或刻意回避了哪些基本立场和选择。（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本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层理论》“自序”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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