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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起红旗 一九二七年九月间，湖南华容、南县、石首、安乡等县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秋收起义。 那时稻子已经收割，按照惯例，正是地主们带着狗腿子，挟着算盘，提着钱袋收租逼债的时节，但是此刻他们不见了，却只见成千上万的农民举着红旗，在锣鼓声中拥向广场，听办农会的人讲革命道理。有时，在临时搭成的木台上出现了斗争土豪劣绅的场面，或是农民举行的游艺会。游艺会的节目都是农民自编自演的。舞台上出足了豪绅的洋相，也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那时我正在华容县文宣区三娘堰小学里读书。起义的第二天，学校里组成了“童子军”。每人左臂上佩个红袖章，上有“童子军”三个白字，提着一根黑色军棍，积极配合赤卫军去捉土豪。我们还拿了许多老师们写的“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肖耀南”、“农民协会万岁”的标语，分头到街上张贴。街上随时可以见到匆匆走着的赤卫队员。 起义像急风骤雨似地展开了。“童子军”主要任务是四出打土豪，捉劣绅。首先抓到了土豪廖世扬。他见了我们就吓黄了脸，立刻下跪磕头。不久，我们童子军在老师率领下，又抓到了大烟鬼朱明修。他是我们的族长，但我们只认他是劣绅。 一些平时提着文明棍、打着官腔的家伙，有的早溜到城里了，有的跑到中途又被我们抓了回来，有的是在夜间把他们从安乐窝里拖出来的。抓到以后，立刻押到农民协会清算、罚款。有的还给他们戴上绿色的高帽子，由赤卫军牵着游乡，一边走一边喊：“我是×××，我压迫人，我剥削人，我犯了罪，大家都不要学我……”如果声音低了，只要梭镖在他们眼前一晃，声音立时就高起来。 大街小巷，几乎天天出现抓到豪绅的大字捷报。国民党区、乡政权垮了，农民协会掌握了一切。这越烧越大的革命烈火，震惊了反动派，他们急忙调动正规军夏斗寅部来镇压。有一支白军首先开到了我们那个地区，反动统治的看家狗——团防局也乘机活动起来。那些外逃的豪绅、地主，也跟着白军屁股后，一个一个溜回来了。 白军一开到文宣区，就大抓、大杀、大抢，逼着农民交出枪支，交出租子和分得的地主浮财。地主依仗白军的势力，对农民扯起嗓子干嚎：“你们抢去了我的金狮子，拿走了我的银拐杖，都给我拿出来！“想要翻天了，这天能翻得过来么！农民交不出时，就遭到白匪的毒打、杀害。 有一天，县农协会的一位负责人朱登瀛同志正在岳母家里吃饭，几十个团防狗子突然包围了这所房子。他来不及逃走，顺手抓起碗碟向冲进来的团防狗子砸去。终因寡不敌众，被押到区团防局里去了。团防局长方玉轩亲自审他，逼他跪铁链。他抓起铁链，猛力向方玉轩砸去。方玉轩恼羞成怒，命令马上拖出枪杀。临刑时，朱登瀛同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 “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就义。 不久，县农会、区农会的负责人也遭白匪逮捕，生死不明。红旗不见了，天上乌云密布，地上血迹斑斑，街上、乡间，全是荷枪实弹的白匪武装。然而，在桃花山上、望夫山上、明镜碧雨山上，红旗依然迎风招展。不甘屈服的武装农民越聚越多，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游击队，继续与敌人作殊死斗争！ 这已经是一九二八年了。山上的游击队，在队长朱祖光、朱海清率领下，不断地奇袭敌人，伏击敌人，化装智歼敌人。我家住在村头上，朱海清和其他队员经常在我家落脚，有时还在我家里开小会。每当他们一来，我就忙着到街上给他们打听情况。他们可以落脚的不止我一家，给他们探听消息的也远不只我一个人。因为得到群众的支持，这支队伍迅速壮大起来，也越来越活跃了。白军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东西招架，处处挨打，后来，不得不夹起尾巴龟缩到城里去了。 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农民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红旗又到处飘扬起来了。区、乡的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华容东山大旺厂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华苏维埃华容县文宣区苏维埃政府” 的大红布牌。 一九二九年春天，华容县的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暴动队第八大队”。 九月间，我们配合兄弟部队打开了华容、石首等县城。后来八大队又曾两次攻占了华容县城，并配合三大队又一次攻取石首县城等地。 二，混战高基庙鸟枪换步枪 冬天，部队奉命开往湖北石首县的高基庙驻扎。