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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技艺——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与马克·布洛赫史学小议

 守静齋主 2023-05-24 发布于重庆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1979)是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他在1931年出版了一部小册子《历史的辉格解释》。该书第五章题为“历史学家的技艺”。

      另一部同名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是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1886-1944)未完成的遗著,开始写作于1942年,尚未完稿,布洛赫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国捐躯了。

      作为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丛书历史学的一种,《历史的辉格解释》2012年出版。本人前不久才读到,发现第五章的题目似曾相识。原来十余年前即读过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这本书另一个名字就是“历史学家的技艺”,1992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翻译出版。

      巴特菲尔德比布洛赫年轻,但是享寿却比布洛赫长,盖由布洛赫身婴时变,虽为学者,却一腔热血志在报国,所以壮年殉国——这也给学者塑造了另一种典型和榜样。

      作为同一个专业的学者,同享盛名又同在西欧,让人意外而惊喜的是,两人的书中用了同一个名词——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性词组,意在表述历史研究工作者的专业职责。细读两书,还是可以发现一前一后写就的两部著作的共通之处。

      巴特菲尔德写道:“如果历史学家太惧怕说错话,那么他在写作时会受到太大的压抑。……如果历史是一个没有我们的情感参与的世界的话,那么想象力也不会插上翅膀飞翔。……历史学家的职责,决不是妄自菲薄地让自己隐身,也决不是怀着毫无色彩、毫无激情的不偏不倚态度简单地转录信息。”(《历史的辉格解释》第54页)“历史学家决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仅仅是为能够抓住大有讲究的细节,领悟事件之间的应和,并发现纠缠在一起的事实,他也需要做更多的事情。通过想象的应和,他让过去变得令人能够理解。他将过去的特定情境翻译成我们今天可以理解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说,必然总是从今天的观点来撰写历史。”(55页)这两段是《历史的辉格解释》这部仅有70多页的小册子里的提纲挈领的话,旨在声明历史工作者的立场和职责。“如果惧怕说错话”云云,就是确定历史学家要对自己所掌握的历史信息直言不讳;“如果没有情感参与”云云,是要求历史学家不光要直陈事实,更要加入情感,发挥想象,有所褒贬——这无疑近乎于中国史家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显然是对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的要求。而下面“不仅仅是旁观者……通过想象的应和……”云云,就是对历史学家的职业技能提出要求了,他要求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想象——乃至文笔,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关系,“翻译”成当下的文体,使他们生活的时代的读者,能够理解历史。而这些,无疑就是中国历史学所谓“史才”了。

      布洛赫是这样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划限的:“从基本保守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语言里,任何关于现象在时间上的变化的学问都可名为历史。”(《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1页)这里规定了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亦即书写对象;“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36页)这便是规定了历史学家的个人品格;“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若对活着的人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用以描绘古代观念和已消亡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名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37页)这是要求历史学家需要具有现实关怀,侧面印证了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不自觉地严禁历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47页)这里对历史学家的工作设限,不能凭空捏造事实,杜撰并不存在的历史,所谓“厚诬古人”——这也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纪律;“历史学就是要探索错综复杂的原因,它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元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141页)这就要求历史学家的工作中不仅要陈述事实,更要探究事件的背景——探索事件的原因,也就是展现事实的来龙去脉,这就对历史学家的眼光提出了要求,近乎中国史学里的“史识”了。

      从以上摘引可知,作为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域的历史学家,布洛赫与巴特菲尔德还是有相近的史学观点。布洛赫说“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其内涵与巴特菲尔德所谓“ 他将过去的特定情境翻译成我们今天可以理解的情况”其庶几乎?当然,这里巴特菲尔德看重的是“我们今天可以理解”,看重的是今人的接受;而布洛赫的重点在“借用经验”与“关注现实”上,这显然和布洛赫身处时代剧变中这个背景有莫大的关联了。

      观察巴特菲尔德和布洛赫生活的时代,联系到《历史的辉格解释》和《历史学家的技艺》两本书的写作年代,可以看出两位历史学家都是有很深的现实关怀的,这也是历史学家的良知。前者出版于1930年代这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承平时期,而世界刚好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所以巴特菲尔德列为一章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也就在基本层面,对历史学家提出要求。而布洛赫处在祖国已经沦陷于敌国之手的艰难时世,他心中无疑充满了历史学家察古观今的巨大苦痛,所以《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无疑更加严格——创巨痛深中,作为学者著书立说,定下严格的标准,犹如高举义旗,也便有了抗争的檄文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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