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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看中了陆师傅建的顶上有青砖黛瓦屋脊高耸的前门楼子，也许是周边没有更多的高大树木，喜鹊在我老家门口的槐树上搭窝之后，至今就没有离开过。喜鹊的寿命一般在十年左右，也有超过十年的，家门口的喜鹊传承了有几代，我不知道，但有一次有十几只喜鹊在树上开会，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忙活了好些天，就像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也在享受天伦之乐。我曾试图从这些喜鹊中找到它们的长者，像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什么的，就是没有找到。它们长得几乎一样，叫声也都是那般清脆悦耳。至于喜鹊窝，两个槐树上一直都有，有时东边多西边少，有时西边多东边少，隔一两年就有变动。窝最多的时候，是现在的五个（一个正在建中）。人类主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知道其他生物也在主宰着我们。就像这喜鹊，你并不了解它的文化和信仰，甚至于它的快乐和悲伤你都不知道。但是生命都是有缘分可言的，生命都是有大限和传承的。我到报社十年的时候，守着槐树等我回家的父母等到我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像一个蒲公英的种子，在一个叫兰州的地方努力扎下根来。尽管今天的兰州到我的家乡车程不过二十分钟，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回家还是没有今天这样方便，城里的日子过得没有乡村这般闲散。妈妈实在等不住我了，她等得槐树越长越高，越长越粗；也等得儿女远走高飞，连孙子也走了，而自己最终在槐树下落下她生命的帏幕。2003年，我的老母亲在七十三岁的时候，离开了她的儿女和这个世界。病重那几天，有街坊邻居来看妈，他们是妈一起搭档干过活的伙伴，是拉着架子车上不了坡有人从后面推一把的乡邻，他们坐在炕沿上，拉着妈干枯的手。尽管我们一直以谎言隐瞒母亲的病情，但我知道妈妈心如明镜，她知道时曰无多，努力睁着混浊的眼睛对邻居说：“我知道我的病，也不害怕，我孙娃子都墙头高了，我还有啥想不开呢……”有一刻家里只有我和母亲，她在昏睡状态中刚刚醒来，看见我坐在炕上，她欣慰地笑了，我没忍住，掉下一串泪珠，让妈看见了，紧忙扭头去擦，已经来不及了。妈拉住我的手说：“我娃再不哭！我走了，你就把你爹接到兰州去。人嘛，都走这条路呢。”妈说着，使劲举起手，指着衣柜示意拿东西。我赶忙打开衣柜，把她存放东西的一个小包拿过来给她。妈说：“这是你给下的钱，过事了用......”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捂着嘴踉踉跄跄跑到大门外，抱着槐树失声痛哭......在她临走的那个月，我和姐姐们守在她身边，虽然知道自己身患不治，她老人家依然坚强的站起来，拄着拐杖到院中菜园里，要拔掉菜地里的几棵荒草，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 。她一生拔过这世界上无数的草，拔麦子挣工分，拔灰条喂猪，拔春天的曲曲菜让她的孩子们尝鲜。因为长期干农活和家务，妈妈的手永远像砂轮一样粗糙，手指和指甲上面经常裂开血口，不得不缠上胶布。父亲在医院坐堂，一心治病救人，不分昼夜服务，家里八个孩子，全靠母亲照顾。作为唯一的一个儿子，在她晚年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我却为了所谓前程，天隔一方，不能尽孝。妈妈临走的那天下午，阳光正好，小院的台阶上，妈妈亲手栽种的十余盆菊花正在盛开。其时，已是寒冬，妈妈为了不让菊花冻死，早拖着病体去菜园挖了菊花，把它们栽到盆里，放在了屋檐下，晚上蒙上塑料薄膜，早上太阳出来了取掉。那天快中午的时候，妈妈说，你们把我抱出去，我要在台阶上坐一会，看看菜园，看看槐树。姐姐们在台沿上放了张躺椅和被子，把妈妈抱了出去。那时候，妈妈瘦得皮包骨头，只有四五十斤了。她倚在躺椅上，努力要坐起来，但自己已经没法坐起。大家扶她老人家坐起来，我和姐姐妹妹们围在她的身边，妈妈微笑着，就像我们小时候，她又看见了她的儿女们围在她身边，她抚摸一下这个的头，拉一下这个的胳膊，又为那一个抚起额头的乱发，这是一群她生下的儿女，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呀。那一刻，我们的泪都在眼眶里噙着，努力的，努力的，不让她流下来。台阶上金黄色的、紫色的菊花，在夕阳里开得正盛……妈妈走了，两年之后的冬至日，我的父亲撒手云归。门口的鹊窝槐树无声站立着，目睹了发生的一切。据说很多的夫妻年老之后，丧偶的两年内，是另一半的危险期。生离死别，原有定数？夫走妇随，何其痛伤。十年一坎，这是我一生中最不能接受的一个坎，眼泪流干，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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