一天夜里，天上落着小雪，同志们都睡熟了，一支约有两千人的白军，悄悄地分东、南、北三路包抄过来，有一路白军以突然动作插入了高基庙中心。 “口令?”我们的哨兵问。 “八大队。”敌尖兵回答。 我们的哨兵一听，不对，又追问： “特别口令？” “八大队!不是告诉你了么！ “去你娘的八大队！哨兵朝着敌尖兵“砰”的一枪，接着又是一枪。这是发生紧急情况的信号。同志们急忙起床。由于情况来得突然，又在夜间，一出门双方就乒乒乓乓的混战起来，枪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摔跤的，夺枪的，碰头跌倒的，乱成一团。借着地上微弱的雪光，隐隐约约地看见敌人都戴着大盖帽。我们看准了哪个戴着大盖帽，上去就是一枪托，再不就是一梭镖。 敌人本来冒充八大队想欺骗我们。谁知混战当中闹糊涂了，不知哪些是真八大队，哪些是假八大队，自己互相打了起来。敌人见有人准备撤出战斗，就乱喊起来：“往哪里去？”“为什么不打枪？”我们一听，就来了个“顺水推舟”，答上了话：“子弹早打光了，枪又不好，快换给我打！有些敌人信以为真，连忙把枪递了过来。就这样，我们用十二支鸟枪，换了十二支步枪。 当我们正在向外运动的时候，有一些被打晕了的敌人随后跟来。 “哪一部分的?”我们问。 “八大队!”敌人还在冒充。 “自己人！紧紧跟上!” “是，紧紧跟上!” 这样，他们就跟着我们撤出了战斗。当我们突出包围圈的时候，天色已亮，这十来个家伙发觉了，但已来不及逃跑，只好跪下缴枪。同志们都说：“这是送上门来的俘虏！ 三，洞庭湖上的战斗 一九三○年三月，八大队和其他地区的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江右军。不久，配合红六军在鲇鱼须打了一仗，使部队的土枪都换上了钢枪。秋天，反动派又从长沙、岳阳调正规部队来“围剿”。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就撤出了华容东山根据地，向洞庭湖进发。 洞庭湖，方圆八百里，湖水碧绿，水平如镜。湖中浅水处生长着茂密的柴林；柴林之间，形成了无数纵横交错的水路。在进入洞庭湖的前夕，我们一连攻下了注滋口、杨罗州等地。再由注滋口沿通湖的一条大河的两岸向沅江前进。一路打，一路筹粮，向洞庭湖靠拢。 一天，部队开到距杨罗州三十里的罗家嘴，登上了九十多只帆船，只等湖水上涨，就可开船。忽然发现敌人沿河两岸赶来。他们依据有利地形，以重机枪猛向我们扫射，还大喊大叫：“抓活的。” 搁浅的船不能开，被封锁的陆地不能上。大家正急得要命，朱祖光大队长命令下水推船；并指示三中队在水中、岸头交叉掩护。 我们一中队迅速纵身下船，在湖水中一字散开，活像一条蜿蜒的长龙。我们在水中高举着枪，边打边转移。三中队出敌不意地登上湖岸，插到一个伸入湖中的突出部，拦腰侧射敌人。 敌人的重机枪子弹的呼啸声，在我们耳边和头顶上飞过。湖水被打得像开了锅似的，直翻水花。湖水逐渐升到胸口，我们的枪几乎是贴着水面打的，胳臂酸了，呼吸越来越困难了，还是打!只要不倒在水里，只要还剩下一个人，就不许敌人轻松地前进一步！ 敌人遭到我们迎头、拦腰的打击，便不喊叫了。于是，我们都登上了船，扬帆向湖中驶去。很远还可以听到敌人“送行”的枪声。同志们一边擦着枪，一边笑着说：“敌人是特意赶来送行的，活的共产党没抓到，死的国民党倒抬走不少。” 从此，敌人开始沿湖岸封锁，在水上“清剿”。美丽、平静的洞庭湖变成了战常 白天，我们的船在湖上柴林附近隐蔽起来，只派几只小船伪装成渔船四处警戒；夜间，又悄悄地转移了。数里长的船队，行军时除了第一只和最后一只船以外，一点灯火也没有，迫不得已时，才靠手电联络。 一天下午，发现敌人三条轮船由岳阳君山向我们飞快地驶来，轮船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大小木船，隔得老远，敌人就用机枪向柴林猛烈扫射。转移已来不及了，大船又钻不进柴林中，同志们急得直搓巴掌，都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 突然，一只小船划了过来，原来是朱祖光大队长。他站在船头上，下达了命令：“第一中队、第三中队的同志赶快下船，每两个人占领一棵柳树，准备阻击敌船，掩护指挥部与大部队转移。部队统一由第一中队长丁子炎同志指挥！” 话音刚落，丁子炎同志便传下命令：“一中队在水路左面，三中队在水路右面，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下船！上树！”船队在敌人密集的枪声中转移了，留下的部队也早已下船迅速散开，涉水爬上了柳树。 敌人见我们的九十多只船列好队形，扬帆而去，就开足马力，一面猛追，一面疯狂射击。我们不但看清了轮船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连后面船上的蓝色小旗也看见了。 随着激烈的枪声，头顶上柳树的枝叶纷纷下落，但是仍没有听到射击的命令。眼看就到我们的面前了，敌人却突然停止了射击。 就在这时，像是一声虎啸，传来了丁子炎同志“快放”的射击口令。柳树上的同志，立即以排枪向敌船射击。有的骑在树上打，有的把腿勾住树枝打，有的把枪架在树杈上打，有的简直就是站在树上打。 敌人根本没有想到红军游击队能在湖中设下伏兵。这来自空中的突然袭击，立即把他们打了个晕头转向。前面的三只轮船一掉头，后面大队的敌船也急忙转舵。