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强 在部队时留影
“苦乐军旅”之三：
《阅读习惯助我行》
文/郭志强
1979年上半年，我由229团政治处书记，调整到团宣传股当干事。能不能适应这一岗位，当时心里没底，很是缺乏自信。因为我知道，作为一名宣传干事，如果没有厚实的知识功底作支撑，就很难在这一岗位上有所作为。而知识底子太薄，正是我的软肋。我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踏进了宣传股的办公室。
记忆中的三幅画面
229团政治处宣传股是一个有着浓厚学习氛围、充满正能量的团队，置身其中更感觉尤深。其中有三幅画面，在我的记忆里至今印象深刻。
第一幅画面：书不离身。从股长到干事，不管是从办公室到宿舍的路上，还是出差、下部队的途中，书都随身带，一有时间就看上几页，就像现在的人，手机不离身，随时随地都在看一样。
第二幅画面：报纸上面开天窗。每个人都有一个剪报本，看到有喜欢的文章，随时剪下来贴到剪报本上。一张报纸不出三天，浑身上下肯定布满了窟隆眼。这在当时，是积累资料的主要方法，不像现在，打开手机，上网一查，要啥有啥。
第三幅画面：宿舍三抽桌书架上摆得满满当当的那排书。那时单身干部居多，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几乎是单身干部宿舍的标配，因桌子上有三个抽屉，我们都叫它三抽桌。走进宿舍一看，其他地方几乎都是空荡荡的，唯有三抽桌书架上摆得长长的那一排书，显得很丰满、很拥挤。那时物质生活确是很匮乏，但人们外出，书店一般是必到之处，一旦看到有喜欢的书，大家都舍得花钱。
这三幅画面背后诠释的是：读书在大家的眼里有多么重要，大家不管干什么事，都忘不了学习，工作不管有多忙，都在见缝插针地读书！
很快，我就清楚了我所处的环境：一批比你水平高的人，他们比你还努力！我的阅读习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破解时间难题
对于读书，困扰大家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时间问题，感到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把工作和读书学习对立起来。我开始也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感悟到，这是一个思想上的误区，工作和学习之间，非但不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没有时间读书，关键还是看你思想上认为它重要不重要，因为人们总是要把时间和精力安排去做最重要的事情，只要思想上认识到读书学习重要了，那么时间就肯定会有的。
在宣传股工作的这些年，我注意留心观察，大家的读书学习时间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1、用好八小时以内自主支配的时间。八小时以内指的是正课时间，正课时间里往往不一定都忙于工作，也有不少属于自己支配的空闲时间，而且这部分时间属于一天中的黄金时间，人的精力充沛，用好了更容易出效率，用不好也容易浪费掉，比如有的一杯水一颗烟，一个话题聊半天。
2、用好零碎时间。古人看书有“三上”之说，即马上、枕上、厕上，说的就是利用好日常工作生活中的零碎时间，比如节假日、星期天都安排出一定的读书时间，出差时车站、码头的候车时间，跟随领导下部队的空余时间等等，这些零碎时间利用好了，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时间财富。
3、用好晚上时间。晚上从8点到11点，将近3到4个小时，而且这段时间夜深人静，少有干扰，更容易出效益、出成果。凡是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能干出点名堂的人，没有不重视利用好晚上时间的，正如有人所说，晚上时间用好了，一天等于两天，一年等于两年。
时间最公正，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又很不公正，它偏向于合理安排时间，抓紧时间干事的人。
抓住机会“恶补”
提干后，部队安排我两次离开岗位集中学习，这两次的离岗学习，对我知识视野开阔、阅读习惯养成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次是1979年下半年，团里接到一个去南京政治学校（即后来的南京政治学院）学习培训半年的名额，我作为股里刚报到的新干事，也算是重点培养吧，便把这次学习培训的机会安排給了我。
培训的主题内容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9年“真理标准讨论”还在深入开展之中，各种旧的思想和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当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处于一统天下状态，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计划经济的弊端开始被人们诟病，市场经济破土出芽要登上历史舞台。
当时我们用的教材是吴敬莲教授修改后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版本，吴敬莲先生可说是市场经济理论早期的引领和推动者之一，他修改后的版本，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优长有了初步的引证和论述。这次培训，对后来准确把握和理解党的关于社会主义巿场经济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出台，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理论基础。
更为凑巧的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的妹妹，在学校当图书管理员，入学时间不久我就去参观了学校的图书室。一进图书室，首先感到的是震撼。偌大的库房，一排排的书架，整齐地排放着各种书籍，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书。当问我想看什么书时，我竟无言以对，这么多书，真的不知道看什么好。最后借了一套法国大仲马的四卷本《基督山伯爵》。这一看而不可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看完后，又接着看了小仲马的《茶花女》，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等 。我们班里八个同学都跟我沾了光，一开始借一本，后来一次借五到六本，大家互相传看，班里出现了一个业余时间看小说潮。