一百多只敌船像一锅油条一样，在湖上乱转，好容易掉转了船头，就开足马力向岳阳的君山逃去。 指挥部估计第二天敌人还会再来，而且来的将会更多，于是命令部队向陆地靠拢。拂晓前，我们开始登陆。 这里是一大片丈把高的茂密的苇林，纵深约有三里。左一脚右一脚地踏着芦苇，开出了一条曲曲弯弯的狭窄的路。没行多久，便遭到埋伏在芦苇深处的白军猛烈的阻击。登陆部队摸不清敌人虚实，不敢恋战，急忙转移。谁知又遭到敌人正面和左、右两翼的三面夹击，被打了回来。 这时又听到湖上传来“突突”的发动机声。回头一看，大家的心猛地收缩起来：轮船！我们立即向敌发起冲锋，但终因压不住敌人猛烈的火力，第三次垮了下来。许多同志在苇林中倒了下去。 湖面上，敌人的水上部队黑压压的望不到头，轰轰隆隆冲向前来，无数条火舌射向我们。在这腹背受敌的严重情况下，指挥部决定把全部力量投入战斗。 朱祖光大队长提着驳壳枪，对着最后一批登陆部队大喊：“同志们，快!快!”回头又对已登陆的同志大喊：“同志们，上刺刀！准备一个挑他五个，是铁墙也要杀开一条血路！往前冲！冲啊！”于是，同志们呼喊着，射击着，又一次冲进灰暗的苇林，与敌人拚开了刺刀。 在苇林中，我也摸不清东、西、南、北，就顺着厮杀声往前冲。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正在扭打，我两步窜上，照准白鬼的脊背，就是一枪托。 就在这时，忽然冒出一个彪形大汉，一枪托击中了我的左膀。我的手一松，枪落了地。却看不清是哪个同志一刺刀就把那家伙捅了个穿心透。那家伙惨叫一声，倒在一边。我急忙爬起，那个同志早已不见。我在乱苇中找到了枪，跳过敌人的尸体，又向前冲去。 就这样，挑死一个，前进一步。芦苇丛中，到处是沉闷的枪声，短促的喊叫声，刺刀的撞击，芦苇的折断声。这杂乱的声音逐渐向前移动着，向苇林尽头移动着…… 黎明，杀出了苇林，一气追了两个山头，把敌人打散，方才突出敌人的重围。这时，只见我们的军衣上、刺刀上尽是淤泥和血迹，有的手里提着一支枪，肩上还挂着几支枪。大家的脸色铁青，晶亮的眼睛直盯着一群群打着哆嗦的俘虏。 不久，我们渡过了长江，进入洪湖地区。从那时起，我们这支秋收起义出来的八大队，编入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和七师特务营，远离了家乡，在洪湖根据地参加了新的斗争。 朱绍清同志：（1913—1989），湖南省华容县人，1913年1月出生于华容县东山一个贫农家庭。 少时读过三年书，后辍学务农。1927年参加农村革命斗争，打击封建恶势力。大革命失败后在华容参加秋收暴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华容赤色警卫队宣传员、司号员、司务长，红六军七师特务营班长，四师十二团分队长、排长、连长、营长。随红军参加洪湖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保卫苏维埃政权。红军长征途中，先后率部担任强渡乌江、金沙江的战斗主攻，两破长江天险，为红军前进开辟道路，在战火中升任红四师十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四支队营长、副团长、军政干部学校大队长。1938年春夏之交，率部开辟含（山）和（县）地区，任含和地区前委书记、路东临时前委委员。1940年任新四军八团副团长、江北游击纵队参谋长。1941年以后任新四军旅参谋长、副旅长、旅长、旅党委副书记。率部与日伪军作战，越战越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解放了被日军奴役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二纵队四旅旅长、四师师长、师党委副书记。1948年11月任华东野战军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指挥泗县战斗、宿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军长、军党委第一副书记，率部参加渡江战役，在龙稍港地区强渡长江天险，切断宁沪路，连克宜兴、长兴、吴兴，歼灭国民党军上万人。接着参加上海战役，担负主攻突击任务，在枪林弹雨中展开阵地战、街巷战，攻克了国民党军在刘行、杨行一线通往吴淞的要道，击破汤恩伯吹嘘的所谓'固若金汤'的淞沪防线，和兄弟部队一道解放了大上海。8月，随第十兵团参加福州战役，奉命正面攻击福州，歼灭国民党军4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二十八军军长、三十一军军长，执行福建前线防务和剿匪等任务。1961年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戈委常委、福州军区代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7年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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