这次半年的集中学习培训，第一收获，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不少欧洲文学名著。而更重要的收获是，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太多，而自己知道的东西太少太少，更加增强了读书学习的欲望和紧迫感！
第二次离岗学习是1985年，当时我在军政治部秘书处。有一天，处长李广哲突然告诉我，山大中文系面向部队干部招生，学制两年，你有什么想法。我当时好像没经过大脑一样脱口而出：参加考试，争取上学。广哲处长又对我说：根据你的情况，正营任职时间已两年多，如果不上学，下半年有调副团的可能，我又毫不犹豫地对处长表明了态度，职务调整可不考虑，争取上学。广哲处长见我态度如此坚决，也没再说什么。这样经过了近两个月的备考，1985年9月初，我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山东大学，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生生活。
李广哲（左）同张传禄留影影
能进山大读书，可说是我多年的一个梦想，这次也算是梦想成真吧。入学不久，有两个方面便让我思想上受到莫大的震撼。一个是老师、教授的讲课艺术和水平，可谓令人叹为观止。每一节课都讲得非常精彩，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内容丰富、语言精准，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听上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真有“教授一堂课，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当年的山东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国家早期的八大名校之一，原来有一批顶级的学者教授作支撑，名副其实。
令我震撼的第二个方面是，参观了学校的图书馆之后。原来感到南京政治学校图书室的书就很多很多了，看了山大的图书馆后才知道，什么是书的世界、知识的海洋。山大图书馆是一座藏书楼，各学科、门类的书籍，摆满了每一个楼层的各个房间。我第一次去借书，由于情况不熟，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才找到了我要的那本书。进了山大图书馆，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珠子有些不够使。
在山大图书馆的合影
我们的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主修汉语言文字基础、文学史、文学理论，每个历史时代的文学思潮，文学名家、名作是研学的重点，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从《诗经》、《楚辞》、《诸子百家》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中国近现代文学，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的代表作品；欧洲文学，从《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说》，到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德国的歌德、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代表作。第二学年，又增加了两门选修课，《美学》和《心理学》。
两年的学习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除去下午一个小时的体能锻炼，其他时间不是上课，就是在房间里看书。我们这个班都是从部队工作一线来的，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机会，学习起来都很用心。虽然学习生活很单调，但由于每天都有新的知识装进脑袋，所以生活倒没觉得特别枯燥。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最大的收获是，静下心来看了不少书。不完全统计，两年下来，大约阅读各类书籍有一百多本，其中对一些名家名作进行了重点阅读。自己能感觉到，经过了山大这两年的“恶补”，知识先天营养不足的问题有所缓解，对未来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更加充满了信心。
读书事后才觉甜
读书是件很清苦的事情，读书之乐，在于日后收获。正如当代社会学家马未都所说：读书当日苦，事后才觉甜。对此，我深有同感。
1987年6月，山大毕业后，集团军安排我到77师230团任政治处主任，1991年上半年接任团政委，在团、旅、师三级政委的岗位上工作了近二十年。每一级岗位，应该说都不是很轻松，但干得都不是很差。退休几年后，有一位当时的集团军领导见面跟我说，你当年带的班子，是一个集团军党委放心、基层官兵满意的好班子，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是集团军领导的共识。我对老领导说，您这句话，是对我这些年工作的最高奖赏。之所以干得还不是很差，这里面固然得益于上级党委机关的帮助指导，得益于一班人的共同努力，得益于全体官兵的大力支持。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些年与自己一直不停地读书学习有着重要的关系。
读书等于是不断与古圣前贤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它可以让你知荣辱、明是非、辩善恶 、识美丑，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象面前眼不迷、心不乱。
读书能让你变得宠辱不惊，在遇到人生暴风雨时，不会大悲大喜；在困难挫折面前不沉沦、不诅丧；在顺境成就面前，保持头脑清醒，不膨胀。
一个人要成长，就必须读书；一个人要不断地成长，就必须不断地读书。这里的成长，不仅仅是职务上的升迁、仕途上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不断升华、心灵上的不断净化、人格品质上的不断完善。
这些年的读书学习没有白下功夫，它的回报凝聚在了我所在的部队建设里，凝聚在了我的人生路上。
读书事后才觉甜！
2022年10月15日于青岛
